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資管新規時代，所有資管產品都向市值法估值的公募基金靠攏，原本在淨值化之路上已遙遙領先的公募基金轉眼間將處於百舸爭流的時代浪潮中。在百兆資管格局重新洗牌，淨值產品即將成競爭紅海的背景下，老牌的具有先發優勢的公募基金該何去何從？
一、不平衡的發展與隱患
以1998年第一家公募基金管理公司成立為起點算起至今，公募基金已經走過了20個年頭。在這二十年時間裡，公募基金從封閉式走向開放式，從單一股票基金的結構轉向股票、偏股、貨基、債基的多元結構，規模從零到十兆，可謂發展迅速。
觀察這二十年來公募規模的擴張，可以發現公募的發展引擎經歷過一次明顯的轉換——從股票市場驅動轉向貨幣市場驅動。
圖表1中，我們能看到2013年前，股票+偏股基金是公募的主要組成部分，兩者長期佔據公募總規模的80%以上。2013年後，貨基和債基異軍突起，快速增長，取代了此前的股基和偏股基金，成為了公募擴張規模的主要動力。到2017年，兩者規模之和已經佔到了公募總規模的75%。
基於此，我們以2013年為分界點，將公募的發展分為1998-2013年，與2013年至今兩個大階段。
（一）股市驅動下的公募基金（1998年-2013年）
儘管1998年就出現了第一家公募管理基金，但由於法規、資本市場建設不完善等多種原因，公募發展較為緩慢，沒有取得過多的成績。直到2000年，在國家政策意欲推動資本市場發展，提高機構投資者比例以培育合格投資者的環境下，公募基金才迎來快速的發展。
對這一時期的政策紅利，我們可以分鼓勵基金產品創新與增加市場參與者兩個維度來看。
一方面，2001年證監會發布《開放式證券投資基金試點辦法》，允許公募設立開放式基金，放開基金投資範圍，鼓勵基金創設更符合人們需求的產品來吸引更多投資者，壯大作為資本市場主要機構投資者的公募基金規模。
2002年，在上述政策的鼓勵與支持下，各大基金公司應聲開始進行產品創新，純債券型基金，180指數基金，混合基金，貨幣基金等開放式基金便是在這一時期出現產生的。依靠著更為豐富多樣的基金產品，公募基金整體規模也出現一定程度的增長。
另一方面，2005年央行頒布《商業銀行設立基金管理公司試點管理辦法》，允許銀行通過設立基金公司進入基金管理行業，工商銀行、建設銀行隨即在同年與外資金融機構合資分別設立了工銀瑞信與建信基金，這些銀行系公募基金的設立，極大的豐富了基金產品的供給，給了人們更多的理財選擇。
在上述雙重因素共同作用下，基金數量從2001年的45支增長到了2005年年底的218支，管理規模擴張了近4000億。
雖然2000年後的政策紅利放開了基金產品的限制與供給，給公募帶來了擴張的動力，但如果沒有持續強勁的理財需求，那麽代客理財公募管理規模仍然無法持續快速的擴張。
但很快金融市場賺錢效應顯現內生了居民的理財需求。2006年後股票市場由於股權分置式改革+流動性寬鬆+經濟強勁等多因素開始快速走牛，從不足千點飆升至6000點以上。以股票為主要投資標的的股基和偏股型基金的財富效應顯現，無論是居民還是機構都開始加大對股基和偏股基金的投資，從而給公募帶來了第一次的大規模擴張（管理規模從06年初的0.47億飆升至2007年末的3.2兆）。
如月有陰晴圓缺一般，市場也會在牛熊之間不斷徘徊。瘋狂飆升走牛的股票市場最終還是在2007年下半年，在外部金融危機的衝擊下迎來了終結，股基和偏股基金的淨值大幅回撤，財富效應消失，大量在高點進入的居民財富與機構財富被套在其中。
