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教育國際化：數據、趨勢與川普效應

在美國，許多聯邦機構獨立管理學生及教師流動、科研合作與其他國際化項目。這些項目的目標與管理機構（如外交部和國家安全部）的授權相關；而美國高等教育國際化自身目標並不明確。總而言之，其原因在於負責國際化項目的管理部門之間缺乏協調，且與其他很多國家相比，美國對此投入經費不足。

美國整個高等教育體系缺乏中央協調，教育國際化項目也缺少聯邦政府的支持。這意味著就資金、策略、優先設定（priority setting）和項目管理而言，教育國際化是學校發展的一項事業。雖然此前人們對於制定統一的教育國際化國家政策呼聲不斷，但是美國高等教育體系規模之龐大與多樣化意味著教育國際化必須在不同大學裡扮演不同的角色；制定一種既能凸顯國家特色，避免千篇一律，又能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國家政策，將是一個嚴峻的挑戰。

美國教育委員會（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ACE）並不支持單一的國家政策，這就要求聯邦機構之間更好地協調，制定更為清晰的政策，為教育國際化項目提供更多的資金支持。然而，考慮到川普政府的政策導向以及針對現存教育國際化項目的預算削減情況，在可預見的未來，學校可能依然需要承擔起推動教育國際化的責任。

美國校園國際化透視

學校是推動美國教育國際化的陣地，是相關數據最重要的來源。為了掌握教育國際化的發展趨勢，明確未來走向，美國教育委員會每五年對全國各學院和大學進行校園國際化調查。校園國際化調查自2001年首次進行，最近一次調查是在2016年。該調查是美國高等教育所有部門收集國際化數據唯一的綜合性來源。就其內容與涉及的領域來看，調查圍繞著美國教育委員會綜合國際化模式的6個支柱進行：明確的機構承諾，行政長官、架構和人員配備，課程、輔助課程與學習結果，教職員工政策及實踐，學生流動性，合作與夥伴關係。

2016年的調查發現

從廣義上講，2016年的調查數據顯示出教育國際化在美國的學院和大學中備受推崇。至於發展速度，近3/4（72%）的受訪者表示，近幾年國際化發展加快；2011年僅有64%的受訪者認為如此。

2011年，“推動全球化時代的學生培養”是眾多學校選擇國際化的最重要原因；其次，學校想通過國際化工作“使國內在校學生、教師及員工多樣化”；再次，國際化“對國內外求學的學生產生更大的吸引力”；第四個原因則是為了創收，與2011年相比，目前學校更加重視這一點，並把它作為開展教育國際化的目的。談及國際化的優先活動，海外學生與本國學生的流動分別位列第一和第二位，很大程度上與這些目標一致，而位列第三位的則是與國外機構和組織建立夥伴關係。

從目前取得的進展和享有的優先權來看，通過政策、項目和活動開展的國際化實踐所獲得的精確數據進一步說明了如何在校園開展國際化實踐，同時也為國際化進展和趨勢勾畫出更為複雜的畫面。

（一）明確的機構承諾

近五成（49%）回應機構的使命宣言特別提到國際化或其相關活動（如國際或全球活動），還有相當比重（47%）的機構把國際化及其相關活動納入其戰略規劃的前五位。相當比重的機構發起了專門的籌款活動以支持教育國際化，還有許多學校引導校友、其他捐贈人和基金會為教育國際化提供支持。令人吃驚的是，鑒於整體承諾水準和資源分配，近幾年正式評估國際化進展或影響的機構比率由2011年的37%下降到2016年的29%。

（二）行政長官、架構和人員配備

2016年的數據表明，目前，在很多校園，國際化成為越來越集中的管理工作。58%的學校有單獨的辦公室專門引導國際化活動或項目——相比之下，2011年只有36%的學校這麽做。提及國際化的推動者，高級國際官員位列第二位——位列首席學者、教職員工及其他管理者之前。在設有博士點的大學裡，高級國際官員實際上是推行教育國際化的主力，他們在教育國際化領域發揮的作用超過校長。

（三）課程與輔助課程

國際化課程與輔助課程在國際化優先工作中排第四位——位列招收國際學生、擴大出國留學規模和發展國際夥伴關係之後。然而，儘管國際化課程與輔助課程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但2016年在校生的全球學習成果十分樂觀。過去五年，越來越多的院校已經實施了面向全球的通識教育要求和學生學習成果，而且——這是自2001年調查開始實施以來的首次——有外語要求的院校的比例正在上升，即使幅度不大。

全球性的輔助課程項目也在增加。然而，正如過去調查中反覆出現的那樣，2016年最常見的輔助課程（比如慶祝一些國際節日和事件，以及為國際話題感興趣的學生組織聚會）是那些不需要學生持續投入和高度投入的項目。

