利維坦按：最早在《病玫瑰》（the Sick Rose）一書中看過本文中的部分作品，但沒有留意書頁中那個叫Lam Qua的人。
Lam Qua本名關喬昌，號林官（1801-1860），廣東南海人。我們對這個人所知甚少，只知道他受著名學院派畫家喬治·錢納利（George Chinnery）的畫技影響（據說關喬昌曾師從喬治·錢納利，但後者並未承認過），在1836到1855年這段時間內，受委託繪製了一系列病患肖像，這其中，以那些巨大腫瘤肖像最為令人過目不忘。
至於彼得·帕克，曾被譽為“用柳葉刀傳福音”的西洋人，他在1835年創辦了中國第一家西醫醫院，即博濟醫院（現中山大學孫逸仙紀念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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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Veronique Greenwood
譯/Yord
校對/Amanda
原文/www.atlasobscura.com/articles/lam-qua-medical-portraits-yale
本文基於創作共同協定（BY-NC），由Yord在利維坦發布
文章僅為作者觀點，不代表利維坦立場
在耶魯大學醫學院圖書館的地下室裡，有個箱子裝滿了黃色、乳白色的石頭，上面還帶著怪異的渦紋。旁邊是80多幅身著深色長袍的男女肖像畫。他們的面部表情十分平靜，甚至可說是克制。儘管有腫瘤垂懸於手臂，鼻子或腹股溝，他們仍以一副冷酷之態凝視觀者。這些畫幾乎是200年前的遺跡了。當時有位傳教士本打算一心傳教，卻在後來投身拯救清朝百姓生命的事業當中。
這個人就是彼得·帕克（Peter Parker），生於美國馬薩諸塞州。當時，美國貿易商船頻繁往來於波斯頓和廣州，運來鴉片以換取茶葉、絲綢和其他中國製品。1834年，他從耶魯大學醫學院和神學院畢業，並強烈渴望去往東方。他立志在中國開辦一家眼科醫院，運用現代醫藥的神奇療效，促使病人皈依基督教。這樣，他們得以重見光明，並成為長老會教徒。
至少他本是這樣打算的。一開始，他也的確在一家醫院做眼科醫生，這家醫院開在狹窄巷子裡，設有自己的診所。但外國人居住的街道之上，有些其他問題的病患開始變得惹眼。其時，外科手術在中國並不常見，而這些人身上的腫瘤漸漸失控，小如蘿卜，大如稚子。帕克記載到，吳堅成（Woo Kinshing，音譯），49歲，胸口腫瘤兩英尺大，狀若大提琴。最後終於對其進行了腫瘤移除手術，手術用時16分鐘，腫瘤重達15磅。
當時，乙醚還沒有被運用於外科手術，因此無法對病人進行麻醉。向帕克醫生請求手術的人將面臨難以想象的折磨。但仍有成千上萬的人前來做手術。
在接下來的二十年裡，共超過40000個病人在廣州醫院接受了治療。這些人來自廣東的各個階層，包括漁民、製鞋匠和商人等。帕克在日誌裡記錄下這些病例，並在傳教士報紙上發表文章，雇傭助理，給當地的醫學生授課。在很早之前，他似乎偶遇過著名的肖像畫家關喬昌，後來他們成為了鄰居。雖然具體細節已不可考，但關喬昌的確接受了他的第一批畫像委託。
