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的人擁有82％財富！中國離“橄欖型社會”還有多遠？

最近，各大銀行年報相繼出爐。其中，各大銀行的私人銀行數據尤其引人關注。2018年包括股市在內的各類資產價格明顯下行，然而財富頂端的私人銀行資產規模仍然維持增長態勢，2018年增加超8000億。佔據財富頂端的少數富裕人群，持有著多數的社會財富。

業界認可的招商銀行私行以2.04兆元的規模，繼續穩坐頭把交椅，仍是唯一過2兆的私行；位居其後的工行中行建行爭奪激烈，中行私行規模以1.4兆反超工行，坐上第二的位置。招商銀行私行戶均資產規模領先。雖然招行私行規模遙遙領先，但客戶數7.29萬戶卻不如幾家大行，招行單一客戶資產量更大，戶均總資產約2800萬元。

招行披露的數據相對詳細，包括客戶的門檻1000萬以上。截至報告期末，私人銀行客戶(指在本公司月日均全折人民幣總資產在1000萬元及以上的零售客戶)72938戶，較上年末增長8.19%；管理的私人銀行客戶總資產20392.90億元，較上年末增長7.03%，增長了1340.23億元；戶均總資產2795.92萬元。2017年底數據，管理的私人銀行客戶總資產19052.67億元。換句話說0.05%的人佔了30%的資產。金葵花客戶，也就是日均50萬元以上的高端客戶，一共有235萬戶，總資產超過5.5兆，也就是2%的高端人士佔了82%的資產。

我們先來看一下頂級富豪。3月5日，富比士發布2019全球億萬富豪榜榜單。榜單數據顯示，2019年，全球共有2153位富豪財富超過10億美元，榜單中所有億萬富豪的總財富高達8.7兆美元。其中，排名前20名的富豪財富總計1.2兆美元，約佔全部上榜者總財富的14%。按國家看，美國億萬富豪人數最多，有607位，中國內地有324位，德國有114位，印度有106位，俄羅斯有98位。也就是說，中國324人有10億以上財富。

2018年12月26日，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發布《中國國家資產負債表2018》，公開了中國的資產、負債和財富的“家底”。報告顯示，2016年年末，我國社會淨財富總計437兆元。其中，國內非金融資產424兆元，對外淨資產13兆元。據介紹，2016年，我國社會淨財富的73%歸居民所有，剩餘27%由政府持有。中國社會淨財富水準，相當於美國同期財富水準的70.7%，位居世界第二。同期，我國GDP為74.4兆元，相當於美國同期水準的57.2%，也位居全球第二。

也就是說，我國社會淨財富總計437兆元，73%歸居民所有，根據中國最新人口數據顯示，2018年中國人口總人數約為13.9008億。那麽你平均有國民財富可以這樣計算，/13.9008億=229490元。也就是說，平均每位國民擁有社會淨財富22.9萬元。

此前，瑞士信貸發布的《2018年全球財富報告》中指出，中國目前家庭財富規模達到52兆美元，僅次於美國的98兆美元，位列全球第二。當前我國人口總數13.75億，按照10月22日美元兌人民幣匯率1:6.9316來計算，中國人均財富達到了26萬2141元。這個數據與我們上面計算的22.9萬相差不多。

當然，上面這些數據是我國的“家底”情況，與個人的資產狀況有關，但還是不一樣。我們上面計算的人均國民財富22.9萬也只是好玩。反應個人家庭資產狀況的還是居民家庭資產。在今年11月初，德國安聯保險公布的最新一期全球財富報告顯示，全球居民每7個人中有一個屬於中產階層。這份2018年度全球財富報告指出，為中產階級壯大做出最大貢獻的是中國。在個人資產的絕對增長方面，美國再次超過中國，排名世界第一。2017年，全球居民家庭金融資產總值的增長中，美國佔到44%，中國為25%。

安聯的報告稱，中國在全球財富階梯上的攀升"令人印象深刻"。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進入中產階級的居民數量已經佔到全球總數的一半。在2000年，全球被定義為中產階層的人數還是5億人，其中一半居住在日本、北美和西歐。但到了2017年底，上述工業國家的中產人數所佔比例就降至全球的四分之一，而中國的中產居民則佔到全球的一半。

2018年11月23日，根據金原投資集團、胡潤百富在深圳發布的《2018中國新中產圈層白皮書》，截至2018年8月，中國大陸中產階層的家庭數量達到3321.4萬戶。其中，北京是擁有最多中產家庭的城市，其次是上海，廣東省是擁有最多中產家庭的省份，這三個省市共擁有1663.4萬戶中產家庭，佔50.08%。

那麽，我們離橄欖型社會還有多遠？“橄欖型”社會的基本特徵是“兩頭小，中間大”，這有利於社會穩定。2018年9月16日，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專題研討會在北京舉行，在“收入分配與階層流動”分論壇上，南開大學中國財富經濟研究院名譽院長、教授陳宗勝指出，當前我國收入分配格局變成“葫蘆型”，上邊一塊，下邊一塊，這種情況相對於（以前）金字塔型是進步，但是還遠達不到“橄欖型”。我國的收入分配格局，改革之初是扁平的“飛碟型”，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逐漸成為“金字塔型”，現在變成“葫蘆型”。

實事求是地說，除了收入分配等的確存在不盡人意的地方，但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在於“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如果把“做大蛋糕”比喻經濟增長，“分好蛋糕”比喻收入分配，首先還是要把“蛋糕”做大，才能讓更多人分得一份較大的“蛋糕”。反貧困理論認為，經濟增長是緩解貧困的決定性因素和前提條件，減貧有賴於經濟增長，經濟增長是減貧的強大動力。換言之，從“金字塔型”向“橄欖型”社會邁進，必須有經濟增長作為前提。目前，我國社會治理模式已經向著更公平、更高質量的“橄欖型”社會治理模式悄然轉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