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營報：鼓勵生育背景下社會撫養費應退出歷史舞台

范欣

近期，社會撫養費再次進入公眾視線並引發社會熱議，山東一對夫婦違法生育第三個子女需要上繳社會撫養費，當地計生部門依照《山東省人口和計劃生育條例》依法對其徵收64626元的社會撫養費，因這對夫婦未按時上繳，計生部門申請了法院強製執行凍結了其22957.86元存款，剩餘部分是否徵收尚未有定論。

表面上看，由於當前國家並未全面放開生育，當地計生部門徵收社會撫養費以及申請法院強製執行的做法是符合法律與相關規定的。但進一步分析的話，徵收社會撫養費與當前國家鼓勵生育的政策導向存在一定抵觸的情況，這也是此事引起社會輿論高度關注的重要原因。

從社會撫養費發展歷程看，其起點始於我國的計劃生育政策，政策執行之初名為“超生罰款”，20世紀90年代初期改為“計劃外生育費”，2001年伴隨著《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的頒布才正式更名為“社會撫養費”並於2002年正式開始徵收。其徵收的邏輯是居民計劃外生育的子女需要佔用更多的社會公共資源，因而需向社會繳納一定費用，但社會撫養費徵收的十餘年來，出現了各地收費標準不統一、用途不透明且容易引發一定的社會矛盾等各式各樣的問題，已與時代變遷不相匹配。

2014年原國家衛計委制定了《社會撫養費徵收管理條例（送審稿）》並正式向社會征求意見，但由於近年來全社會生育意願的逐步改變、人口出生率的下滑和單獨二孩、全面二孩政策的陸續實施，該條例送審後就沒了下文。雖然二胎政策實施後全國30個省份陸續修改了計生條例、明確了社會撫養費徵收標準，但社會撫養費並未取消，只是各地徵收的標準與徵收尺度不同。

在2016年兩會期間，原國家衛計委副主任王培安曾指出，對當時超生二胎尚未處理的，各省市可結合實際妥善處理。這其實意味著國家已對各地生育政策給予了一定靈活操作的空間，操作層面上部分地區目前對待三胎也是采取默許態度，並未徵收社會撫養費。

當前，我國人口總數雖仍處於增長區間，2018年我國總人口比上年末增加530萬人、達到13.95億，但新出生人口和全社會人口結構方面已出現一定問題。2018年我國新出生人口共1523萬人，較上年減少200萬人，人口出生率下降至10.94‰，人口自然增長率下降至3.81‰。

在新中國成立的70年裡，新出生人口數量僅比1960年和1961年多，而出生率則是創了新低。在人口結構上，近年來我國60歲以上老年人口佔總人口比例一直處於上升態勢，2010年為13.2%，到2018年末已升至17.9%，如按此趨勢，到2022年末老年人口比例將達20%。按照日本、美國等發達國家的經驗，隨著國民平均收入水準的提高和女性勞動參與率的顯著提升，人口出生率穩步下降是長期趨勢，且出生率下降並不會輕易逆轉，這點從我國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人口出生率長期低於全國平均水準也可以看出。因而，一方面隨著二胎生育意願的逐步釋放，未來新出生人口數據仍不樂觀，另一方面是人口老齡化時代快速到來，如不盡快采取相關措施予以應對，未來人口結構的變化將對我國經濟社會產生多個方面的負面影響。其中最直接的影響是會顯著增加未來我國的養老負擔，該領域財政支出未來會大幅度提升，延遲退休不可避免，同時新出生人口的逐漸減少還會顯著提高我國勞動力成本，並降低未來住房、汽車等耐用消費品需求。

從上述角度看，當前我國人口形勢已十分嚴峻，必須及時頒布相關政策鼓勵居民生育。事實上，國家近兩年已陸續開始頒布一系列政策，包括個稅專項附加扣除細則增加了子女教育支出稅前抵扣、提高全國公辦幼稚園數量比例、堅持房住不炒通過共有產權房解決居民首套購房需求等。在此背景下繼續徵收社會撫養費就顯得與當前我國所面臨的人口結構形勢和國家政策鼓勵方向相抵觸。從巨集觀政策角度來說，未來從生育率低的省份開始逐步在全國範圍內放開生育限制已是大勢所趨，一些有條件的省份還可探索給予生育二胎甚至三胎的家庭一定生育補貼的政策，同時需不斷完善補齊影響居民生育的各項公共服務短板，逐步改變居民“不想生”的後顧之憂。

當然，巨集觀政策的制定和落地需要進行全面多角度綜合評估並需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式，必然會耗費一定時間，很難做到一蹴而就，這就要求當前各省在操作層面應充分考慮當地實際情況選擇社會撫養費的徵收與否，做到全面評估、分城施策。不能為了眼前一時的利益犧牲當地人口紅利這個長遠利益，畢竟人口結構的改變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非一朝一夕就可輕易扭轉的，等到本地生育率大幅下滑之時再頒布鼓勵生育政策或再頒布類似 “搶人”政策就為時已晚了。

綜上，在當前我國全面二孩政策效果不及預期、新出生人口數量和出生率創新低背景下，巨集觀政策的出發點和著力點已逐漸向鼓勵生育方向傾斜，未來極有可能全面放開生育，並對多生育家庭給予鼓勵政策，社會撫養費是隨計劃生育而頒布的，具有一定歷史背景，在不久後的將來應退出歷史舞台。

(中國經營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