（四）教職員工政策及實踐

2016年的調查顯示，在招聘、雇用和晉升中考慮員工的國際經歷與活動的院校所佔比重有所上升，通過獎勵認可教師為教育國際化作出貢獻的院校比重也有一定的提高。雖然教師的職業發展被視作國際化中相對靠後的優先領域，但是過去五年中，機會也多少有所增加——著重強調的是資金投入及人員的流動，而非校園研討會和以課程為主的活動。

然而，儘管教師的機會有所增多，但綜合來看，與其他領域的數據相比，教師相關的數據仍引起人們對教師的整體地位及其在國際化發展進程中扮演的主要角色認可的擔憂。

（五）學生流動性

一直以來，學生流動性都是國際化工作的基石。2016年的數據表明，與該領域相關的其他方面的國際化活動越來越得到重視。為了刺激國內流動，近五成（48%）院校目前制定了國際生招收計劃。這些計劃中，80%以上明確說明計劃招收大學生、研究生或兩者的人數。招收學生的主要地域包括中國、印度和越南。

從廣義上講，2016年的調查數據表明，國際化在美國的學院與大學中廣受歡迎。約2/3的受訪者表示，過去三年，學校送出的出國留學的學生數量有所增長（45%）或保持不變（27%）；近年來，其他形式的海外教育（如國際實習、服務機會和國外研究）的參與率增幅較低，只有五成多的學院和大學為海外教育提供諸如學生獎學金的經費支持。雖然目前出國留學生總量創歷史新高，但值得注意的是，全美大學生中僅有10%的學生選擇在未獲學位前出國留學。

（六）合作與夥伴關係

2016年的數據表明，在很多校園裡，國際合作與參與獲得了更多的關注、發展動能與支持。然而，在活動層面、計劃範圍以及國外機構關係的意向性方面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近一半的回應機構表示，在過去的三年裡，他們有的（13%）已經開始發展國際夥伴關係，有的（36%）已經擴大了自己的夥伴關係數量。很多院校已經構建了夥伴關係發展的正式策略以及夥伴關係校園指導方針。未來有望增強夥伴關係活動的國家有中國、印度、巴西、墨西哥、越南和韓國。

總結與建議

一項涉及範圍更廣的對比結果顯示，很多院校的國際化工作首要關注點仍停留在外部。學校把學生的雙向流動和國際夥伴關係置於其國際化的優先位置。這些領域在經費、人力資源和項目方面處於最前列。不論從文本還是從實踐來講，校園內的國際化努力（本土國際化），如課程與輔助課程、教師職業發展的國際化，在優先活動清單上都排名靠後。

國際化工作的外部導向是許多國家面臨的問題，而考慮到美國的出國留學率始終很低，在美國，缺少對校內活動關注的現象尤為嚴重。一些學校稱“為全球化時代培養學生”是其國際化的首要目標，這大概指的是全部學生——而不僅僅是一小部分出國留學生。下一步需要做更多的工作，以確保美國學校的學生有機會通過課程作業、輔助課程活動以及與國際化教師互動來獲得全球競爭力。由於招生工作的加強為國際學生提供了支持，最優化的國際學習環境，對校內國際化工作和進一步發展綜合國際化來說也至關重要。

川普效應

展望國際化的未來，不能忽視去年美國的政治發展。調查研究在2016年12月結束——適逢川普當選美國總統但尚未就任之時。自此，川普政府發布了一系列有關移民和對外關係的總統命令和政策聲明。這些命令和聲明將會極大程度地影響學生流動——數據清楚地表明了國際化已成為美國學院和大學的優先工作。

美國校園的原始數據、軼事報導與國外資訊來源顯示，當前的政治環境的確會影響國際學生對留學目的地的選擇。不過，學生流動數量的長期效應以及更廣泛的國際化努力是難以預計的。這些發展的影響無疑會因機構和部門而異。

鑒於新政策障礙重重、政治氣氛緊張，一些學院和大學可能會對國際化活動采取避而遠之的態度。雖然另一些學校能保持國際化的發展勢頭，但是也會出現不同的活動和重點。一些學校可能會把國際化重點放在內部，把更多注意力與資源集中在校內課程、輔助課程和教師發展上。實際上，這是發展綜合國際化很重要的活動，而這種途徑是專門面向外部與當下所強調的流動所不允許的。2021年的調查研究出來後，時間會說明一切。

（編譯自《高等教育長官者國際簡報》（International Briefs for Higher Education Leaders）2018年第7期“International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Data, Trends, and Trump”）

文/[美]羅賓·麥卓斯·赫爾姆斯

[美]盧西婭·布拉伊科維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