同時，在股票市場熊市、基金收益率下行的背景下，為提高產品收益率與個人收入水準而進行的違規交易在監管查處下紛紛暴露。例如，2008年出現了我國首單內幕交易的處罰，2009年多家基金因老鼠倉被罰。為提前防範基金違規交易的風險，監管層甚至在2009年頒布了《證券投資基金暫行管理辦法》，對基金業務做出了進一步規範。
虧損被套，基金管理人違規交易、老鼠倉的雙重現實打擊了投資者投資基金產品的信心，投資者的風險偏好開始回落，對投資理財的安全邊際更為看重。
此後的幾年時間裡，雖然經歷過快速爆發的股基和偏股型基金仍然是公募基金中規模最大的產品品種，但在2009-2012年間，增速基本為零甚至為負，一直處於停滯不前的狀態。
反倒是貨幣基金，受益於2011年41號文取消了“貨幣市場基金投資於定期存款的比例，不得超過基金資產淨值的30%”的規定，開始通過提高協定存款的投資比例來增厚收益吸引投資者，開始快速擴張規模，僅在2012年，便增長了4000多億，佔同年增長額的62%。
也正是從這個時候起，公募基金的發展動力開始由股票切換為貨幣與債券。
（二）貨幣與債券驅動的公募擴張（2013年後）
2013年在錢荒背景下，貨幣市場利率衝高，貨基收益率進一步上漲，加之公募基金與互聯網平台深度合作，創設出諸如餘額寶等產品，便利了居民購買理財，進而使貨基規模進一步增長，繼續拉引公募基金規模擴張。
但這還不夠，因為居民零售的力量是有限的，很難在短期內形成持續強大的拉力。畢竟同時期，資管行業內部還有剛兌、管道強大、收益更高，對居民來說更具吸引力的銀行理財，要想快速發展，還是得靠能快速衝量的機構力量。
2014年後的金融與經濟環境正好給了公募這樣的機會。
這段時期經濟下行壓力驟增，央行偏緊的貨幣政策開始轉向寬鬆，並在此後的三年時間內，連續下調了四次存款準備金率，釋放出大量的流動性。金融監管也讓位於穩增長，對機構與金融發展較為友好，銀行的同業負債新工具——同業存單基本不受任何管制，給擴錶帶來極大的便利。
對銀行來說，面對著大量的流動性，與其直接給風險偏大的實體企業貸款，不如去投資具有免稅優勢、便於流動性管理、風險更低的公募基金（尤其是貨基和債基，直接帶動公募規模的擴張）以及賺錢效應強且剛兌的同業理財、券商資管計劃等金融產品。
拿到銀行資金的券商資管計劃在投資時，也會持有貨基來協助流動性管理，從而間接推動了公募的發展。同業理財也不例外，也對公募基金存有需求。且這種需求要比券商資管來的大——除了要貨基做流動性管理外，還要委外定製公募或專戶做收益。因為雖然銀行的管道強大，也有剛兌的優勢，能夠輕鬆募集大量的資金，但其投資管理能力偏弱，尤其是中小行，資管部門往往需要一人身兼數職，既要擔當交易，又要擔當信評，投資專業性與能力較弱。
當單純的配置難以覆蓋負債成本時，這種投資交易上的缺陷便會被放大，利用非銀機構的投研能力來做收益的需求會越來越高。因而我們能夠明顯看到在2014年後，公募的債基與貨基規模在快速擴張，超越（股基+偏股基），成為公募第一大類品種，也成為了公募基金擴張的主要動力。
這種情況一直持續了兩三年。到了2017年底，依據中國證券基金業協會公布的數據，國內公募基金數量已經達到了4692隻，總規模11.55兆，較16年末增長了27%，發展速度十分迅速。但如此規模與美國基金業管理規模相比，仍然相差甚遠——在2016年底，美國共同基金管理規模就已經超過了19.2兆。可見公募未來仍存在較大的發展太空。
