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幾何時，曾國藩也被炒得不亦樂乎。只是我總覺得，這位曾公似乎並不像某些人說的那樣可親，倒是十足的可憐。在他那顯赫的身影后面，除了一副畏縮的軀殼之外，看不到多少生命的活力、靈魂的光彩。人們不禁要問：活得那麽苦、那麽累，值得嗎?
關於苦，佛禪講得最多，有所謂“人生八苦 ”的說法：生、老、病、死，生與俱來，可說是盡人皆有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而求不得、厭憎聚、愛別離、五蘊盛，則是由欲而生，就因人而異了。古人說，人之有苦，為其有欲，如其無欲，苦從何來？曾國藩的苦，主要是來自過多、過強、過盛、過高的欲望，結果就心為形役，苦不堪言，最後不免活活地累死。
只要翻開那部《曾文正公全集》瀏覽一遍，你就不難得出結論，他是一個地地道道、不折不扣的悲劇人物，是一個終生置身煉獄、心靈備受熬煎、歷經無邊苦痛的可憐蟲。
曾國藩的人生追求，是“內聖外王”既建非凡的功業，又做天地間之完人，從內外兩界實現全面超越。那麽，他的痛苦也就同樣來源於內外兩界:一方面是朝廷上下的威脅，用他自己的話說，“處茲亂世，凡高位、大名、重權三者皆在憂危之中”，因而“畏禍之心刻刻不忘”；一方面是內在的心理壓力，時時處處，一言一行，為樹立高大而完美的形象，同樣是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般的警惕。
去世前兩年，曾國藩曾自撰一副對聯，“戰戰兢兢，即生時不忘地獄；坦坦蕩蕩雖逆境亦暢天懷。”上聯揭示內心的衷曲，還算寫實；下聯則僅僅是一種願望而已。哪裡有什麽“坦坦蕩蕩"，恰恰相反，倒是“淒淒、慘慘、戚戚”，庶幾近之。他完全明白，居官愈久，被天下世人恥笑的把柄勢必越積越多；而且，人都是有七情六欲的，種種視、聽、言、動，未必都中規中矩。在這麽多的“心中的魔鬼”面前，他還能活得真實而自在嗎?
曾國藩對自己的一切翰墨都看得很重，即使每天的日記，他也絕不馬虎。他知道，日記既為內心的獨白，就有揭示靈魂敞開自我的作用，生前歿後，必然為親友、僚屬所知聞，甚至會廣泛流布於世間，因此，下筆至為審慎，舉凡對朝廷的看法，對他人的評騭，絕少涉及，為的是不致遭惹麻煩，甚至有辱清名。相反，裡面倒是記載了個人的一些過苛過細的自責。
比如，當他與人談話時，自己表示了太多的意見；或者看人下棋，從旁指點了幾招，他都要痛自悔責,在日記上罵自己“好表現,簡直不是人”。甚至在私房裡與太太開開玩笑,過後也要自訟“房闈不敬”，覺得與自己的身份不合，有失體統。他在日記裡寫道:“近來焦慮過多，無一日遊於坦蕩之天，總由於名心太切,俗見太重二端。” “今欲去此二病，須在一‘淡'字上著意。” “凡人我之際，須看得平；功名之際須看得淡。”
脈把得很準，治療也是對症的，應該承認，他的頭腦非常清醒。只是,坐而言不能起而行，無異於放了一陣空槍，最後，依舊是找不到自我。他最欣賞蘇東坡的一首詩:“治生不求富，讀書不求官。譬如飲不醉,陶然有余歡。”可是，假如真的照著蘇東坡說的做,真的能在一個“淡”字上著意，那也就沒有後來的曾國藩了。自然，也就再無苦惱之可言了。
由於他整天憂懼不已，遂導致長期失眠。一位友人深知他的病根所在，為他開了一一個藥方，他打開一看,竟是十二個字:“歧黃可醫身病,黃老可醫心病。”他一笑置之。他何嘗不懂得黃老之學可療心疾，可是，他又要建不世之功，又要做萬世師表,怎麽可能淡泊無為呢?
