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稹：大唐第一渣男，你太過分了

元稹的無望

中國文人最值錢的地方，是他的才華；中國文人最不值錢的地方，是他的人格。

——李國文

當然，也並非悉皆如此，但很大一部分文人基本如此。這也是我們翻開那部厚厚的文學史，常常為之不禁掩卷、扼腕歎息的緣故。

在唐代，與白居易齊名，世稱“元白”的雙子星座之一，創“元和體”新詩風，為中唐詩壇扛鼎人物之一的詩人元稹，恰巧就是這樣一位令人遺憾的典型。他的詩，寫得非常之美妙；他的人，做得卻是相當之糟糕。

這種兩面性、複雜性，不光為舞文弄墨之人的通病，大概也是人類概莫能免的劣根本質。因此，卑鄙與崇高，苟且與正直，汙穢與完美，邪惡與良善，同時聚合在一個人的身上，是很正常的事情。在這個世界上，百分之百的偉大光榮、百分之百的不可救藥，實際上是不會存在的。只是可能在兩種對立成分的配比上，有此多彼少，或此少彼多的區別罷了。

元稹，字微之，河南洛陽人，在陝西鳳翔長大，生於779年，死於831年，與其好友白居易相比，是個短命文人。他是個怎麽樣的一個人呢？正史是這樣評價他的——

稹性鋒銳，見事風生。

——《舊唐書》

稹始言事峭直，欲以立名，中見斥廢十年，信道不堅，乃喪所守，附宦貴得宰相，居位才三月罷，晚彌沮喪，加廉節不飾雲。

——《新唐書》

這些評價，相當負面，說他急於成名，而不擇手段；忙於投機，而罔顧操守；欲望強烈，而貪得無厭；攀附中貴，而為人不齒。總而言之，他這一生，夠折騰的。比之白居易，活得比較勞累，活得比較糟糕。有什麽辦法呢？性格決定命運，他太想成功了，為了成功，他可以不顧一切。

他的詩歌，可分兩體，各有成就，諷喻詩極其深刻，豔情詩極其浪漫，歷經順、憲、穆、敬諸朝的他，時屬中唐，但他的創作，卻仍是盛唐景象。而無論在他生之時，還是在他死之後，都得承認他是一位了不起的詩人。

也有對他相當不以為然的。唐人李肇在《唐國史補》中，談到7世紀初的中國文壇時，就把他列入了“不齒排行榜”。

元和以後，為文筆則學奇詭於韓愈，學苦澀於樊宗師，歌行則學流蕩於張籍，詩章則學矯激於孟郊，學淺切於白居易，學淫靡於元稹，俱名為元和體。

更有一位李戡，宗室子弟，對他尤為咬牙切齒。

嘗痛自元和以來，有元、白詩者，纖豔不逞，非莊士雅人，多為其所破壞，流於民間，疏於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語，冬寒夏熱，入人肌膚，不可除去。吾無位，不得用法以治之。

——杜牧《唐故平盧軍節度巡官隴西李府君墓志銘》

這種恨不得殺了元稹才解恨的劊子手面孔，對我們來講，倒也不陌生。這些年來，每當文學新潮流出現，也是斷不了看到的雷電風霜壓頂而來的風景。正統派，主流派，所以有一種天塌地陷、惶惶不可終日的感覺，就是他們眼中視之為“淫靡”的作品，產生了他們認為的“禮崩樂壞”、世風日下的後果。實際上，這些文學原教旨主義者，根本不了解“元和體”的出現，對於陳腐的、僵化的、教條的、唯上為意旨的文學所起到的否定作用，所帶來的具有鮮活生命力的現實主義精神，以及所形成的“自衣冠士子，至閭閻下俚，悉傳諷之”的廣大讀者市場。這是毫無辦法的歷史選擇，也是誰都抵擋不了的潮流。

