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 雎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鍾鼓樂之。
《關雎》，西周貴族婚姻典禮上的樂歌。
此詩主題，自古至今誤會頗多。最早評價《關雎》者當為孔子。據《論語》《禮記》及《韓詩外傳》等文獻，孔子言《詩》，特重《關雎》。近出竹簡《孔子詩論》又載孔子言曰：“《關雎》以色喻於禮。其四章則愈矣，以琴瑟之悅，擬好色之願；以鍾鼓之樂，□□□□好，反納於禮，不亦能配乎？”
文字有脫落，意思大致還清楚：《關雎》之被孔子重視，在其“以色喻於禮”。意思是在“色”和“禮”之間，詩篇更重視“禮”。“琴瑟之悅”即以琴瑟和諧喻男女和睦，正是“擬好色之願”的意思；“好色”而“喻禮”（即知禮、重禮），男女才能成就好的婚姻。如此，“不亦能配乎”之“配”即婚配。這個“配”字，就暗含著“婚禮”之意。
孔子之前，貴族引《詩》多斷章取義，至孔子，《詩經》既是“使於四方”所必備的“言語”修養，也是培育德性的讀本，其中孔子“詩可以興”之說，又明顯承認其啟迪興發生命的價值。此後《詩》正式成為儒家經典之一。到西漢，隨著儒術的被尊崇，儒家經典《詩經》等被當作聖賢大法來讀，《詩》便像法典一般神聖。表現在《關雎》的解釋，是西漢今文經學家解之為“刺康王”，言周康王早晨“晏（晚）起”，身邊官員即諷誦（也有說詩篇因此而製作）《關雎》之篇以諷喻之。這樣的解釋，正顯示了西漢經學以經典乾預政治、糾正天子行為的治學特徵。至東漢則是古文經學盛行，經學家解《關雎》說法亦隨之大變，以為詩篇所歌唱為“後妃之德”，是讚美周家先王（即文王）夫妻生活的嚴肅和諧，堪稱世人家庭生活的榜樣，詩篇又成為“風化”之源。這一說法影響很大。其實，漢人上述兩個說法，都從篇章內部找不到任何證據。只顧宣明“大義”而忽視文獻內容，正是經學家說《詩》的特點。
近代以來的學者在拋棄舊說的同時，又提出新的誤解：這是一首愛情詩，是“君子”追求“淑女”的詩篇。這樣的新說，既不顧篇章文義，也不能知人論世。
詩何以不能解作“愛情詩”？
首先，為詩篇用樂情形所不許。王國維《釋樂次》：“金奏（即敲擊鍾、磬、鼓等——引者）之樂，天子諸侯用鍾鼓，大夫士，鼓而已。”詩言“鍾鼓樂之”，有可能是周天子婚禮用樂，而詩篇“君子”“淑女”雲雲，也不是一般國、野之人。
其次，篇中的鍾鼓與琴瑟，正與《儀禮》等記載典禮文獻所載奏樂情況吻合：堂上歌唱用琴瑟，堂下奏樂則有鍾鼓，詩既表鍾鼓，又言琴瑟，正合乎貴族之家典禮用樂的情形。
其三，為詩篇稱謂所不許。詩既言“淑女”是“君子”的“好逑”，“君子”與“淑女”都是第三人稱形態，“淑女是君子的好配偶”，這不是愛情表達該有的語氣。由此可以確信，詩的口吻既非“君子”，亦非“淑女”，而是發乎第三方，即婚禮上的歌唱者。“好逑”之“好”，是旁人對眼前婚姻締結的評價和讚美，只有理解為婚禮中對新人祝福，才是最恰切的。
就詩內情感而言，與其說表達的是“愛情”，不如說是“恩情”。愛情屬於生命意義，恩情則屬倫理範疇。詩中“寤寐思服”“輾轉反側”雲雲也確實是“愛”的表現，卻不是失戀的表現。與其說它們是某位“君子”對某位“淑女”愛的表達，不如說流露的是詩人對生活的理解：婚姻關乎一生幸福及家族興旺，然而，好婚姻實在難得。正因如此，詩篇所以表現一段“寤寐思服”的深情，實際是為“樂得淑女配君子”的祝福作必要的鋪墊，也加深了詩意的厚度。
在此，有一點必須說明，即《禮記》的《郊特牲》《曾子問》等文獻中，有“婚禮不用樂”，“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的說法。這對《關雎》解釋而言干擾太大了，其實，《關雎》為婚禮歌唱，在清代姚際恆《詩經通論》、程晉芳《勉行齋文集·讀關雎》以及方玉潤《詩經原始》等著作中，就已經提出詩篇為婚禮歌唱的說法。這樣的說法在當代所以得不到正視，反而“愛情說”流行，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對《禮記》上述說法不敢越雷池一步。孟子說：“盡信書則不如無書。”《關雎》之外，《周南·桃夭》《召南·鵲巢》都是與婚禮相關的樂歌；而《關雎》為西周詩篇又殆無疑問。然而《禮記》成書至早不過戰國時期，其書距西周已有數百年。《禮記》又成於東方齊魯儒之手。如此，《禮記》的地域，與西周《關雎》周南之地，相去不啻千百裡。時間相距數百年，地域相去千百裡，在《詩》與《禮》之間，當然《詩》更可信。
就《關雎》而言，準確地理解主題，不僅對深入理解詩的內容有幫助，而且還是準確理解其社會功能、文化價值的前提。《關雎》是《詩經》的開卷之詩。據記載，早在詩篇作為樂歌演唱於飲酒禮時，就已經如此。鄉飲酒禮和燕禮都有“歌鄉樂”的環節，所歌即以《關雎》為首。後來歌唱的篇章成為篇籍，編者也遵循了這一次第，而《關雎》之所以重要，是因其與如下的文化觀念相符：《易傳》說：“天地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男女結合竟如天地交泰，有“生萬物”的重大。《禮記》也說：婚姻可以“合二姓之好”（《昏義》），婚姻可以“附遠厚別”（《郊特牲》），這樣的說法強調了這樣一點：婚姻中有政治。周王朝是以人數相對弱小的姬姓一族，統禦眾多異姓人群，王朝要走聯合進而融合眾族的路線，以婚姻為手段達到與異姓人群的聯盟，就是不能不采取的方式。
這樣的現實，最終映現在哲學的層面，就是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夫妻然後有父子人倫這樣一個文化邏輯的表述。這正是古人歌唱以《關雎》為首，編《詩》時將其列為《周南》第一的主要原因。《詩經》誕生於中華文明締造的關鍵時期，她不僅記載了當時的生活，也深蘊著影響深遠的精神線索，準確理解《詩》篇的真實意蘊，有助於理解民族文化的個性。
此詩在分章上有分歧，有人作三章，也有人作兩章。《孔子詩論》明確地說到“其四章”，所以鄭玄分作五章、章四句是可從的。
[本文節選自《詩經析讀》（全文增訂插圖本），中華書局出版。標題為編者所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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