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導讀
為什麽一邊是職校教育擴招100萬的“大好局勢”，另一方面，大多數職校都招不到人呢？
在今年兩會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提到要對高職院校實施擴招100萬人，讓更多青年憑借一技之長實現人生價值。在《中國教育現代化2035》裡面提到，要“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不斷優化職業教育結構與布局。推動職業教育與產業發展有機銜接、深度融合，集中力量建成一批中國特色高水準職業院校和專業。”希望未來這些學校的建成能在一定程度上改變社會對於職業教育的認可度，選擇職業教育的年輕人也不僅僅是因為在通往高等教育的獨木橋上被擠下來之後而作出的無奈選擇。職業教育被提到了從未有過的高度。
然而另一方面，職業教育發展的現狀卻和打得火熱的政策不平衡。中新網在幾年前的一篇報導中描述了這樣一面：
眼看就開學了，哈爾濱市永源職業技術高級中學校長劉發很發愁：“今年學校計劃招生140人，報到的學生還不到80人。學校給每名老師都下達了3個招生硬指標，但有的老師還是一個也沒招上來。”劉發還表示，“我們是公辦學校，招生沒有特殊政策，像一些民辦的職校招生時介紹一個學生甚至能獲得上千元獎金。”
招生難的問題是大多數中職學校都會遇到的情況。即使是幾年後的今天，這種情況也沒有好轉，一些地區的中職學校招生更加困難了。究其原因，自然生源減少、高中擴招以及家長對於職業教育的偏見，這幾者的共同作用導致了這種局面。雖然這種現象在大家看來是理所當然會發生的，但實際上，目前中職教育的發展已經在不斷偏離國家對於職業教育所設定的戰略方向。
圖片來源：公眾號“職業技術教育”
一方面，職業教育既涉及到就業問題，也涉及到家庭脫貧致富的問題。另一方面，它也涉及到“中國製造”的質量，關係到經濟發展以及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問題。不管是為“精準扶貧”服務，還是力圖改變職業教育長久以來的“低人一等”地位，抑或是沸沸揚揚的培養“工匠精神”之聲，我們都需要暫時遠離輿論的漩渦，稍稍回溯一下我國職業教育的歷史，思考當下職業教育的困境之源，才有可能為我們走出當下的職教困境提供靠譜的思路。
中國職業教育的前世今生
中國的職業教育可以追溯到洋務運動時期。1866年，清政府成立福州船政學堂以培養造船、航海方面的專業人才，這是中國的第一所職業學校。1917年，教育家黃炎培創辦了中華職業教育社，這是中國第一個推進職業教育的團體。黃炎培一直提倡職業教育中職業精神的培養應與技能培養並重，其中“勞工神聖”強調勞動的神聖性與使命感，是黃炎培職業教育理念的核心。但由於當時國力所限，職業教育進展緩慢。一直到了新中國成立以後，中國的職業教育才真正興起。
新中國成立之初，重工業的建設需要大量的技術人才。為了滿足經濟建設的要求，國家設立“一五”計劃，並從蘇聯引進中等技術學校教育和技工學校教育的模式。到1953年，中國已經建立起以高職（三到四年學製，培養中等專業技術幹部）和技校（三年學製，培養中等技術操作工人）等中等專業學校為主體的職教體系。1950年代中期，高職和技校發展迅猛。這段時期施行統分統配制度。高職和技校的所有運行費用納入國家計劃。學生一旦畢業，便根據計劃安排被直接分配到相應的工廠。同時，為了適應工業大發展的需要，國家通過各種方案來鼓勵半工半讀的學校教育制度和半工半讀的工廠勞動制度，即學校的學生進入工廠實踐，工廠工人進入學校學習的兩種勞動制度和兩種教育制度。這種勞動-教育制度通過“工學結合”被固定下來，不僅為在校學生提供了很多實踐機會，也為企業培養了大量專業技術人才。最重要的是，毛澤東時代的工人階級擁有以部門製為依托的“鐵飯碗”。一方面，國營和集體企業不以牟取利潤為唯一導向；另一方面，勞動者的勞動力也沒有被商品化。這種“老式”的勞動-教育制度，和今天的“工學結合、校企合作、頂崗實習”的“人才培養模式”存在著質的區別。
師傅帶徒弟式教學
改革開放後，1996年通過的《職業教育法》使職業教育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但與此同時，國家對職業高中學生的統分統配制度開始松動。雖然此時投入大量的教育經費，卻是為了確留職業教育技術學校為初步建立的勞動力市場提供大量的勞動力。隨著勞動力商品化的深入，原有的職業教育體系與市場化之間的張力在當時也逐漸暴露。一方面，膨脹的職業教育製造了大量的職業技術工人；另一方面，國企改革帶來了國企倒閉和國有下崗，大大縮緊了對技術工人的需求。當勞動力的商品化使得供求關係成為勞動力市場的運作準則時，這種張力變得不可協調。面對這種張力，國家的解決辦法不是限制勞動力的商品化，而是速職業教育的商品化，其中包括廢除統分統配制度，取消之前對職業教育學校的補助，提倡職業教育的市場運作等等。這時的職業教育，逐漸通過工學結合、校企合作，把勞動力的商品化和教育的商品化緊密結合。
如何理解職業與教育的關係？
如果說在社會主義條件下，職業教育學校與國企之間存在著一種互惠關係。通過“工學結合”，職業教育學校的學生進入國企，走到生產線上實踐，從而提高自己的職業能技能，累積一線工作經驗；而國企的工人進入學校，通過在學校學習新的理論知識，從而提高自己的理論水準和創新能力。學校和工廠之間並沒有進行資金上的交易，更不用說從學生身上榨取剩餘價值。職業學校的學生和工廠的工人都是其中獲益的主體。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勞動力商品化與教育商品化通過“工學結合”這個機制聯繫起來。兩者的商品化，正是當下職業教育的困境之源。
