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歷史研究者提出：古代中國“在很早的時候起，就產生了權力製衡觀念、建立了權力製衡體制。秦漢以來，歷代朝廷都以禦史糾察百官，肅正綱紀和以言官諫議政府，減少政策失誤，正是權力製衡觀念的具體運用。而魏晉以後形成的三省製，無論是唐代的“中書主受命，門下主封駁，尚書主奉行”，還是宋代元豐改製以後的“中書省取旨，門下省覆奏，尚書省施行”，都不愧為古代中國最好的權力製衡體制 ，並為它國所不及”。 這是公允之論。不過我還想補充一句：尤其值得我們留意的，是宋代的權力製衡機制。
讓我舉兩個例子，看看宋朝的權力製衡。
第一個例子，宋神宗熙寧三年（1070），參知政事王安石欲將自己的親信、新法的支持者李定破格提拔為“監察禦史裡行”，皇帝也同意了。但李定這個人人品很壞，聲名很臭，知製誥宋敏求即拒絕起草任命李定的詔書，封還詞頭，並於三天后辭職；接替他的另外兩名知製誥蘇頌、李大臨，也以“愛惜朝廷之法制”為由，再次封還詞頭。為讓李定順利通過任命，神宗與王安石免去蘇頌與李大臨之職，任命聽話的人當知製誥，總算將李定弄進中央政府當了禦史。但李定也別高興得太早，禦史陳薦、林旦等人隨後又以李定拒絕為母親丁憂為理由，展開對李定的彈劾，最後迫使李定狼狽辭職。
元祐元年（1086）閏二月，樞密院長官章惇被免職，垂簾聽政的太皇太后高氏以宋哲宗的名義，任命同知樞密院事的安燾知樞密院，接替章惇；同時任命試吏部尚書范純仁同知樞密院。但任命狀被給事中王岩叟駁回。高太后為了完成這個任命，只好繞過給事中，直接將任命狀發給吏部。王岩叟不依不饒，連續上抗議，最後逼得高太后收回成命。
為什麽知製誥與給事中可以封駁皇帝的詔命，因為這是宋代詔敕頒布的法定程序。下面我們就來簡要介紹北宋元豐改製後一份詔敕的頒布程序。
宋朝的詔敕雖說以君主的名義頒發，但絕非皇帝叫一聲“擬旨”便可立即口授一道聖旨，而是需要走複雜的程序。一般來說，事關重大的決策，君主與宰相要先當面議定，基於此形成的詔命，叫做“畫黃”（因為文書例用黃紙書寫）；對一般事務的處理，宰相與君主通過文書往來交換意見就可以了，基於此形成的詔命，叫做“錄黃”；涉及軍政的詔命由樞密院執行，事關重大者叫做“錄白”（文書用白紙書寫）；非重大者叫做“畫旨”。不管是畫黃、錄黃，還是錄白、畫旨，其草擬與審議的程序都是一樣的，出於敘述方便，我們一概稱之為“錄黃”。
君主與宰相商議後形成的旨意，叫“詞頭”。“詞頭”本身並不是詔命，而是起草詔命的依據。負責起草詔命的人，是翰林學士或中書舍人（元豐改製前為知製誥），一般來說，重大、機密的詔命由翰林學士起草，一般性的詔命由中書舍人起草。翰林學士或中書舍人如果認為“詞頭”不當，可以退回給皇帝，拒絕草製，這便是我們在熙寧“三舍人”事件中看到的“封還詞頭”。
翰林學士或中書舍人若無異議，或不敢有異議，則根據“詞頭”起草詔命。草畢，進呈禦覽，若皇帝與宰相對詔草沒有意見，便可形成“錄黃”，發至中書省，由中書舍人（與草詔的中書舍人未必是同一人）“署敕行下”，即在“錄黃”上簽名，這叫做“書行”。如果中書舍人認為詔敕不當，有權拒絕簽名，封還“錄黃”。中書舍人若順利“書行”，則送門下省，由給事中審讀。給事中如果無異議，亦在“錄黃”上簽名，這叫做“書讀”。當然，給事中也可以拒絕“書讀”，繳還“錄黃”。顯然，中書舍人不“書行”、給事中不“書讀”，都對詔敕構成了封駁。
經中書舍人宣行、給事中審核、完成“書行”與“書讀”程序之後，“錄黃”才可以留門下省存檔，另謄錄副本送尚書省（軍政則送樞密院）執行。不過，我們還要補充說明：按宋製，詔敕名義上出自君主，但在法理上卻是由宰相頒行天下，我們如果去看宋朝的聖旨，便會發現，詔敕之首多冠“門下”二字（與明清聖旨以“奉天承運皇帝詔曰”開頭不同），敕尾必有三省長官的署名（與明清聖旨落款蓋皇帝之章不同）。宰相也有權不署詔敕，繳奏皇上。而詔敕若無宰相之副署，則原則上不具法律效力。
尚書省在執行詔命的同時，需要將詔命內容關報禦史台、門下後省與中書後省的諫官案，以備台諫官審查。台諫官也有權取索三省文書。若台諫官認為已行詔敕不當，可以論列，要求皇帝追改詔命，並對責任人提出彈劾。
宋朝的這一套詔敕頒布程序，我們用圖示來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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