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法律文明的簡約之道

古往今來，法治建設中時常呈現從簡到繁、化繁為簡、循環往複、不斷提升的歷史規律。中華傳統法律文明在法律創製層面，長期秉承簡約之道，此於當代“法治中國”建設或許具有一定的啟示意義。先秦思想家老子說：“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法令簡約”理念是對歷代治亂興衰歷史經驗的深刻省思，也是支配中國數千年立法走向的精神指引。以簡約作為基本標誌的良法善治，成為評價不同時期法制狀態的重要標尺。

中國法制興替歷程之中，最早遭遇繁密詬病者非秦律莫屬。秦朝律法的龐雜繁難，確實已為《雲夢秦簡》《裡耶秦簡》《嶽麓秦簡》等出土文獻所證明。秦亡漢興，高祖行三章之法，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開刪繁就簡之先河。後繼君臣填以無為，從民之欲，最終成就“文景之治”的盛世格局。北周初立，文帝曾先後三次更定條製；李唐開基，高祖創製約法十二條，“務從寬簡，取便於時”，法令簡約逐漸具備了鼎故革新的象徵意義。與此同時，“簡約”也是古代評判法令創製水準高下的重要指標。如代表北朝立法最高水準的《北齊律》，即以“法令明審，科條簡要”著稱於世。其後繼者《開皇律》亦有“刑網簡要，疏而不失”之美譽，作為東方法制樞軸的《唐律疏議》，更彰顯了削煩去蠹、務存寬簡的鮮明特色。可見，先秦道家所倡導的疏闊簡約立法理念，已經成為古代法律創製的基本導向。

值得注意的是，“法令滋彰”是歷代法令厘革中時常遭遇之痼疾，如北周《大律》之“煩而不要”，南宋條法式類之“條目滋繁”，清例之“愈滋繁碎”，凡此種種，均與立法簡約的精神主旨相背離，故為史家所譏。在漫長的法律實踐中，“簡約之道”理念孕育了慎令、盡理、寬平等理性因子，並在古代法律創製和法律適用領域中得到長期貫徹。

“慎令”是法律創製的基本態度

《尚書·周官》有“慎乃出令”的古訓，“慎令”為從政之本，“令出必惟行之，不惟反。改若二三，其令亂之道”。“慎令”是古代立法者平衡社會變遷與法律創製二者關係的主要舉措。自西漢始，法令簡約成為仁政德治的標誌之一，然而，“三章之法”至簡，不久即有《九章律》問世，其實仍以《法經》《秦律》為宗。此後，為適應社會發展的現實需要，修訂法令成為任何時代必須直面的重大問題。如《宋刑統》號稱終宋之世行用，其實，在宋代司法實踐中卻是編敕、編例等大行其道。《大明律》頒布後，因其“日久而慮精”，朱元璋令子孫守之，群臣有稍議更改，即坐以變亂祖製之罪，卻無法預知明代“應律起例，因例生例，例愈紛而弊愈無窮”的尷尬局面。可見，法律的修訂勢在必行，但在修訂法律時秉承何種態度，則是法律創製成功與否的關鍵因素，“慎令”古訓成為支配古代法律創製的重要導向。所謂慎令，即要求立法者在法律的制定、修改、廢除等環節，保持審慎克制的態度，注重從立法技術角度解決律條滋蔓、法例交雜的問題。

古代“慎令”理念所衍生的兩種思維模式值得高度關注，一曰“減法思維”，二曰“久行思維”。歷代立法者面對不計其數的敕、律、令、例等，往往強調刪減歸納，通過調整體例、厘正篇目、變更形式、增加疏解等多種手段，在保障法律連續性穩定性的同時，適應社會變遷的現實訴求，故修訂法律往往有“刪修”“刪定”之謂，可以認為，“刪削”集中體現了古人修律的目的與方法。

西漢末年，科令暴增問題日益嚴峻，“諸斷罪當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臣下屢有蠲除之議。自曹魏始，采取刪約舊科、區分律令、增廣篇目等途徑，大幅刪減正律數目。《晉律》厘定為二十篇，六百二十條，二萬七千六百五十七言。《北齊律》進一步將正律約省為十二篇，九百四十九條。《開皇律》最終確立十二篇，五百條的立法格局，並對唐宋之際五百餘年法律產生了直接影響。