但從美國與當前公募的發展路徑方向對比來說，中國公募如果不求變，仍走過去兩三年的老路子，那麽短期內要實現進一步的擴張存在較大的難度。
為什麽這麽說呢？
就美國而言，在其基金持有者結構中，家庭部門是主力，佔據90%左右的份額，機構端的比例在10%左右。而中國公募基金近些年來的擴張主要依賴的是機構端（銀行），是因為機構流動性充足，需要配置公募尤其是貨基（現有存量規模比例已經超過了50%）才給公募帶來了擴張的機會，作為零售客戶投資主要品種的股票型基金與偏股基金規模近些年一直在2.8兆左右徘徊，不見太多增長，呈現出很明顯的重機構輕零售的結構特徵。
這種結構特徵是不利於未來長期發展的。依舊拿中美兩國同時對比來看。美國它的基金業依靠家庭部門，充分發掘了零售客戶的理財需求（養老金401K計劃），未來隨著經濟的發展，理財需求隨著居民財富的增長而增長，基金規模自然也會穩定持續的擴張，是一種良性的發展。
而中國公募基金對機構的依賴和寬鬆貨幣政策與監管環境密切相關。如果後期流動性收緊，監管趨嚴，其上遊銀行擴表受到製約，那麽作為下遊的依附機構，其管理規模自然也會受到牽連。所以如果要謀長期持續的發展，未來必然要擺脫對機構的過渡依賴，發掘零售客戶的理財需求。
二、不可小覷的監管衝擊
該來的還是要來。嚴監管防風險在2016年底開始成為金融政策的主基調，央行也開始收緊流動性，貨幣政策開始轉向，對公募基金，尤其是對債基、貨基的衝擊不小。
那麽，監管是如何衝擊公募基金規模的呢？
一是監管對存單發行規模做出限制。債基、貨基能夠為銀行起到避稅、流動性管理、通道和擴大規模等作用，所以為銀行自營資金所青睞。但銀行定製公募的資金不少是源於同業存單的發行。在嚴監管發行下，存單發行規模受到了限制：1）納入同業存單後的同業負債不能超過總負債三分之一；2）央行對銀行同業存單發行備案額度進行管控，同業存單備案額度=1/3*總負債-（同業存放+同業拆入+賣出回購+同業代付—結算同存）。如果存單發行規模收縮，公募基金包括其他類型資管產品都將面臨贖回或到期不續作的壓力。
二是流動性匹配率和優質流動性資產充足率對公募規模約束。流動性匹配率分子端給了傳統的存款資金高權重，給同業負債普遍低權重；分母端同業資產尤其是被列入其他投資項目的債基、貨基給了100%的權重，鼓勵傳統存貸業務，監管抑製同業的意圖非常明確。
優質流動性資產充足率=優質流動性資產/短期現金淨流出，適用於規模在2000億以下的中小銀行。分子項中，隻包括了過期、國債、政策性銀行債、地方政府債以及AA-以上的信用債這幾種。由於不包括存單，對銀行配置存單的意願會有所削弱，進而會影響到公募基金的流動性。此外，優質流動性資產不包括債基、貨基，動用銀行過期去定製公募，也會導致分子端被削弱。
貨基和開放式債基還好點，因為其T+0的特性，配置後會在分母端計入未來30天淨流入，雖然分子下降，但分母同時也得到了下降，所以整體影響有限（商業銀行流動性新規征求意見稿中未專門提及交叉性金融工具在資金流入中的作用，但從LCR的計算來看，這一點是可期的）。
但對定製債基來說就比較糟糕。由於監管有規定：“單一持有份額超50%的新基金需採用發起式基金形式，且採用封閉式運作或定期開放運作，定期開放周期不得低於3個月”。這意味著定製債基基本是3個月以上期限的定期開放型，分母端也無法得到減免。