以中等職業教育為例：根據教育部發布的《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2009-2014）》，中職不管是招生數還是在校生數，在高中階段教育總數的比例中，已有逐年下降的趨勢。有學者指出，中職教育規模萎縮只是當下職教困境的一個縮影，這一現象反映的是勞動密集型企業大量西遷的現實。這種“產業轉型”需要的是大量非技術性工人，這使得職業教育陷入兩難：一方面，若是按照產業轉型要求設置非技術性專業，難以滿足學生和家長對學習技術的期待；另一方面，若不按照當地產業轉型設置專業，則難以滿足學生的就業需求，發生產教脫離。而學校的德育工作也常常忽略了中職學生的主觀意願和真實情感。中職學生大多為來自農村的留守兒童，家庭教育的缺失與家庭關係的緊張並沒有讓許多中職學生獲得“完整的社會化”，而學校教育也一直在貶低其存在的價值，從而對其人格塑造造成負面的影響。
2010年，在震驚世界的“連環跳”後，兩岸三地高校的師生曾對富士康的學生工現象做了詳細調研。調查發現，在富士康各地的廠區，均存在大量非法使用職業技術學校學生工的情況。在某些車間，學生工使用率竟高達50%。富士康利用無須跟學生工簽訂正式勞動合約、無需為他們繳納社保等法律漏洞，大規模使用學生工作為廉價勞動力。更為嚴重的是，富士康公然違背勞動法和其他相關法規，強迫學生工超時加班，強製未成年工加夜班，侵犯了這些學生的權利。同時，由於缺乏法律保障，在出現工傷時，學生工陷入企業、學校、政府“三不管”的困境之中。這樣的生產體制和勞動關係，既無法體現勞動的價值，也沒有保護勞動者的基本權益，更不可能讓勞動者體會到勞動的尊嚴和當家作主的主體性。這樣的環境，顯然不可能孕育“工匠精神”的沃土，也不可能改變職業教育“低人一等”的尷尬地位。
打造“中國模式”的職業教育，首先要工人當家作主
本次兩會期間，不少委員和代表都問診了當下的中國職業教育，頻頻援引了德國、英國和新加坡等發達國家的職業教育經驗和成果進行討論。加上這幾年出現的職業教育活動周、“大國工匠”、職教法執法檢查、“機器換人”等職教熱點，對“中國模式”職業教育的呼聲也越來越高。那麽，我們該如何參考歷史經驗和現實情況，找出解決當下職教困境的良方呢？我們有無可能創造職業教育的“中國模式”？
在上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那時的職業教育仍存在統分統配制度，畢業生可以包分配，進入國企當技術工人。但到了 1998年大學擴張，國企改製和工人下崗，職業教育就隨之淪為人們眼中的“低人一等”了。“談職業教育，不能不直面這些年中國勞動關係的根本性變化，而這才是引發中國職業教育變化的原動力。”在這樣的前提下，“實際的情況是，掌握了一定技術的大部分職校生，在實習和畢業後，卻發現沒有那麽多的需要高技術的崗位。這才是讓職校生覺得‘學不學都一樣’的原因。一線製造業勞動者的境遇，也說明了‘職教扶貧論’的局限性。”
圖片來源：江西某職校官網
在一個不尊重工人的大環境，和高度異化的企業小環境（如惡劣的薪資待遇、缺乏勞動保障、生產中沒有發言權、繁重的單一重複勞動）中，根本不可能產生“大國工匠”，也無從打造“工匠精神”。解決這系列的困境的辦法，應該是真正讓工人在企業中有發言權，參與管理，發揮他們的主體性。這也是打造職業教育“中國模式”的關鍵。“現在論證職業教育的人，都隻說職業教育對經濟的促進作用，卻不去看經濟結構對職業教育的促進或限制，這是典型的線性思維，需要警惕。”
“就職教談職教”、“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今天中國的職業教育發展好壞，很大程度跟中國經濟發展、產業結構、勞動力市場有很大關係，往往不僅僅是教育的問題，而是經濟的問題和社會的問題。如果說職業教育法是職業教育體系的皮膚，那‘工匠精神’就是職業教育體系的靈魂和思想，也就是黃炎培等老前輩在20世紀之初追逐的理想。‘工匠精神’裡包含著對勞動的肯定和認同，也包括對勞動者自尊和自愛的培養。深入剖析媒體經常援引的西方職教案例，我們認為職業教育可以發揮的作用，遠遠不止於扶貧和就業，職業教育並不能僅僅作為扶貧的手段。
在德國，職業教育是和整個實體經濟的各類人才培養緊密結合的。德國的職業教育體系不僅培養一般的技術工人，也培養工程師。整個職業教育體系為國家輸送的是撐起實體經濟的各種人才。中國在1995年之前，職業教育體系與實體經濟的對接是比較緊密的。職業教育體系也確實在很長一段時期撐起了中國實體經濟。但是隨著勞動力的市場化以及中國產業結構的調整，原有職業教育和實體經濟的對接脫鉤了。職業教育體系和勞動力市場成為了不相匹配的兩個領域。職業教育對於整個實體經濟的作用被人們所忽略，卻隻成為解決農村孩子就業的一種手段。若將職業教育隻局限在扶貧的領域考慮，會低估職業教育的重要性。”如果要發展“中國模式”的職業教育，不能忽略職業教育與產業結構、勞動力市場之間的關係和培養一批適合職業教育的教師隊伍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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