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在佛塔下的轉經道上，微風過，似能聽到崢嶸之聲。無論輝煌、亦或黯淡，都已逝去。翻開歷史，拂去塵埃，遇見北塔護國法輪寺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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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塔護國法輪寺大雄寶殿前的東西兩側，豎立著兩通古舊的石碑。石碑四周由鐵護欄圍繞，它上面的字跡已經斑駁，卻記錄著北塔的身世與曾經的榮耀。
兩碑碑首為玄武岩，高一一七，寬一一七，厚三一厘米。碑身為紅豆石，高二四六，寬一零九，厚二五厘米，碑座長二二三，寬一二三，高五五厘米。石碑整體為豎式，首身兩接，碑首雕刻雲卷，邊框刻纏枝蓮紋。贔屭碑座。（《遼寧碑記》）
“敕建成護國法輪寺碑”，它的滄桑容貌引人駐足，它的內容向今天的人們講述著當年的故事。兩通石碑兩面皆有碑文，蒙古文、滿文，藏文、漢文四體文鐫刻其上。
蒙滿藏漢四體文字《敕建北塔法輪寺碑記.》拓片
清《皇朝通志·卷一百十八》
夫幽谷無私 有至斯響 洪鍾虛受 無叩不鳴爾 況於法身圓對 規矩冥立 一音稱物 宮商潛運 故如來利見 迦維托生王室 憑五衍之軾拯溺逝川 開八正之門大庇交喪 法力維持乎八極 慈威鎮懾乎群魔 大智靜涵 靈源普挹（《敕建護國法輪寺碑記》）
漢字碑文的開端，工整而文雅，它的作者是清初內翰林國史院大學士剛林。
瓜爾佳·剛林，出身於滿洲正黃旗，從一名筆帖式，到考取舉人，一直到授國史院大學士、晉封甲喇章京、三等阿思哈尼哈番(男爵)，以其優秀的漢學修養而得到皇帝的器重。四塔寺碑文的撰寫，或許只是他風雲一生當中的小小片段，後人卻因他的文字而讀懂了這座古老的塔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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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主道濟蒼生 化隆無外 念茲功德 允合瞻依 特敕工部遴委喇麻悉不遮朝兒吉 畢力兔郎蘇 相度鳩工 於盛京四面各建莊嚴寶寺 每寺中大佛一尊 左右 佛二尊 菩蕯八尊 天王四位 浮圖一座（《敕建護國法輪寺碑記》）
也許是因緣使然，又或許是歷史的選擇，在太宗皇帝決定在盛京城興建四座佛塔的時候，就注定要書寫下一段故事。
北塔法輪寺的碑文中，有兩位不可忽視的人物，一位是“悉不遮朝兒吉”，另一位是畢力兔郎蘇。他們二人皆出身薩迦派，在接受皇太極建造佛塔的委任之後，通過打卦、占卜等方式，確定了盛京東南西北四塔的方位和具體的設計方案。在《盛京通志》等史冊中均有記載，建造盛京四塔是“用喇嘛相地法”。
相傳當時有喇嘛善相地術者，曾雲四塔全當一統。果符所言。（清《盛京通志·卷十七》）
國初時敕建，用喇嘛相地法，每寺建白塔一座，雲當一統。（清《盛京通志·卷九十七·祠祀》）
四寺用喇嘛相地術，每寺建白塔一座，雲當一統，相傳為異……（清《大清一統志·卷三十九》）
四塔在承德縣四城關外。東塔永光寺。西塔延壽寺。南塔廣慈寺。北塔法輪寺。俱清初敕建。用喇嘛相寺法。每寺建白塔一座。謂當一統。（民國《奉天古跡考》）
“悉不遮朝兒吉”，“悉不遮”今作“希結”，意為“所知境”，“朝兒吉”則意為“法主、法王”。關於悉不遮法王的生平，歷史很少記載，其原因很可能是他並不怎麽參與政治，故而史書中留墨不多。