三是同業風險暴露對公募基金規模直接做了硬約束。《商業銀行大額風險暴露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要求銀行投資的資管產品如果沒有辦法穿透，則需納入“匿名客戶”中，“匿名客戶”的風險暴露額度不得超過一級淨資本的15%。全行業一級資本淨額大約13.5兆，不超過15%意味著全行業可以投無法穿透的公募基金、ABS的最大規模為2兆。1.3兆債基和6.7兆貨基還有8000多億ABS，即使考慮公募有一半是機構定製，ABS有一半是無法穿透的，也遠遠超出一級資本淨額15%的約束。
從微觀數據看，25家上市銀行中報有17家銀行明確披露了基金與ABS的投資額，將其加總簡單作為“匿名客戶”，與一級資本淨額相比，可以發現只有4家銀行是達標的，其余14家銀行都有不同程度的超出，有壓縮的壓力。
四是在貨基受到管控後，短期理財基金也隨之受到監管層的關注。據媒體報導，監管召集各大公募基金開閉門會議，討論將短期理財基金由攤余成本法估值轉為市值法估值。
這一做法是對貨基監管所打的補丁。
眾所周知，貨基新規推出後，貨基的投資約束明顯增多，收益率呈下降趨勢，中長期來看，貨基會逐漸回歸流動性管理的職能。且由於新規設定貨幣基金的資產淨值要與管理人風險準備金規模掛鉤，一旦超過規定比例，新設貨基即不得以攤余成本進行估值，這也使貨基規模的上限受到了直接約束。
但銀行理財投資者對短久期理財需求是剛性的，銀行自營也有避稅、擴充規模和流動性管理需要。而且考慮到金融去杠杆背景下債券市場波動加劇，久期拉長淨值波動太大，短久期品種票息處於高位，以短債為投資標的的基金產品介入，同時還避稅對銀行等機構來說是不錯的選擇。
所以在貨基被管控的情況下，在投資範圍、久期管理上更加靈活，也同樣是攤余成本法估值的短期理財基金便成為了銀行的共同選擇，在17年10月份後開始逐漸放量。
如今短期理財基金攤余成本法的優勢不再，對於貨基的替代功能在減弱，銀行持有短期理財基金將存在浮虧的風險，銀行與基金在這一產品上的合作會受到抑製。對公募基金來說，是又一打擊。
表面上看，《資管新規》對於公募基金總體而言是極為有利的，畢竟以後大家都在相同的淨值型產品的平台上競爭，而公募基金在淨值管理上已經耕耘多年了，無論是投研能力、產品設計經驗還是中後台支持都遠勝同行。
但有幾個問題是各個基金公司需要考慮的：
1）剛兌打破有緩衝期，緩衝期內面臨預期收益型產品競爭的壓力不會小，且在此期間，同業去杠杆會對公募基金規模產生負面衝擊；
2）管道端的競爭會日趨激烈，同業收縮的大背景下，所有的資管產品均會瞄準零售端，包括螞蟻財富、京東金融等互金平台，競爭壓力無疑是加劇的，且公募基金最大的劣勢在於沒有直銷網點，依賴於銀行、券商和第三方平台等代銷管道；
3）資管新規後，短期對銀行來說，發行類貨幣形式的產品是更合意的，某大型股份行發行的首款淨值型理財就是類貨幣的形式，如果理財首次面簽和金額5萬起的約束放開，考慮到貨幣型產品差異不大，其規模更多的是依賴銷售管道端的優勢，銀行後續在代銷環節上可能會傾向自己的理財產品。
那麽，公募基金與其他資管機構比，有什麽競爭優劣勢嗎？
其他資管機構以券商資管為例。首先，券商有協同優勢，包括券商的投行、經紀業務，可以利用投行和營業網點的資源，這是公募基金沒有的。劣勢是主動管理能力有待提高，由於過去大家都看總收入和規模排名，都用通道業務充數，再加上集合產品是資金池運作，大家都知道，資金池運作“拉錢”的能力更重要，所以對主動管理重視程度不夠。