文學這東西，如潮之洶湧，來時，勢不可當，去時，無法挽回。可以影響，不可以左右；可以乘勢，不可以逆轉。這也是所有帝國統治者壓根兒沒弄清楚的藝術規律。他們總以為握有控制權，就可以揚之在我，抑之也在我。其實，大謬不然的，就在於這些帝國統治者不了解，在其一生中，能夠操弄權柄的時間，頂多三十年、五十年。而文學時代的運動周期，常常要延續兩代或三代文人。陛下駕崩以後，又怎能奈何那些死在他以後的文人呢？那時，恐怕就是如劉禹錫的詩《石頭城》所寫的“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那樣，潮流依舊沿著它的規律，該來就來，該走就走。

儘管我們可以鄙薄元稹的為人，但他的詩歌，卻是應運而生的時代產兒。所以他的詩歌，“傳道諷誦，流聞闕下，裡巷相傳，為之紙貴”，這種廣泛的影響，也確實給他帶來了好運。

穆宗皇帝在東宮，有妃嬪左右嘗誦稹歌詩以為樂曲者，知稹所為，嘗稱其善，宮中呼為元才子。荊南監軍崔潭峻甚禮接稹，不以掾吏遇之，常征其詩什諷誦之。長慶初，潭峻歸朝，出稹《連昌宮辭》等百餘篇奏禦，穆宗大悅，問稹安在，對曰：“今為南宮散郎。”即日轉祠部郎中、知製誥。朝廷以書命不出相府，甚鄙之，然辭誥所出，夐然與古為侔，遂盛傳於代，由是極承恩顧。嘗為《長慶宮辭》數十百篇，京師競相傳唱。居無何，召入翰林，為中書舍人、承旨學士。中人以潭峻之故，爭與稹交，而知樞密魏弘簡尤與稹相善，穆宗愈深知重。

——《舊唐書》

對元稹這個具體的人來說，就不是像他寫的詩那樣盡善盡美了。以文章曲事太監，以詩詞阿附權貴，只要能帶來好處，低聲下氣，諂媚逢迎，又有何妨？臉皮一抹，也就無所謂做人的道德底線了。而後來，又經閹寺援手，奸佞保薦，能給皇帝拍馬屁，那更使詩人感到無上榮光，為使龍顏大悅。那些日子裡，元才子恨不能一天到晚，十二個時辰，不寐不歇，歌功頌德，萬壽無疆，大唱讚歌的。

中國文人之沒出息，就是見了皇帝，忍不住要磕頭的那一份賤。何況，他有磕頭的本錢，你想磕還未必能磕得上呢！

九歲能屬文，十五兩經擢第，二十四調判入第四等，授秘書省校書郎，二十八應製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登第者十八人，稹為第一。

——《舊唐書》

元稹是一個“巴蜀江楚間洎長安中少年，遞相仿效，競作新詞”的詩壇領袖，是一個“賢不肖皆賞其文，未如元白之盛也”的風流人物。據說，中國末代皇帝溥儀還統治著紫禁城的時候，曾經召見胡適進宮，與博士面談半小時。看來，皇帝作為讀者而不是屠夫時，也具有“追星族”的好奇之心。

很快，這位才子，以馬屁為敲門之磚，以奸佞為晉升之階，現身在帝王的視線半徑之中，一步登天；聲聞於帝王的聽覺範圍之內，直達丹墀。中國文人能混到如此春風得意、不可一世的地步，還真是屈指可數。

據說，有一次早朝過後，他只是對穆宗抱怨一句：“陛下，昨天傍晚，首都警察局竟派了便衣，在我居家老宅的靖安坊，巡邏出沒，尾隨跟蹤，不知是何用意？”當天，京兆尹主管警察的首長二話不說，就把刑偵隊長免職，連機構也奉旨撤銷。一乾人馬，失業失業，到底也沒搞清楚，因何精兵簡政？真是頭掉了不知是誰砍的。詩人的聲勢威風，可想而知。