如今，這些畫像身處千里之外的異國他鄉，比委託者、畫家及畫中人都歷經了更久的歲月。耶魯大學圖書館的讚助人，從歷史學家到電影製片人，再到記者，都堅持不懈地想要這些畫。今年，一位醫學院的教授還將其公之於眾。“任何一個觀者，都會感受到（它們）巨大的魔力。”阿瑞·海因裡希（Ari Heinrich）在《影像的來生》（The Afterlife of Images）一書中這樣寫道。
阿瑞是一位研究中國文化的學者，該書是研究這些圖畫的少數書籍之一。位於馬薩諸塞州塞勒姆市的皮博迪·艾塞克斯博物館，正計劃於2021年展出關喬昌的腫瘤患者畫像，這將會是它們超過25年來的首次亮相。策展人戈登·威爾金斯（Gordon Wilkins）沉思道，“怪異感十足，但又極具美感。”為什麽這些畫像具有經久不息、讓人沉醉的魔力呢？
在耶魯大學的這一系列藏畫中，6號畫像是一位年輕女子。一對銀色耳環垂至脖頸，額上留著動人的短齊瀏海，右手指甲精致漂亮，但手上卻長出一個大如家貓的黑粉色肉團，一條熔岩般的紅色裂紋浮於其上。她的嘴微微張開，似乎正要說話。
20世紀90年代早期的一天，史蒂芬·拉赫曼（Stephen Rachman）正在耶魯大學醫學歷史圖書館苦讀。這時，一位在圖書館工作的朋友拍了拍他的肩，低聲道，“你想看點惡心的東西嗎？”當時還是名研究生的拉赫曼，隨即離開了閱覽室，跟著這位圖書管理員來到了樓下的儲藏室。拉赫曼現在已是密歇根州大學的英文系教授，回憶起當年，他說道，“我對那種事情毫無抵抗力。”
他們打開了金屬隔柵，走進灰塵彌漫的儲藏區。他們找到了一個老舊的櫥櫃，門裡懸掛著一張寫有詩句的泛黃紙張。拉赫曼靠近去讀。
這些不恭的詩句出自某個年代久遠的作家之手。有一點是確定無疑的：裡面就是這批藏畫。上面是一個裝石頭的箱子，石頭狀如囊袋，後發現正是帕克和同事做手術切除的那些腫瘤。儘管因年月久遠，顏料黯淡，畫像昏暗，但仍能看清這些無名病患，身處中國最後一個封建王朝的余暉裡，透露出的那種神秘的坦率神情。儘管拉赫曼的論文研究方向並不在此，但他卻被這些畫攫住了心神。
數年之後，他碰巧到訪倫敦的蓋伊醫院（Guy's Hospital）。蓋伊醫院已成立300年，當時那兒正在展出一批古老的教學繪畫。其中幾幅畫似曾相識，這使他尤為激動。他說，“我很清楚它們到底是什麽。你沒辦法將其棄之腦後。”他開始深挖這件事。除了耶魯大學的84幅腫瘤畫像，蓋伊醫院還收藏有27幅，康奈爾大學有4幅，皮博迪·艾塞克斯博物館（the Peabody Essex Museum）還有一幅。此外，哈佛大學和倫敦威康研究所還有不少數量的水彩畫。耶魯大學的圖書館裡還保有彼得·帕克的日誌。拉赫曼花了幾個小時，利用微縮機器仔細閱讀這些日誌，將名字、病例和畫像上的人臉一一對上號。在這個過程中，他知曉了這些畫像是如何創作出的。
從帕克的日誌得知，這位畫家叫關喬昌，是中國南方沿海地區最受歡迎的肖像畫家之一。其人溫文雅爾、才華橫溢，且作品眾多。起初，關喬昌為答謝醫院不收費的決定，也為感謝帕克收了他侄子當學生，因此在作畫時沒有收取任何費用。後來，他至少收取過一次報酬。對此，帕克可能有自己的多重考慮。一開始，他可能想將這些畫像用作給醫學生的授課材料。這些畫像也可能用於鼓勵病人，因為據去過廣州醫院的人說，醫院等候區就掛著這些病人手術前後的畫像。
而那就牽扯出一個令這些畫像被津津樂道的謎團——流傳到現世的，僅有一幅患者術後畫像。卜阿興（Po Ashing）在前一幅畫像中，可看到他背對著牆，左臂上有一個巨大的球狀組織。在第二幅畫像中，他筆挺地站在海岸邊，遠處是群山。手臂和腫瘤已不見蹤跡，傷口也愈合良好，看上去不再那麽惹眼。為何我們沒有見到其他手術後的畫像流存於世？這是正常的嗎？
