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周天勇
中美貿易衝突會給中國帶來那些不確定性和風險，時長如何估計，什麽樣的思路和對策加以應對，如何爭取貿易戰情況下國民經濟平穩健康運行，這是眼下我們不得不考慮的問題。
貿易摩擦以來中美的前兩輪談判，先是確定中國擴大對美國農業和能源等產品的進口規模。6月15日美國白宮突然批準對從中國進第二篇將談應對中美貿易需要認識清楚和正確處理的八大關係，請關注。口的500億美元商品徵收25%的關稅，16日凌晨中國國務院稅則委員會也宣布對等對美國向中國出口的500億美元貨物徵收相同的關稅。中美貿易衝突會給中國帶來那些不確定性和風險，時長如何估計，什麽樣的思路和對策加以應對，如何爭取貿易戰情況下國民經濟平穩健康運行，這是眼下我們不得不考慮的問題。
中美貿易衝突對未來中國經濟的嚴峻影響
中國自2001年後的10年中，經濟增長速度平均為10%，在2010年GDP規模超過日本成為第二大經濟體。1978到1987十年的最後一波人口增長潮在20年後進入勞動年齡，農村剩餘勞動力向製造業的轉移，與跨國公司等外資進入相結合，並且出口導向的工業化戰略，推動了奇跡般的經濟增長，其中出口功不可沒。2001年、2006年、2010年，出口總額佔GDP比例分別為19.86%、28.49%和25.90%。而2017年經濟增長速度放緩到6.9%時，出口佔GDP的比例下降到了18.42%。
（一）美國對中美貿易博弈的期望和可行性
按照中國海關的統計公布，2017年中國貨物貿易出口總額15.33兆元，進口總額12.46兆元，其中對美國的出口佔19%，從美國進口佔8.35%。中國對美國貿易順差1.87兆元，在美國力求減少貿易赤字的要求下，同比還增長了13%，不免給了美國激化貿易摩擦的把柄。
美國對中國貿易博弈在經濟方面總體和長遠的期望是：中國經濟增長的速度放慢，延長經濟總規模超過美國的時間，抑製人均GDP水準的過快提高；削弱中國技術進步的能力，延緩中國科技進步的速度，減輕中美之間科技競爭的壓力；維護美元的國際地位，保持以美元為主要貨幣進行標價、結算、交易、儲備等功能的國際金融體系和秩序。而從短中期來看，其目的是：減少貿易逆差、促進出口、吸引資金流入美國、擴大美國國內需求、引導製造業回流、降低失業率、加快美國經濟增長速度。
從美國一些學者和政界人士的看法，由於中國過度向美國的出口，影響了美國國內製造業的發展，減少了美國勞動者的就業，抑製了美國國內的消費需求，造成了曾經量化寬鬆貨幣政策的無效和價格水準的低迷。其首要的舉措是急切地削減對中國的貿易逆差。
兩國之間目前進出口的格局，在國際市場經濟調節下，是由兩國各自的要素、資源優勢，市場需求規模，分工協作聯繫所決定的。當然，中國與美國兩國之間的關稅稅率、開放領域需要公平對待。然而，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對於稅率確定和一些領域準入作了一些適當保護；美國則作為一個發達國家，對中國技術含量較高的產品到美國的出口，美國高技術產品、項目向中國的出口和投資，甚至金融等領域對中國的準入，也進行了一系列的限制。消除貿易不平衡，根據談判，應當按照各自經濟體可承受的範圍，確立明確的操作性目標，可以通過逐步漸進、小步快走的方式推進。
想通過激進、斷涯式和捉摸不定的貿易行動，在很短時間內解決第一大經濟體和第二大經濟體之間業已慣性的貿易不平衡，對兩國都充滿了不確定性和風險。對於美國來說，股市可能大起大落；對中國、歐洲和日本等經濟體的貿易戰，可能會使美元快速升值，不利於增強美國產品的出口競爭力；雙方不能達到妥協，中國必然反製，用其他國家的農業、能源、飛機、芯片等產品的進口替代從美國的進口，使美國失去中國這一人口最多、具有成長性的世界最大的出口市場；美國的比較優勢就是高技術，中國僅從美國進口芯片一項就達1000億美元，限制芯片等這樣的高技術產品對中國出口，世界上還有英國、韓國和中國台灣地區等芯片產品競爭性出口，收縮甚至斷絕美國高技術產品出口，只能刺激其他國家對中國的出口和中國自主研發滿足市場，使未來美國向中國這一世界最大市場出口的市場份額更小；而且，多變的貿易談判和政策，也會使美國的許多企業在雇傭勞工、採購庫存、決定生產規模、產品運銷何處等方面承擔著巨大的不確定性和風險。如果拖延和激化貿易衝突，筆者覺得，最終並不會給美國帶來理想的就業和增長。