其次，券商定向資管產品更加靈活，可以滿足銀行客戶各種需要，公募基金由於合規、風控還有資本金約束，尤其是在基金子規模被淨資本指標約束後，在滿足銀行客戶不同類型的需求時，可能力不從心。
公募基金的優勢也是顯而易見的。首先，公募基金主動管理能力較強，且投研體系也是最完備的，不僅內部投研對投資決策有支撐，還可以借助於賣方研究服務；其次，公募基金免稅相對於其他類型資管機構是一個非常大的優勢，尤其在資管產品增值稅開征以後，公募在稅收方面的優勢就更加明顯了；最後，公募基金給人感覺比較正規，同業合作的時候，在銀行尤其是在大行那風控要好過些。
因此，公募基金未來轉型要取長補短，有些短天注定沒法補，比如協同優勢、合規風控、資本金不足製約了業務創新等。但利用好免稅，主動管理能力增強（尤其是權益這塊）和輸出投研服務提高客戶粘性這幾塊是切切實實可以做的。
三、未來轉型策略：以客戶為中心，從輸出產品到輸出服務
（一）打造優秀的權益投研團隊，做強權益委外
資管新規鼓勵產品淨值型，不允許期限錯配，這使得非標壓力較大，而且在債券市場收益率波動較大的背景下，僅依賴於純固收類的產品對銀行自己來講做高收益的難度也在提高。權益兼顧了流動性優勢和收益率的彈性，符合產品淨值型的發展要求。
因此，在銀行自身難以迅速提高投研能力的背景下，權益類委外可能是未來比較重要的一個發展方向。
根據我們的調研，不少中小行確實已經在開展權益類委外的合作，基金公司的權益類管理能力越來越被銀行所重視。有些銀行將部分資金投向偏股型混合基金，操作上以打新和一級轉債為主。另一種模式可以是當產品淨值達到一定高度時（根據不同銀行風險偏好設定），可以允許主動管理機提高權益倉位，但一般最高不會超過50%。
公募基金在權益耕耘時間更長，江湖地位高。同時也更容易“造星”，打造明星權益基金經理的品牌。除此之外，公募在權益投資方面有更加完善的投研體系，還有證券公司研究所助力。之前在同業大規模擴張期間，固收委外和貨基是公募做大規模的利器，尤其是銀行系基金公司，拿到大行大單似乎就高枕無憂了，而一直忽略了對權益業務條線和產品體系的建設。其實權益投資正是公募基金區別於其他類型資管機構的競爭優勢所在。
銀行投資理念相對保守，肯定還是偏好混合型基金，但權益部分的表現會是銀行篩選混合基金產品最重要的標準。權益部分的淨值表現當然指的不是短期產品絕對收益表現，而是拉長考核周期後，權益類資產佔比是否對產品淨值的長期表現有所提振。
而且由於銀行看重安全邊際，淨值表現也一定要在波動率和回撤可控制的前提之下。根據我們的調研，在保證回撤控制在4%左右的前提下，銀行要求權益類產品能完成10%左右穩健的收益率差不多就心滿意足了。
權益投資強大與否在於背後是否有強大的投研團隊做支撐，人才是投研團隊強大與否最重要的構成要素。要做強權益，基金公司必須要能夠吸引和留住優秀的人才，這比什麽都重要。
現在傳統的公募基金一般采取“固定薪酬+浮動業績提成”的薪酬體系，其中固定工資高，浮動業績提成少。私募恰恰相反，後端業績提成部分高，這對優秀人才來說更有吸引力。所以不少優秀的基金經理工作一段時間後會選擇跳往私募以獲得高的薪酬待遇，公募基金很難留住優秀的人才。
如何調整激勵機制，提高後端報酬，留住核心基金經理，是每個公募基金都需要深入研究的一大問題。
（二）以客戶為中心的產品設計
監管和市場形勢瞬息萬變，但客戶的需求是剛性的，如何在滿足監管要求的前提下合理合規的開展合作無疑是最重要的。這需要產品設計對監管政策和市場的變化有較強的理解能力，能對客戶的不同需求做出快速反應。