而帕克雖得到了病患的信任，但顯然並未帶來多少宗教信徒。他的傳教成果讓新教教會——他的美國傳教士理事會讚助人大為失望。因此，他為了給醫院自籌資金，開始拿這些畫像在美國東海岸及歐洲進行巡展，成功籌到了不少資金。有個傳教會甚至出錢以資助他繼續收藏這批畫。於他本人或藏有此類畫的醫學院而言，這些畫像的價值可能在於患者術前的不同尋常。
然而，這些畫像並不只是抓人眼球的存在。拉赫曼說道：“我不能代表所有人。我知道有些人會覺得它們令人反胃。但對我而言......如果你以成熟的視角來思考人類疾苦，而不是事不關己地轉過頭去......那麽你會覺得畫上的這些人魅力無窮。”他揣度著這些人準備重要手術之時的極度緊張，以及巨大的恐懼、痛苦和絕望。他想到首先要為這種畫當模特時，他的聲音弱下來，“就好像是看某個人為戰鬥做準備一樣。”
他說：“這些畫像有種超乎尋常的東西，將其和普通的臨床畫像區分開。人們把他們變成標本。但他們拒絕如此，並做出了反抗。”
這些畫像帶來一種奇怪的熟悉感。事實上，它們的風格類似於托馬斯·勞倫斯(Thomas Lawrence）為英國攝政時期貴族畫的肖像。勞倫斯畫中的人物總是一臉超然，領巾凌亂，面頰紅潤。背後是程式化的風景畫，或是一片陰鬱的黑灰色背景，而遠處蜿蜒的河流或樹叢則暗示著更為廣袤的世界。阿瑞·海因裡希說：“他的作品試圖產生某種共鳴。像一部視覺意義上的百科全書，反映肖像主體在特定情境中體現出的所有本質。”她在讀研究生時就對這些患者有所了解，現在已是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的教授。
與勞倫斯同時代的喬治·錢納利（George Chinnery），是英國統治印度時期最重要的英國肖像畫家。他把在印度的債務和責任拋諸腦後，於1825年來到中國南部沿海地區，當時關喬昌的畫家生涯才剛剛開始。雖然他們之間的關係不為人知——關是他的學生嗎？或僅是一個精明的競爭者和模仿者？但可以肯定，關的西洋畫法在很大程度上借鑒了錢納利的英國肖像畫。因為這兩者都將那種為人熟知的視覺語言運用自如。
觀摩過這些畫的人，就算沒有成千也有上百。這些人不僅有病人和傳教士，還包括美國國會兩院議員、坎特伯雷大主教、法國國王及王后。海因裡希說，畫像中這些疾病纏身的普通人，很可能向西方觀者灌輸了關於中國的某些資訊。對於西方世界而言，那個時代的中國代表了多種含義。正如歷史學家史景遷（Jonathan Spence）所載，局外人認為它象徵了新奇與恐懼，落後與先進。與帕克同時代的傳教士作家們經常宣揚基督教可以治好中國通身的病痛。一家傳教士報紙《中國叢報》曾刊：“百姓的身體和心靈，皆已被不合人情的禮法扭曲變形。”
儘管如此，這些畫像仍避免傳達出憐憫情緒。多數畫像人物看起來也並非極度畸形。耶魯大學這批藏畫中的38號畫像描繪了一位中國官員，目光投向畫外。帽頂一顆紅色紐扣閃閃發光，淺棕色的眼睛目光平靜，臉部表情放鬆且略帶愉悅，面容裡帶著些許無畏。這是一個不會受到任何傷害的人。左頰腫瘤的突起之勢，似乎快要將其和臉部分離開來。肉瘤最高處的粉色疙瘩，和那顆紅色紐扣兩相呼應；而表面的黑色膿皰並未精細描畫，反之用模糊的筆觸帶出。一小塊白色區域則表明因腫狀物拉扯而緊致光亮的皮膚。這幅畫的總體觀感並不像是精確的醫學記錄，更接近一種捕捉人物神情的印象派畫法。