在目前相互貿易規模很大，金融深度互聯，貨幣結算和資金流動頻繁，跨國投資深化，人員往來密切這樣一個世界經濟體系中，第一大經濟與第二大經濟體之間激烈的貿易衝突，也會導致全球各國經濟受到不確定性和衝突風險的影響。而世界經濟的動蕩和風險，經濟增長速度的放緩，反過來也會給中美經濟造成負面影響。在全球化經濟內在的聯繫之中，一國獨贏獨善和其余皆輸皆糟的格局，是不會出現的。
當然，不論雙方貿易談判博弈的最終結果如何，雙方要價和妥協的程度怎樣，美國對中國的這樣幾點似乎是肯定的：（1）減少中國對美國的出口，特別是技術含量較高產品的出口；（2）擴大對美國產品的進口，特別是農業、能源，還包括服務等其他產品的進口；（3）限制美國高技術產品向中國的出口；（4）限制中國對美國高技術企業和項目的投資，而要求中國加大對美國普通產業的投資；（5）要求中國在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不影響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6）要求中國進一步放開金融等服務業的準入，在中國結構轉型過程中進入中國的服務市場。那麽，這些雙邊博弈和貿易及投資行動，對中國國民經濟的運行和增長，會產生什麽樣的影響呢？
（二）中國自身經濟運行和增長收縮壓力
經濟博弈表面是雙方各自戰術的過招，最終的有利與不利還在於種各自的經濟體能差異。從1978年到2017年的近40年中，中國的人均GDP水準 從45美元提高到了8800美元，GDP從佔全球總量比例不到2%增長到了15%；前沿性技術從當時佔全球不到1%，上升到了目前的18%左右。縱向看，將當時吃飯都成問題的十分落後的10億人大國，發展成一個中等偏上收入的國家，不能不說是一個世界經濟史上舉世矚目的奇跡。
然而，中國仍然是一個處於發展階段的大國。2017年中國人均GDP與人均59472美元的美國相比相差了50000美元，就是與全球人均GDP水準相比也差了1500美元；前沿性技術方面，中國與發達國家平行的佔32%，落後於發達國家的佔了50%，創新型國家陣營中中國也只是處在第三方陣國家的第一位；中國還有一定數量的貧困人口，吉尼系數也還較高，居民間、城鄉間和地區間的收入和發展也存在著較大的不平衡；公共服務、金融風險管控等方面，也與先進的發達國家差距較大。橫向相比，特別是中美之間，這些差距客觀存在，也並不是中短期內就可以超過美國。特別是人均GDP方面本世紀內都不可能超過美國。科技人才、基礎科學、試驗能力、專利發明、技術產業化、技術進步體制機制等諸方面，中國與美國相比至少有著50年，甚至更多時間的差距，況且美國在未來其科技進步並不會停步等待中國的超越。中美之間在經濟發展和科技進步水準上，並不處在一個量級上。我們不能就因取得了一些發展的成就，就妄自尊大。要看到差距還很大，我們只是一個正在努力完成全面小康社會目標的發展中的，正站在高收入國家最低水準門檻外，向裡張望和準備邁進的大國。
當然，需要指出的是，我們的國家發展階段還處於成長進程中，也有著活力和動力，並不能因為上述比較就泄氣。從長遠看，中國發展也有諸多有利的方面：有著世界最大的人口規模和消費需求市場，有著勤奮工作民族習慣，居民有創業精神，改革開放以來持續教育進步及留學生回國積累了巨額的人力資本，技術創新和產業化的能力在增強，製造、能源、交通、城市、生態等體系基本形成和逐步在改善，經濟發展的政治社會環境穩定，營商環境在快速改善和優化，社會還是充滿了創新、創業和工作的精神、行動和活力。這就是我們這個民族和國家和平發展的希望和信心所在。