與現代按照調整對象與調整方法劃分法律部分的做法類似，中國古代為應對社會生活的現實需要而異常重視法律分類，由此，令、科、比、格、式、典、例、故事等，也成為正律減負的重要載體。法令不可輕出，尤忌政出多門、朝令夕改。“減法思維”支配下的法律體系確立以後，古代立法者長期恪守“久行思維”，即強調法令穩定，由此推動主者守文和百姓守法。西晉律學家劉頌認為：“法軌既定則行之，行之信如四時，執之堅如金石。”後周顯德四年，世宗詔中書門下刪定律令，強調務從簡要，“律令之有難解者，就文訓釋。格敕之有繁雜者，隨事刪除。止要諧理省文，兼且直書易會”。遼道宗大安五年詔說：“法者，所以示民信而致國治，簡易如天地，不忒如四時，使民可避而不可犯。”北宋歐陽修在《新唐書·刑法志》中對於法令簡約與久行的關係有高度概括：“法令在簡，簡則明；行之在久，久則信。”法治以創製良法為前提，良法又以簡約便宜為特色。守成平之國，用長行之典，此於立法、修法之際，應當予以充分關注。

“盡理”是法律創製的衡量尺度

關於法律創製之優劣認定，自古即有“盡善”與“盡理”之爭。漢魏以降，先賢已敏銳地洞察到成文法典之局限。西晉元康年間，尚書裴頠指出：“刑書之文有限，而舛違之故無方，故有臨時議處之製，誠不能皆得循常也。”劉頌更將“盡善”視為治國理政之阻礙：“夫法者，固以盡理為法，而上求盡善，則諸下牽文就意，以赴主之所許，是以法不得全。”

首先，所謂“盡善”，即時人常言法制之完善。而任何法律均無預設全部法律問題之必要，也無預設全部法律問題之可能。所謂完善，並非是對某一特定時期立法結果的客觀評判，而是法律創製不斷趨近的終極目標。意欲創製盡善之法，在邏輯上即與“善法”本身相互抵牾。受所謂善法臆想支配，所謂完善路徑往往表現為擴充律條、單行立法、增加解釋等基本手段，而上述所謂完善法制路徑的諸多弊端早已暴露無遺。漢武帝時因奸宄滋甚，增律五十餘篇。律令漸繁，禁網漸密，出現“文書盈於幾閣，典者不能徧睹”的境遇，此為擴充律條過限之弊。秦漢律、令、科等法律形式之間界限模糊，除律令本身膨脹之外，律外旁章科條的激增，成為法律繁碎瑣細的主要原因。據《晉書·刑法志》：“集類為篇，結事為章，一章之中，或事過數十，事類雖同，輕重乖異，而通條連句，上下相蒙，雖大體異篇，實相采入。”由於法律體例不清，類目不明，各類重複矛盾現象遂無從避免。

因此，法律創製需以認識法律功能、查明法律機理為基本前提。單純“加法思維”支配下的增設條目和單行立法絕非良法善治之道，甚至可能產生“條約既繁，典者不能徧習，愚民莫知所避，犯法者眾，吏得因緣為奸”的嚴重後果，此為單行立法過度之弊。

與此同時，還應客觀認識法律解釋的功能。自漢代時，中國即有官私注律的傳統。叔孫宣、郭令卿、馬融、鄭玄諸儒章句十有余家，家數十萬言，“凡斷罪所當由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七十三萬二千二百餘言。言數益繁，覽者益難”。律令規定與法律解釋的激增，直接導致執法與守法之困窘。魏明帝下令“但用鄭氏章句，不得雜用余家”。但取鄭氏難免偏頗，此為法律解釋濫行之弊。以上三弊，智者不可不察。傳統立法的“盡理”思想演繹出“蠲其苛穢，存其清約”的修律觀念，“附注以明其事，疏義以釋其疑”的解釋標準，以及因時定例，以例輔律的造法觀念等，為傳統法律創製與法律實踐提供了重要理論支撐。