我們所知道的是他參與了蓮花淨土實勝寺（皇寺）的竣工典禮，以一等有功之身參加了實勝寺的開光儀式並得到了豐厚的禮物，他還主持了盛京四塔的開光法會，記錄在《清實錄》之中。從史書的種種跡象表明，悉不遮喇嘛確定是一位地位尊貴的出家人。
畢力兔朗蘇（Bilig-tüNangsu,？一1657），薩迦密乘大寺Ngor寺（編者按：薩迦俄寺）出身，可能為了本寺本宗利益，以囊素之職前往蒙古弘傳法教，最後落腳喀喇沁土默特，風雲際會，又前往後金國效勞，1657年在北京過世，他就是其中的一個。他前半生的行事已無從了解，連其名字也不知道，目前所知不過是稱號。身份是僧人，學問淵博，光彩照人；由喇嘛而還俗，設計廟宇，奉命出使，草擬蒙藏詔敕文，主持重大宗教儀式，參與國家喇嘛事務。往還的都是上層：皇帝，蒙古諾顏，王公貝勒，內院學士，喇嘛高僧；與第五世達賴喇嘛頗有交情，一生修持佛教。他最顯著的工作是在蒙藏佛教領域：受敕命在盛京建造蓮華淨土實勝寺和四座敕建喇嘛寺院及其寶塔、塑像、彩畫。這些壯麗嚴整的寺院的創立，對於清帝國的國體(t?rü yosu,doro yoso），對於藏傳佛教在清朝的生根開花，具有充分的象徵一預示意義。（節錄自《畢力兔朗蘇--清初藏傳佛教的顯揚者》作者：李勤璞 蘇州大學中文系學士，現任浙江農林大學文法學院研究員。）
有的觀點認為，為北塔開光的堪布是前文提到的出使大清的伊拉古克三呼圖克圖，說他不僅向皇太極進獻了修建四塔的建議，還親自主持了開光法會，然而這種觀點顯然不符合邏輯。
根據《五世達賴喇嘛傳》記載：伊拉古克三呼圖克圖一行於木猴年（1644年）下半年順利抵達藏區，圓滿地完成了這次任務。當清朝使臣察汗喇嘛等返還之際，伊拉古克三呼圖克圖又派班第達喇嘛、賓圖喇嘛出使清朝。其所遣使臣於順治三年八月二十五日與察汗喇嘛一同抵達北京。火狗年（1646年）九月，喜饒喇嘛前往達賴喇嘛處，為在喀爾喀蒙古地方身患沉屙的色欽曲傑嘉哇赤列巴舉行經懺法事。（節錄自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李保文 著《唐古特·伊拉古克三呼圖克圖》）
北塔開光時間為順治二年（1645年）六月十九，那時的伊拉古克三呼圖克圖人在西藏，所以從時間上來看，為北塔主持開光的並非伊拉古克三呼圖克圖。
後世的學者試圖還原盛京四塔寺締造者的真實形象，拾起湮沒在時間中的碎片，用盡全力去靠近那個最終的答案。然而，畢力兔郎蘇，我們最應該感謝的這個人，他的前半生已經無從得知，甚至連名字都沒有留下，不禁令人歎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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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為慧燈朗照 名曰永光寺
南為普安眾庶 名曰廣慈寺
西為虔祝聖壽 名曰延壽寺
北為流通正法 名曰法輪寺
各立穹碑 永垂來禩
銘曰：
皇圖肇啟 寶域弘開
仰茲佛日 躋於春台
雨暘時敘 國無祲災
三途靡惑 五福斯來
大清崇德八年癸未仲春起工 至順治二年乙酉仲夏告竣（《敕建護國法輪寺碑記》）
《敕建護國法輪寺碑記》分為滿、蒙、漢、藏四體文字，其他三體碑文內容雖與漢文大致相同，卻也有不可忽視的問題，其中最明顯的就是四座塔寺建造的時間。
關於塔及寺廟建立年月，四座塔、寺是一同建造的。塔建成年月在順治元年（明崇禎十七年，1644年）六月，沒有疑問。四寺始建、建成的年份分別是崇德八年（1643年）及順治二年，亦無疑問。但就碑文所見，四寺起工及落成月份，漢文一體與其他三體不同：
仲春是二月，季春是三月；仲夏是五月，季夏是六月。四體碑文中漢文所記跟其他三體均相差一月的時間。（李勤璞《盛京四寺滿洲語碑文校譯》）