中國從歷史上看，偏安於東亞，並不是一個向外擴張的國家；儒家文化和佛教道教，也是中國大地孕育和發展了一個民族間包容融合、與鄰國間和平相處的民族；近代以來的幾百年中，中國沒有向外攻城掠土，也沒有主動參與世界性的帝國大戰，而是受到世界一些列強的侵略，甚至被瓜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近70年，也是本著和平共處的五項原則，發展國際間關係。改革開放，特別是2013年以來，我們強調中國定不稱霸、合作共贏、 “一帶一路”互助行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等新型外交和國際關係理念，與各個國家共築和平發展和共同進步的國際社會。
但是，我們今天不得不面對的是中美之間的貿易衝突，知己知彼，也不得不先來看多年及未來中國國民經濟運行和增長的特徵：從2007年GDP增長14.2%以後，增長速度呈了一個長期下行的走勢，調整一些 GDP的核算後，2017年為6.9%，放緩周期已經長達10年。無論是過去的多年，還是就未來判斷，國民經濟處在一個經濟收縮壓力較大的期間。
首先，人口增長和結構的變化，成為經濟增長放緩的基礎性原因。進入21世紀以來，勞動年齡人口從最多時年增加1200萬，到2017年減少548萬。動態地看，意味著勞動力供給的增減變動造成了國民經濟運行這樣一個較大的轉折：即從上年不斷增長的有支付能力的消費需求，要求下年生產能力不斷擴張，到了從上年不斷減少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要求業已形成的生產能力，不斷地出清。也即生產過剩和去產能進入持續的常態化過程中。
比如，我們計算出2007年全國居民消費總額與就業勞動力平均為1.1108萬元，當年新增勞動年齡人口657萬，假定失業率為5%，當年新增和實現的消費需求為693.3億元，為當年居民消費總額的0.83個百分點；而2016當年居民消費總額∕就業勞動力，平均為3.0587萬元，當年因勞動年齡人口減少的而減少的消費需求為1014.11億元，為當年居民消費總額的0.42%。如果我們將2012年以來5年減少的勞動年齡人口累積，2016勞動年齡人口比2011 減少了1796萬人，假定五年中平均失業率為5%，因經濟主力人口減少2016年損失的消費需求為5219億元，佔2016年居民消費總額的2.15%。從20年前人口增長速度決定20年後經濟增長速度定理模型看，不包括收入分配差距若不能改變因素，GDP增長速度有從2018年的6.5%左右到2025年減速為4%的下行壓力，而2026到2035年間經濟增長速度將長期徘徊在3%的水準上。
其次，財富和收入差距高也是造成國內需求不足的重要成因。從居民的就業、收入、投資和消費能力及行為看，改革開放以來城鄉土地、遷移、教育、醫療和住房等體制的嚴重滯後緩慢，積累了巨額的錯過城市化和農村窩積勞動力和人口，造成了收入和財富城鄉間的差距，在高收者收入邊際投資率遞增、邊際消費率遞減和低收入者收入消費率高但收入少的經濟機制作用下，也發生了收入差距較大形成的生產過剩和增長速度的放緩。
我們可以看到這樣一些數據：2016年7.76億勞動力中，在農業中就業的勞動力高達2.15億人，農民工高達2.82億人；農業GDP勞動生產率只有2.97萬元/人，非農業勞動GDP生產率高達12.13萬元/人，後者竟然是前的4.08倍；2016年城鎮部門職工年收入66371元，農民工年收入32750元，農業就業勞動力年收入約20000元左右；城鎮戶籍居民、城鎮非戶籍居民和農村居民年可支配收入人均分別為37884元、22990元和12363元；消費人均支出分別為25382元、17702元和10130元，平均收入消費比率分別為67%、77%和82%。當然，一方面勞動力利用扭曲、房地財富差距、收入分配不均，是影響國民經濟增長動能的問題；另一方面，也說明數億人的消費需求還沒有達到工業化中後期階段，還對工業化產品有著較強烈的需求，如果能夠提高其收入水準，就會擴大巨額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來破解生產過剩，延長工業化時間，獲得國民經濟中高速增長的強勁動能。