因此，一、你不得不佩服他在文人中間，這種出類拔萃的能量；二、你若為他想，要是不很糟糕的話，或者，不那麽卑鄙的話，也難達到這種京師為之側目的地位。

元稹的成功之路，我以為原因有三：一、從人種學角度考量，與他家族的鮮卑後裔血管裡流動著的野性基因有關，野，什麽都敢伸手；二、從地域學角度考量，與他長期生活在陝西鳳翔，在那僻壤荒域裡求生謀存的艱難有關，餓，什麽都敢張嘴；三、從進化學角度考量，與他出身於卑微的一個寒族子弟，拚命想出人頭地，拚命想改變局面有關，爬、攀、附、靠，也就不擇手段，不問是非。

所以，長慶二年（822年），他到底當上了宰相，這是元稹風頭最健的一年。這也是他費了九牛二虎之力，鑽營投機、攀附巴結、效忠納誠、緊跟高舉的結果。儘管他奔走的是旁門左道，投靠的是太監佞臣，頗“為士類訾薄”，以致“朝野雜然輕笑”。但昏庸的穆宗李恆在詔書中，卻對他褒揚備至，說他“勁氣嘗勵於風霜，敏識頗知於今古”，可見其被寵幸、被倚重、被高看、被優渥的程度。

連他老婆也跟著水漲船高，成為宮廷貴婦沙龍的領袖。“予在中書日，妻以郡君朝太后於興慶宮，猥為班首。”小人得志，喜不自勝，那時的他，肯定飛揚跋扈、面目可憎，也使得他的反對派聯手起來，抓他的把柄，找他的不是，要把他扳倒。唐穆宗將其拔擢到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最高決策中樞的宰相地位，固然是其昏庸悃愊之故，但也足以證明詩人吹到巧舌如簧、拍到爐火純青、哄到不露馬腳、騙到天衣無縫的功力。

文人能爬到這麽高的位置，在歷史上屈指可數，確是非同小可。然而，幸運之神，來得匆匆，去得匆匆，短命的“同平章事”，從二月到五月，連一百天也沒熬到，就被人排擠出局。

到同州當刺史後，元稹聲淚俱下地給穆宗上書：

所恨今月三日，尚蒙召對延英。此時不解泣血，仰辭天顏，乃至今日竄逐。臣自離京國，目斷魂銷。每至五更朝謁之時，實製淚不已。臣若餘生未死，他時萬一歸還，不敢更望得見天顏，但得再聞京城鍾鼓之音，臣雖黃土覆面，無恨九泉。

元稹還夢想著有朝一日，“製誥侍宿南郊齋宮”，再沐天恩。可哪知道穆宗隻坐了四年江山，就因服長生不老藥駕崩了。詩人在《題長慶四年歷日尾》詩中寫道：

殘歷半張餘十四，灰心雪鬢兩淒然。

定知新歲禦樓後，從此不名長慶年。

那無望失落之情，溢於紙面。看來，他的黃金時代，一去不複返了。

說到底，文人再有心眼兒，再富心機，再小心謹慎，再心明眼亮，永遠不是那些職業政客的對手。政治家玩文學家，如貓搏鼠，讓你死，你就死；而文學家玩政治家，則如羊驅虎，你讓人家死，死不成，反過來，你倒可能搭上一條命。要知道，為文，做官，兩者通常不能得兼。做得一個好官者，未必寫得一手好文，同樣，做得一手好文者，未必為得一個好官。所以，沒才氣的文人，才熱衷做官，沒本事的官僚，才附庸風雅。打草摟兔子，一舉兩得。

而歷史上那些真正的文人，從屈原起，到司馬遷，到謝靈運，到李白，在官場無不混得很失敗，歸根結底，他們壓根兒不是當官的料。也許，他們一開始就不應該攪到政治的渾水中來。老百姓有一句民諺：“沒有金剛鑽，別攬瓷器活兒。”沒有為官稟賦，千萬別求仕進。總結元稹的一生，成功快，失敗更快，問題全出在他“見事風生”的性格上。太急功近利，太短期行為，太隨風使舵，太容易轉向。這種性格悲劇，決定了他一生的結局。