世間的苦是多種多樣的。曾國藩的苦,有別於古代詩人為了“一語驚人”，冥心孤詣、刳肚搜腸之苦。比如唐朝的李賀，他的母親就曾說:“是兒要嘔出心乃已耳！”但這種苦吟中，常常涵蘊著無窮的樂趣；曾國藩的苦，和那些終日持齋受戒、面壁枯坐的“苦行僧”也不同。“苦行僧”的宗教虔誠發自一種真正的信仰，由於確信來生幸福的光芒照臨著前路，因而苦亦不覺其苦，反而甘之如飴。而“中堂大人”則不然。他的靈魂是破碎的，心理是矛盾的，他的忍辱包著、屈心抑志，俯首甘為荒淫君主、陰險太后的忠順奴才，並非源於什麽衷心的信仰，也不是寄希望於來生，而是為了實現人生中的一種欲望。這是一種人性的扭曲,絕無絲毫樂趣可言。從一定意義來說，他的這種痛深創巨的苦難經驗，倒與舊時的貞婦守節有些相似。
曾國藩節欲、戒煙製怒、限制飲食、起居有常、保真養氣，日食青菜若乾、行數乾步，夜晚不出房門，防止精神耗損，可以說是最為重視養生的。但是，他卻疾病纏身，體質日見衰弱，終致心力交瘁，中風不語。勉強活了六十二歲。
死對於他來說，其實倒是種徹底的解脫。什麽“超越”，什麽“不朽”,統統地由它去吧！當然，那種無邊的痛苦，並沒有隨著他的溘然長逝而掃地以盡，而是通過那些家訓呀，書劄呀、文集呀、言行錄呀，轉到了親屬、後人身上，這是種名副其實的痛苦的傳承。
曾國藩是一個極為複雜的生命個體。他的清醒、成熟、機敏之處實在令人心折，確是通體布滿了靈竅、積澱著豐厚的傳統文化精神、到處閃爍著智者的輝芒。在他的身上,智謀、經驗、修養,可說應有盡有，唯一缺乏的是本色。
在曾國藩身上存在一種異常現象，即所謂“分裂性格”。比如，他自己就曾說過，大凡人中君子，率常終生暗然退藏。這番話說得是多麽動聽啊，可做起來卻恰恰相反，言論和行動形成巨大的反差。加之,他以不同凡俗的“超人”自命，事事求全責備，處處追求圓滿，般般都要“毫發無遺憾”，其結果自是加倍的苦累,而且必然產生矯情與偽飾，以致不時露出破綻,被人識破其偽君子的真面目。
與他有“道義之交"的經學家邵懿辰則毫不客氣,竟當面責之虛偽,說他“對人能作幾副面孔”；左宗棠更是專標一個“偽”字來戳穿他，逢人便說“曾國藩一切都是虛偽的”。人們往往難以分辨他究竟是在正常地生活還是逢場作戲，究竟是出自真心去做還是虛應故事；而他自己，時日既久，也就自我認同於這種人格面具的遮蔽，以至忘記了人生畢竟不是舞台，卸妝之後還需進人真實的生活。
他嘗以輕世離俗自許，實際上根本不是那回事。因為如果真的輕世離俗，就說明已經徹悟人生必然生發出一種對人世的大悲憫就會表現得最仁慈、最寬容，自己也會最輕鬆最自在。而他何嘗有一日的輕鬆自在，有一毫的寬容悲憫呢？他那堅忍、強勉的秉性，期在必成、老而彌篤的強烈欲求，已經凍結了全部的愛心，剩下的只有無動於衷的冷酷與殘忍，而且還要掛出神聖的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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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李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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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粹：人文傳承書》
因原文篇幅過長，摘錄時有刪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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