其次是漢文碑文中“皇圖肇啟”這一段銘文，在藏文碑中並未翻譯。除此之外，藏文的翻譯也有很多意義不統一之處。至於為何會有以上這些問題，專家猜測，應是四體碑文撰譯時體例上各有安排，並不劃一，而且淵源於各自的文學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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撫摸字跡已經模糊的法輪寺碑，眼前的景象、耳邊的聲音匆匆閃過，天邊雲聚雲散，時光飛躍百年。
春天，多風的季節，喇嘛隨手取了個東西，壓在他已看過千百次的北塔法輪寺建造圖紙上，目光掠過，推敲著某一個細節。
夏天，雨水增多，需要露天作業的工匠們不得不在工具上搭起遮雨的棚子，站在滴雨的簷下，抬頭望著建造中的廟宇，正一點一點靠近他們心中構想的樣子。
秋天，陽光正好，午飯時間，抽著旱煙袋的匠人從懷中掏出妻子給他帶的醬菜，笑著、鬧著，和工友一起分享。
冬天，大雪來臨，畫匠手下已近完工的佛菩薩畫像，在紛飛的雪花中，無言注視著眾生。
……
古人不見今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當年的匠人們早已不複存在，他們只是將時間泥封進了每一片磚瓦之中，通過這種方式，來與今人對話。
佛菩薩塔寺彩畫督指示畢力兔郎蘇
總督工程參特黑楊文魁
內翰林國史院大學士剛林撰
塑匠答度八格楞李道琇
修造塔寺成墨毛團
畫匠板盛
成線泥水匠崔國寶
委官李獻箴
畫匠李登貴
木匠黃得才
泥水匠馬守信
鑄爐匠李海
石匠寧有才
學士黑德譯漢文
厄者庫石岱譯蒙古文
東木藏古習譯西域文（《敕建護國法輪寺碑記》）
我們應該記住這些名字，是他們用自己的智慧和工藝建成了莊嚴的佛塔與寺院，這裡凝結了他們的心血與希望，又有誰不希望自己的勞動成果可以千秋萬代、萬世流芳呢？
他們的樣子沒人知道，但慶幸這堅硬的石碑將他們的名字永遠存留了下來，供後人瞻仰，這也是他們付出辛勞、做出貢獻而應得的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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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說北塔的建造，乃至四塔的誕生除了代表著雪域的教法在東北地區弘揚廣大，更是將漢族、藏族、滿族、蒙古族等少數民族緊密團結起來的紐帶，這一點恰恰就是清太宗皇太極以及他之後的歷代清帝對盛京四塔的期望和寄托，就算是三百年後的今日，巍巍佛塔與莊嚴佛寺依舊為東北地區的民族團結和傳統文化的弘揚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這不能不說是太宗皇帝的高瞻遠矚，他也許不會知道今日的我們，但他當初的決定無疑是正確的。
時至今日，北塔法輪寺以其古樸而莊嚴的風姿，迎接著八方來客。微風中，塔刹上的銅鈴隨風搖曳，發出悅耳之聲，時有繞塔的人，來往絡繹不絕。仰頭觀看，不僅思索，作為盛京四塔中保存最為完整的北塔，它到底有多高？它身上這些美麗的圖案到底寓意著什麽？它裡面埋藏著什麽樣的寶貝？下一期，帶你探尋北塔內部的秘密。
（待續）
附1：李勤璞《盛京四寺滿洲語碑文校譯》中滿洲語碑文翻譯（《滿語研究》一九九八年第二期）
附2：李勤璞《盛京四寺藏語碑文校譯》中藏文碑文翻譯（《遼海文物學刊》一九九七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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