然而很不幸，似乎是胎裡帶，文人都有做官的衝動。削尖腦袋，熱戀烏紗，做到了官，很高興，做不到官，很沮喪。當然也不能完全怪這些文人，尤其那些古代文人，因為從他們入塾啟蒙那天，朝至聖先師磕頭開始，孔夫子就教導“學而優則仕”這五字真言，已經種下了病根兒。然而，封建社會的國家機器，是一個“豺狼當道、安問狐狸”的極其凶險所在，一個詩人，一個作家，要混個一官半職，談何容易？

白居易比他明白，及早地抽身出來，退隱到他洛陽履道裡的大宅子裡，修身養性，頤養天年，不問政治，隻管快樂。因此，他能一直活到七十四歲的高齡。而元稹，始終懷抱東山再起之心，始終冀圖重獲聖眷之想，心急如焚，輾轉反側，最後，終於走上穆宗皇帝那樣的不歸之路，因求長生，求雄壯，服藥不慎，飲丹中毒，於大和五年（831年）七月間，暴卒於武昌任所，享年五十三歲。

一個詩人，一個作家，只要陷在非其所宜的渾水裡，想要保持清純的文人本色，想要追求高尚的道德情操，這種鬼話，說給誰去聽，也不會相信的。

其實，要想了解文人，還是從他的作品下手為宜。

雖然“文如其人”這句話，並不百試百驗，但無論如何，“文為心聲”，總會有蛛絲馬跡，可以稍知秘辛，總會在字裡行間，微露堂奧底裡。而元稹這篇《鶯鶯傳》，應該是進入他內心世界的最佳門徑。再沒有比這篇美文，更能表現元稹做人與作文的強烈反差了。

這篇敘述張生和崔鶯鶯的戀愛故事，為唐人傳奇中的名篇。經唐末、五代的戰亂，一度湮沒無聞，不見著錄。直到宋初太平興國二年，官修《太平廣記》時，才從民間搜尋出來，編入這套類書之中，得以重見天日。後來，經北宋蘇軾、秦觀、毛滂、趙令畤等文人的推介傳播，大為人知；後來，又經金章宗時董解元改編為《西廂記諸宮調》的搊彈詞；再來，更經元成宗時的王實甫，在董《西廂》的基礎上，敷陳為雜劇搬演出來，《西廂記》遂成為中國古典文學的瑰寶。

由《鶯鶯傳》而《西廂記》，最大的改變，是在結局的處理上。

中國戲劇，特別要考慮到的是觀眾的欣賞習慣，你要讓他買你的票，坐下來看你的戲，有一條，最為重要，那結局必須大團圓。也許因為五千年來的多災多難，中國人常常不得團圓的緣故，便非常在意這個團圓。現實世界裡有太多的不團圓，至少你在戲裡，給我一個精神上的大團圓。戲曲大師王實甫深諳此理，便在戲的第五折結尾處，打出“願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屬”的旗號，然後落下帷幕。

但在《鶯鶯傳》中，元稹毫不顧及中國人的口味，偏不皆大歡喜，偏要此恨綿綿，倒不是他別出心裁的創造，確確實實是他個人的自身經歷，是發生在唐德宗貞元十六年（799年）以他為主角的一次愛情悲劇。

依今天的觀點，這本應是最情投意合的愛情，最美滿匹配的婚姻，卻活生生被這位詩人，以無情而又殘酷的手段毀滅了。他的市儈心理，他的犬儒精神，他的實用主義，他的勢利取向，導致了這場得到了她，又拋棄了她的悲劇。

這種始亂之、終棄之的故事，這種女人癡情、男人負心的故事，這種喜新厭舊、見異思遷的故事，這種天譴人責、另覓新歡的故事，長期以來，是章回小說和戲曲文本的母題，也是一個永遠有話好說、有戲好唱、有淚水可賺、有票房價值的創作源泉。

於是，《鶯鶯傳》從此成為這種類型故事的標準範本。

其大致梗概，無非：一、邂逅驚豔，一見鍾情；二、詩柬傳話，小婢通融；三、花前月下，幽會西廂；四、海誓山盟，私訂終身；五、長亭話別，靜候佳音。後來通行本《西廂記》改進的地方，就是增添了一個大團圓的尾巴。而在《鶯鶯傳》中，那個負心的張生，卻是卷鋪蓋一走了之。對那個為情人奉獻了全部的愛，然後又被情人拋棄的美麗少女來說，西風落葉，長安道遠，“倚遍西樓，人不見，水空流”，只有徹底的絕望和無可奈何的殘生。