儘管帕克對這些病人照顧有加，但苦於文化和語言隔閡，也許無法像關喬昌那樣對他們有更為深入的了解。關可能在這整個工作裡察覺到了一絲有趣的反諷。用一種迎合貴族虛榮心的方式去畫手術病人，這幾乎是一種情感顛覆。
安格爾的油畫《大宮女》展現了19世紀的西方對於東方的幻想。畫面上是一位裸體的土耳其宮女，正回眸看向觀者，背部裸露在外。人體結構顯得過長而有些怪異。一些評論家評論說這位宮女多了兩節脊椎骨。關喬昌也許在與帕克合作前，為另一客戶臨摹過此畫。海因裡希認為，關在其中一幅腫瘤患者畫像裡與《大宮女》進行了呼應。在那幅畫中，一位臀部長有腫瘤的年輕女子劉阿金（Lew Akin，音譯），以坐姿將充滿肉感的腫瘤示於人前，並以同樣的謎之目光回望觀者。
今年夏天，我在皮博迪·艾塞克斯博物館見了戈登·威爾金斯（之後他便被調職）。他曾帶我去了一個地下室，裡面的木製小雕像和金色掐絲小船被靜置於牆邊架子上。館藏的關喬昌腫瘤患者畫像就放在桌上，小心翼翼地用硬紙板蓋著。其中有一幅畫了一個坐著望向畫外的男人，他的眉毛形狀十分漂亮，左頰垂下一串鵝蛋狀的腫瘤。耶魯大學的那批藏畫中也有幅一模一樣的。我去年剛剛去過那裡。那次訪問中，當我走進醫學歷史圖書館的閱讀室，看到經我請求而排成一行的那5幅油畫，激動之情油然而生。
這些畫可能出於實用目的而被創作，但它們已然成為優秀的藝術作品。威爾金斯將其與羅薩蒙·帕賽爾（Rosamond Purcell）的攝影作品相提並論。帕塞爾的作品記錄了焚毀書籍的驚人歷史，保存的自然歷史標本及其他稍顯驚悚的主題，多年來一直讓觀者怔忪不已。威爾金斯說：“（她）將那些被外部世界視之稀松平常的東西，用專業的攝影方式呈現出來。她把它們提升至美的高度，這和關喬昌創作的肖像畫異曲同工。”他們用自己的方式抹去了觀者和畫像主體之間的界限，給作品帶來永生。
事實上，你可以隨時越過這條界限。我自己在廣州醫院就診時，就已經了解這些畫像了。帕克早年成立的這家機構，最後被並入一家廣州大型公共醫院（編者注：這裡所說的就是中山大學孫逸仙紀念醫院，又名中山大學附屬第二醫院，位於廣州市越秀區沿江西路107號）。那天我去那裡抽血化驗，負責往實驗室送樣本的人不在。於是我揣著自己的幾小管還熱乎的血穿過庭院，走進一棟古怪的老建築。裡面很暗，層高很高，大廳裡還有護牆板，這些深色木質鑲板就如新英格蘭療養院裡裝修的那樣。我在中國南方從未見過那種布置。
南方總是陽光燦爛，滿眼都是生機勃勃的熱帶綠植，即便在廣州這個有著1300萬人口的超大城市，情況也是如此。我把血樣給到了一位詫異的病理醫師，返身走出昏黑的出口。門邊有個介紹彼得·帕克的牌匾，我在網上快速搜索一番後，得知了這些畫像。那已是好幾年前的事了，現在我對它們了如指掌，甚至深愛不已。
醫生在我體內發現的腫瘤後來證明並不嚴重。身體是神秘的，偶爾會給我們製造驚喜。在我順藤摸瓜找到這84幅畫像時，畫中人早已成了枯骨。而現在，就算已過多年，他們的臉仍常常浮現在我眼前。我經常回想起我還對未來一無所知的那個瞬間。當我們盯著畫中人時，威爾金斯會在多年後評論：“觀者和畫像主體之間存在一種奇異的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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