與“盡善”相對應，所謂“盡理”，即在認同法律局限性的基礎上，主張法律創製應符合天理、事理、情理、法理，並在司法裁判中一定限度允許法官據案權斷，由此實現天理、國法、人情的有機融通，保障道德秩序、法律權威與法律權益的有效維護。古人雲，“大道至簡”，法律創製應秉承簡約理念，將“盡理”作為衡量法律創製成果的基本尺度。

“寬平”是法律創製的評判準則

孔子曾說：“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矣。”這裡的“省”，正是減除之意，意在禁惡於未然。如果不失其罪，事止聽訟，則屬舍本逐末之舉。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約法”與“省刑”時常互為表裡，相伴始終，刑罰惟中、刑製寬平成為歷代立法者追求的理想境界，蜚聲世界的《唐律疏議》正因為“得古今之平”，成為中國優秀傳統法制的傑出代表。可以認為，簡約是寬平的基礎，寬平是簡約的表征。由此，多次法制變革均與革除弊政、廢除酷刑直接關聯，“寬平”成為評判法律簡約與否的準則之一。

三章之法因蠲削煩苛，遂使兆民大說，為漢代四百年基業奠定堅實基礎。其後除“挾書律”“妖言令”“收孥連坐之法”等，均是寬平思維支配下的法制簡約舉措。其後，刑罰寬平成為推動法令簡約的重要路徑。譬如曹魏厘革婦女從坐之法，北魏限制門房之誅，楊隋革除梟首轘身。至貞觀修律，房玄齡等除斷趾法，創加役流，祖孫兄弟緣坐均從配沒，“比古死刑，殆除其半”。《舊唐書·刑法志》說：“比隋代舊律，減大辟者九十二條，減流入徒者七十一條。其當徒之法，唯奪一官。除名之人，仍同士伍。凡削煩去蠧，變重為輕者，不可勝紀。”法令繁易程度直接製約著執法狀況與守法水準，吳元年，朱元璋命左丞相李善長等議定律令，曾對中國法律簡約主義予以集中概括：“法貴簡當，使人易曉。若條緒繁多，或一事兩端，可輕可重，吏得因緣為奸，非法意也。夫網密則水無大魚，法密則國無全民。”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法令繁雜往往與刑罰嚴酷相伴始終。《鹽鐵論》中說“秦法繁於秋荼，網密於凝脂”，法令的極端嚴密，並未有效催生法治的因子。宋代實行配隸制度，時常“既杖其脊，又配其人，而且刺其面。是一人之身，一事之犯，而兼受三刑”。配隸條目滋繁，無所遵守，其繁雜程度遠勝隋唐流刑。祥符年間，刺配之法僅四十六條。至慶歷時，增至一百七十六條，淳熙年間增至五百七十條，其刑又分十四等，此外尚有編管、羈管、安置等不在此列。秦、宋二朝法度不可謂不備，禁網不可謂不密，然法律運行，綱紀失序，輕重失衡，其政之衰實屬必然。當然，現代法治狀況的評判，早已超越刑罰寬嚴一隅，但公正、權益、誠信等理念的嬗變與運行，均應視作寬平思想的自然伸延。

當代中國法治建設確立了“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基本方針，其中，“科學立法”則是實現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前置條件。中國傳統法律之發達，曾經多次經歷由簡入繁，化繁為簡的歷史進程。由於革新與傳承並舉，刪削同增補並存，最終使傳統中華法律文明薪火相傳數千年而不絕。伴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形成，關於“科學立法”的科學理解與科學詮釋，應當成為當代立法者的迫切任務。“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從歷史中找到相似的事件，現實中存在的許多問題也都有著歷史的成因。要追根溯源，進行歷史回放，把當前遇到的問題與挑戰放到歷史的時空中去認識。”在法律實踐中吸納與踐行以慎令思維、盡理思維和寬平思維為主要特徵的“簡約之道”，或許應當成為當代法律創製的路徑之一。

（作者分別系西北政法大學教授、西北政法大學法律史專業碩士研究生 陳 璽 李鑫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