在他筆下的她，面臨即將分手的局面，也曾預感到將是永別，“但恨僻陋之人，永以遐棄，命也如此，知複何言？”然而，又抱著一線希望，“始亂之，終棄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亂之，君終之，君之惠也。則歿身之誓，其有終矣！”這是個既有聰慧認識，又有多情天真的少女。我們把全部的同情心，集中在這個最後被拋棄的“顏色豔異，光輝動人”“凝睇怨絕，若不勝其體”的弱者身上。

愛上一個女人，到了論及婚嫁的地步，遇到另外一個更值得娶進門的、娶了以後會獲得更大效益的女人，馬上改弦更張，背棄承諾，不作任何交代，不作任何善後，就跟她分手。這就是他在這篇《鶯鶯傳》中，應該寫，卻沒有寫，或不敢寫出來的卑汙。

事實上，是他來到都城準備會試期間，攀上京兆尹韋夏卿的高門，還不過覺察到有可能成為這位長安市市長，後來又為洛陽市市長家的乘龍快婿時，馬上，他那“見事生風”的性格，果斷地、毫不猶豫地，便把一往情深的、苦苦等待著他回去的鶯鶯，拋諸腦後，一刀兩斷。這種背情，這種負義，這種不能原諒的行徑，他大概覺得不是什麽光彩的事，所以，有意給忽略掉，免得被人譴責。這就是大詩人元稹在自敘體傳奇文學《鶯鶯傳》中，所描畫出來的自己。

我一直弄不明白這位詩人，一定要將自己這場愛情悲劇，借托他人的口吻，委曲詳盡地講述出來，用意何在？

在這篇傳奇中，看不到他的自責之意、負疚之感，既沒有《復活》裡面那位聶黑流道夫伯爵的懺悔，也沒有《安娜·卡列尼娜》裡那位渥倫斯基先生的懊喪。

就看元稹在文中振振有詞地辯解：

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於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貴，乘嬌寵，不為雲為雨，則為蛟為螭，吾不知其變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據萬乘之國，其勢甚厚，然而一女子敗之，潰其眾，屠其身，至今為天下僇笑。予之德不足以勝妖孽，是用忍情。

這當然是混账邏輯了，他怎麽能把美麗樸素、溫柔婉約、感真情摯、聰慧可人的鶯鶯，附會到那樣不堪的妖孽地步？你把那少女糟蹋了，你把那少女欺騙了，你還說人家是妖精、是禍水，簡直豈有此理了。

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裡，也認為元稹的這番表白，純系一派胡言：

元稹以張生自寓，述其親歷之境，雖文章尚非上乘，而時有情致固亦可觀，唯篇末文過飾非，遂墮惡趣。

而且尤令人費解的，當元稹坦然而又薄情，輕鬆而又得意，對他的文友，如白居易，如李紳，如李建，如前輩楊巨源，講述這場情感上的經歷時，在座諸公，固然“聞之者莫不聳異之”，“於坐者皆為深歎”，沒有人對詩人這樣子的絕情辜負，這樣子的勢利轉向，有過一點譴責的表示。甚至，“多許張為善補過者矣”，這實在是匪夷所思的。

陳寅恪在《元白詩箋證稿》中考證過：

蓋唐代社會承南北朝之舊俗，通以二事評量人品之高下。此二事，一曰婚。二曰宦。凡婚而不娶名家女，與仕而不由清望官，俱為社會之不齒。

也許，唐代的社會風氣，使之然耳；也許，人的生物屬性，永遠受製於人的社會屬性，使之然耳。但我想不透的是，這位詩人既然舍寒門秀女而就市長千金，為勢之所趨，為利之所擇，天上掉餡兒餅，落在你的嘴裡，你就偷著樂好了，似乎用不著大張旗鼓，寫成文章，眾所周知吧？