我們前面所說的，在貨基被管控後，各大基金公司轉向短期理財基金與銀行合作，便是針對客戶需求進行產品設計的最好體現。雖然這種基金攤余成本法計價的優勢可能不再，但我們仍然看好中短期限債基的發展。
因為從客戶的角度講，資管新規要求資管產品淨值化。由於開放式淨值型產品每日申贖，銀行未來流動性管理的訴求必然會增強。因此，出於客戶對兼具穩定性、流動性和相對較高收益率的淨值型產品的需要，中短期限的債基可能會迎來一輪黃金發展期。
FOF/MOM產品也是未來的大勢所趨。
FOF/MOM產品最大的特點是可以通過一隻產品實現對A股、港股、債券、商品、海外等多個市場的全涵蓋。從銀行零售端的角度講，一般來講，選擇去銀行網點理財的客戶配置行為都不會太激進，尤其是在經歷多次市場大幅震蕩的洗禮之後，不一定希望看到產品淨值表現大起大落。而FOF/MOM產品由於能做大類資產配置，可以優選產品和管理人，操作得好可以讓產品收益有削峰填谷的效果，使波動率和最大回撤則大幅下降，讓客戶實現平穩向上的收益。
對機構客戶來說，即使資管新規後，銀行資管開始設定自己的子公司，出於做高收益（收益高於純債）和鎖定風險兼顧的需要，加上銀行自身短期快速提升投研能力難度較大，仍然需要通過FOF/MOM來實現。FOF有降低組合風險波動、平滑收益的作用，但之前一直沒發展壯大與銀行傳統配置思維仍以債券和純債委外為主有關，觀念轉變太慢。不過資管新規要求產品從預期收益轉向淨值型，疊加這一輪債市下跌，也會讓銀行更快的轉變思維，去接受FOF/MOM產品。
FOF產品也可以對接養老金的配置需求，但這個可能只能使大機構獲益，由於白名單限制，中小型公募可能在養老金合作範圍之外。由於FOF多投資管道、平滑風險收益、符合生命周期、符合長線穩健投資等多重特徵，海外成熟市場的養老金管理多以FOF的形式展開。可以預計未來中國養老金入市，FOF也將是國內大型公募與養老金合作的重要管道。
（三）管道下沉，從輸出產品到輸出服務
深耕基層的戰略其實已經被很多公募基金和其他資管類機構所熟知，畢竟很多散布在農村的中小行們是真有錢，農村金融機構總資產規模30多兆，如果耕耘得好，無疑是一個非常大的蛋糕。
尤其是在棚戶區改造、鄉村振興和扶貧等國家戰略深入實施的背景下，農村金融機構沉澱了大量存款。根據我們和諸多農村金融機構了解的情況來看，不少農村金融機構的存貸比連50%都不到。可見，在非標監管趨嚴，債券市場波動大，實體經濟融資需求萎縮的背景之下，農村金融機構的資金運用效率是不高的。
挖掘中小農村金融機構對中小型公募基金來說更為重要。大型國有行和股份行對公募基金的選擇都有一套自己的評價體系和白名單制度。尤其部分銀行考核機構非常看重規模排名這一塊，成為了很多中小基金公司的攔路虎，使得很多有自己特色、投研能力也不弱的基金公司難以建立與大型銀行、保險客戶的合作關係。
農村中小型金融機構白名單管理沒那麽嚴格，在機構合作篩選標準上人為的因素要多一些。而且大型公募基金對接的大客戶較多，對大銀行、大保險機構的服務可能就忙不過來了，對中小行的業務訴求可能會分身乏術。所以，中小基金公司構可以通過更精細、更周全的投研服務來獲取農村中小金融機構合作，來實現規模上的彎道超車是完全可能的。