經濟學家和經濟政策研究者，還是要依據於數據，並分析數據之間的關聯，去進行較為靠譜的判斷。上述這些數據描繪國民經濟運行和增長狀態是什麽呢？我們看到，無論是人口生育的行政管制加市場機制的調減作用，還是人口和勞動力在城鄉和地區間不能順利地退出和遷移，干擾最大的其實是勞動者和人口的收入。因此，雖然問題的狀態表現在供給側的產能過剩方面，而問題的根源卻是人口收縮和收入差距造成了有支付能力消費需求的不足，使資本和技術作用越來越大格局下的產出，不能被相應的人口和勞動力保持和獲得的收入形成的消費能力所平衡。
（三）中美貿易衝突加劇對中國經濟收縮的壓力
前面已述，中美貿易衝突，美國方面認為，中國過去吸引了美國的製造業，轉移了美國的就業崗位，造成了其經濟的低迷。因此，需要壓縮中國的製造業和就業，通過改變美國逆差過大的貿易格局，使製造業回流美國，將失去的就業崗位再從中國轉移回來，增加居民收入，擴大消費需求，重振美國經濟。不論程度如何，時間多長，都會對中國經濟造成一系列的影響。
首先，對產能、就業及居民收入和政府稅收發生負面影響。提高對中國向美國出口產品的關稅，將程度不同地影響中國經濟增長的外部需求拉動，關聯地造成企業產能利用率進一步下降，停工停產企業增多，產能更加過剩，迫使製造業企業向其他出口成本較低的國家轉移；出口減少，除了影響生產出口品企業壓縮勞動力使用外，還涉及相關原料、裝備、運輸、信貸等等一系列上下遊和橫向關聯企業的工作崗位，就業機會會減少；財政稅務部門實際上只有更多地加稅，才能保持政府收入的快速增長，以維持行政、公共服務和養老等開支的需要，然而這會導致更多的企業關門。
其次，如果突然擴大進口，也將會壓縮中國就業的太空。降低進口關稅，加大對美國農業、能源和其他產品的進口數量，減少中國產品的出口，從總的巨集觀經濟講國內供給增加，需求減少，會使目前生產能力更加過剩。而國內外市場需求低迷加重，生產能力開工率下降，勞動力利用機會就會減少。比如農業，本來20億畝耕地等要素配比的勞動力近2.15億，冗員實在是太多太多。如果加大農業產品的進口數量，會使目前農業領域中的隱蔽性失業更加嚴重。再比如能源，美國能源的價格水準在國際市場上有競爭優勢，將會對國內較高成本的原油生產能力，形成衝擊，造成其開工不足，影響石油及其關聯產業的就業機會。2017年中國有2.86億農民工勞動力，每年需要就業的大高職學生1600萬人，如果再加上其他製造業產品如果擴大進口，產能全面更加過剩，會影響農業、輕工製造業、裝備製造業和建築安裝業（國內中間投入受到影響）的就業崗位，迫使外出農民工回鄉，城鄉就業機會收縮壓力加大。
再次，如果擴大進口，而出口受到影響，將形成國內國民經濟通貨緊縮壓力，而多投資貨幣，結果可能是滯脹。從巨集觀經濟指標看，近多年，居民消費品價格一直走低，2018年5月價格指數為1.8%；製造業生產者購進價上漲為4.3%，而消費品出廠價漲幅只有0.3%，環比則為0.0%，說明進廠生產資料價格上漲而消費品出廠價低迷正在侵蝕著企業的利潤；M2貨幣供應量同比增長8.3%，比預期也低了0.2個百分點，增幅比去年4月更是降低了4.5個百分點。在這種局面下，擴大進口，相對減少出口，一方面，價格下降，給城鄉居民帶來消費成本降低的實惠；另一方面，國內有支付能力消費需求因經濟主力人口收縮而收縮，因進口擴大和出口相對收縮使供給更加大於需求，導致價格水準更加走低。
第四，如果加大進口，對國內有支付能力的消費需求形成收縮性影響。進口農業和能源產品，會壓低國內農業產品和石油等產品的價格，這對於消費者來講當然是利好，但是，考慮中國農業勞均農田低下的生產率，產出率不高的老油田，農業和石油領域勞動者的收入會程度不同地降低。出口相對減少的產業領域，除直接出口製造業收縮減人，其關聯的供貨、包裝、運輸、其他服務等領域也會減少就業，從而形成出口收縮性關聯勞動者的收入減少。進口產品除了直接影響農業和能源等產業職工的就業和收入外，產能向美國的轉移，也會導致關聯化肥、水利、石油裝備、農產品和油氣國內運輸和其他配套供應服務領域就業及收入的收縮。這種勞動者就業和收入的相對減少，又影響有支付能力消費需求的收縮，使國內消費需求與物品供給之間更加不平衡。