文人無行，古已有之，唐宋元明，離得太遠，不得親知親聞。魯迅在20世紀30年代，七論文人無行，所鞭撻那些鬼鬼祟祟，也已相當隔膜。但以今度古，從當代文人的德行，大致也能猜測古代文人的一二。可奇怪的是，也許今人對待他們個人生活中的鶯鶯，比元稹更下作、更苟且、更卑鄙、更無恥。然而，要讓他們像元稹那樣行之於文，筆之以墨，把自己供認出來的傻瓜，是絕找不到的。

元微之倘不是缺心眼兒、冒傻氣，倘不是太淺薄、太無聊，那就別有隱衷了。

讀北宋趙令畤的《侯鯖錄》，其中《辨傳奇鶯鶯事》《元微之崔鶯鶯商調蝶戀花詞》，談及這段故事，在他看來，元稹之所以要寫這篇傳奇，是有他想說、必說，可又不便全說、不能直說的言外之意。

則所謂傳奇者，蓋微之自敘，特假他姓以自避耳。

蓋昔人事有悖於義者，多托之於鬼神夢寐，或假之他人，或雲見他書，後世猶可考也。微之心不自抑，既出之翰墨，姑易其姓氏耳，不然，為人敘事，安能委曲詳盡如此。

況崔之始相得而終相失，豈得已哉。如崔已他適，而張詭計以求見，崔知張之意，而潛賦詩以謝之，其情蓋有未能忘者矣。樂天曰：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豈獨在彼者耶。

從這裡，也就從“自避”“心不自抑”“其情蓋有未能忘者矣”這三處提示，略可猜知詩人的心跡。

也許，這就是人的複雜性了。

對他來說，並不悔他的“始亂終棄”，並不悔他的背叛絕情，並不悔他對初戀情人的致命傷害。而讓他魂牽夢縈的無悔之悔，就在於他痛惜自己錯失了人間的至美，詩人一生，情之所系，愛之所在，經過時間的延伸，經過太空的移位，最珍貴的，最留戀的，最難忘的，最能激蕩心扉，最能引發波瀾起伏感情的，仍是那位“殷紅淺碧舊衣裳”“滿頭花草倚新簾”“為見牆頭拂面花”“二十年前曉寺情”的鶯鶯。

他寫過一首《古決絕詞》：

一去又一年，一年何可徹，有此迢遞期，不如死生別。天公信是妒相憐，何不便教相決絕。

他不是不想終結這段記憶，然而無論時間和太空發生了多大的變化，這份情，這份愛，仍是他欲罷不能，欲說還止，不吐不快，可又不敢直抒胸臆的心結，一份希望解脫，可又排遣不掉的沉重負擔。也許，直到他生命的最後一刻，腦海裡已是一片空白之際，這個被他拋棄的女人影子，還影影綽綽在。因為真正的愛，是不死也不滅的。

這就是他在那首膾炙人口的詩中所讚美、所感歎的：

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

取次花叢懶回顧，半緣修道半緣君。

於是，我想，寫出這首詩的元稹，在他心靈深處，至少還有一小塊尚未淪喪的淨土。衝這一點，比之那些蠅營狗苟、爭名奪利、讓人泄氣、漸行漸遠的人，還真是想對一千多年前的這位大師致敬。無論如何，在他心裡，還保留著一點最後的可貴良知。

?本文選自李國文《歷史不忍細說：李國文講最後的王朝》

茅盾文學獎、魯迅文學獎獲得者李國文

在文化中追問歷史，於文學間透視人生

?內容簡介：本書是李國文的歷史散文精選集，選取了李國文著作中談及中國古代著名文人的部分作品，篇目有二十餘篇，其中包括李白、韓愈等詩人，也有張居正、譚嗣同等改革家。文章深入淺出，語言嬉笑怒罵，漫談一代大師、風流才子與忠臣佞臣，並以嚴謹的歷史相間敘說。

?作者簡介：李國文，生於上海，祖籍江蘇鹽城。中國作家協會第四屆理事。長篇小說《冬天裡的春天》於1982年獲首屆茅盾文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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