由於17年債券市場大幅調整，委外浮虧的現象在農商行、農信社也是普遍存在的，所以也確實存在對委外機構信任度降低的問題。但我們認為這不一定是壞事。正如前文所述，在非標、通道和實體融資需求收縮的背景下，中小行存在不少資金閑置的狀況，債券市場波動加劇他們自己也不一定管理得好，他們自己也認識到以他們的投研體系很難應對市場的瞬息萬變，這反而激發了他們更需要精細化投研服務的訴求。此外，對之前委外機構的不信任加劇意味著傳統合作關係或會重新洗牌，新的合作關係重構對不少中小型公募基金來說反而是機遇。
道理似乎都明白，我們了解到已經有不少公募基金加強對農村金融機構的覆蓋了，但收效卻甚微，這是為什麽？因為過去的服務都是以產品為中心的，沒有解決客戶的痛點和需求為中心，只是聚焦於輸出產品，而沒有輸出服務。
一般對接銀行客戶的主要是機構銷售，但機構銷售的投研能力相對投研是偏弱的。經常能聽到客戶抱怨說銷售過來只是推薦產品，問到具體問題（比如這個業務是不是合規、比如一些業務上的細節、再比如投資策略）卻無法應對。公司投研人員可能能夠完美地作答客戶的一系列問題，但不少公司銷售和投研體系完全是割裂的。所以，在這點上，如何設立良好的激勵機制，打通銷售和投研之間的隔閡，是做到以客戶為中心非常重要的一步。
服務的模式要圍繞著客戶的痛點進行。公募基金與其他資管機構最大的優勢在於完備的投研體系和產品淨值管理的豐富經驗，所以在服務客戶的時候要取長補短。在中小銀行自身投研不完備，債券市場波動加劇，監管政策密集發布的背景下，如何將自身投研能力輸出無疑非常重要。
比如面對繁瑣的監管檔案，如何理解這些檔案，該檔案對他們的業務有什麽影響，這些都是現階段各個客戶最關注的問題，那麽在客戶面對監管檔案不知道怎麽解讀的時候，公募基金能為客戶在第一時間為客戶做政策的逐條解析；比如在客戶對某些信用債的信用風險狀況不了解的時候，不知道投這個債會不會出風險的時候，公募基金能否在第一時間給出詳細的評級報告；比如客戶不知道該如何擇時進場的時候，公募基金能否第一時間為客戶綜合巨集觀經濟、監管、貨幣政策、大類資產等分析出具投資意見？這些都需要公募基金將自身投研體系輸出，而不是和過去一樣投研人員僅僅是為內部投資決策做服務。
即使監管限定中小行資金不能跨省，但同業合作仍然可以以投顧的模式進行。經歷了過去的委外账戶浮虧後，以投顧的模式合作，將資金留在账上無論是對監管還是對客戶來說都是一個更容易接受的選擇。
因此，對公募基金來講，改變過去銷售產品的傳統思維是至關重要的，做業務不再是簡單的“請客吃飯”，只有將自己打造為中小行綜合谘詢服務的提供商，抓住客戶痛點，以客戶為中心，才能真正做到管道下沉，也才能真正的在未來形成競爭優勢。
總之，要具有行業領先的主動管理能力和強大的投研服務輸出能力，才能持續獲得銀行、保險等大資金青睞，立於不敗之地。
打造難以複製的資產管理能力應在權益、轉債、衍生品對衝等領域下功夫。不同機構、不同基金經理、不同產品之間的回報率、波動率和回撤可能千差萬別，這一塊是拉得開差距，也是最容易積累品牌的。
對於純固收領域的合作，強大的投研服務輸出能力可能更為重要。純債基金的業績區分度很難拉開，同類型債基收益可能只差幾個BP。隨著17年債券市場大幅調整以及後資管新規時代產品要求淨值化管理，對很多中小行同業來說，基本都認識到簡單粗暴的投資方式已肯定是不行的了，這就意味著債券型公募基金需要持續輸出投研管理能力，提升深度服務能力，才能與銀行共享資管行業發展的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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