第五，形成較為緊張的財政收支格局。中國是間接稅為主的國家，政府主要收入來自於企業，企業稅負率高達68%。營改增後，由於產品上下遊進貨銷貨之間抵扣緊密，發票管理嚴格化，過去漏征的網眼漏洞被扎緊和堵塞，加之增值稅率世界上水準最高，運行的結果是：實際上並沒有減稅，一季度GDP增長6.8%，在經濟不甚景氣的局面下，稅收卻大幅度增長，1-5月累計，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卻同比增長12.2%，其中，國內增值稅和國內消費稅同比增長分別了19%和21%。如果擴大進口，相對收縮出口，企業產能利用率進一步下降，國內消費需求市場走低，企業經營困難，高稅負不能通過市場需求和價格太空而轉移，開工不足、停工停產和關門破產增多，將會影響財政收入。而從另一方面看，農產品價格降低，將影響2億多農業勞動力的收入，以及與石油行業及其相關行業有關的近千萬勞動力家庭的收入，總的供給過剩也會造成許多失業家庭生活困難，財政在稅收和社保收入有收縮壓力的情況下，還要考慮農業產品保護價格收購和補貼，石油及其相關行業勞動者家庭生活救助，特別是一些停工重組企業的職工安置，以及因失業和就業不足而造成的困難家庭的低保，再加上社保資金的籌措和支出，財政收支將會陷入困難。
第六，影響中國貨幣和金融體系的穩定。有這樣四個方面：一是中美貿易的不確定性，對中國股市形成起伏不定，特別是向下的壓力；順差會程度不同地減少，外匯儲備相對會下降，加上進出口的變動，對匯率也會發生影響；如果股市不穩定、換匯需要一定的管制，製造業過剩而投資難以進入，則居民投資領域將集中在房地產領域，加上地方政府壟斷饑餓供地，房價上漲波動的壓力將增大，而通貨緊縮形成的流動性不足則又使房地產開發企業資金鏈處於緊張狀態，居民就業和收入受到影響會對抵押月供能力有所波及。因此，房地產領域的不確定性和波動風險也加大。二是產能過剩加大，開工率不足，一些企業從銀行等金融機構貸款和向資本市場發債，還本付息和兌付違約會增加，雙方的債權和負債資產品質就會下降，不良資產比率就會上升。三是經濟增長速度如果因過剩而下行壓力加大，國民經濟消化不良資產的能力也會降低，負債和債權的關係和資產品質情況可能會步入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時的境地。四是周邊安全形勢不穩定，特別是台海、南海如果管控不力，擦槍走火，也會影響中美各自人民幣和美元的匯率，涉及各自金融體系的穩定，特別是對全球金融體系都會形成大的影響。而未來養老金由於少子化、經濟主力人口收縮、老齡化嚴峻，加之覆蓋面不全、社保積累起步晚、逐步均等化壓力大等因素，使我們在平衡債務、降低杠杆，穩定金融體系方面，回旋的財力余地有限。
當然，中美貿易衝突，或者雙方非合作博弈，相互提高減稅，或者合作博弈，中方相對減少出口，美方擴大進口，對於中國國內經濟也有利好的一面：（1）合作博弈。一是由於供給品的國內外競爭，關稅水準降低，居民消費的價格下降、品種增多、品質提高，以滿足人民日益多樣的生活需要；二是更多、更便宜和品質更好的國外商品的進入，對於中國的產業結構，產品品質和性能，都是一種強有力的競爭，使國內廠家加快技術進步、降低各種成本、提高產品等級，面臨著新的機遇。從中國改革開放前後的歷史看，越是被政府保護和政策支持的產業，其中相當多的越落後；越是開放和競爭，政府不保護，也沒有政策傾斜的產業，也有不少成功發展的案例。（2）非合作博弈。加快改革自身改革步伐，實施突破性的改革，千方百計擴大中低收入者收入，擴大他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來平衡衝擊造成的嚴重過剩；更大力度的改革，自主創新，加快技術的進步。
小結這部分，需要知道我們自己應對中美貿易衝突自身的體力，也要預判美國對中國一系列的博弈舉措會對中國國民經濟運行和增長，產生什麽樣的影響。以此為據來考慮應對的重點和思路。
(本文作者介紹：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公眾號天勇看經濟zhouty-tj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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