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個問題，父子倆給出了不同的答案。
兒子說：“他們一直認為都是我的錯。我心裡的創傷是很嚴重的。”
父親則說：“他被學校開除了，我們以為他就是網癮。”
今年5月底，我在做一個關於“預防未成年人沉迷網絡”的系列報導策劃時，認識了一位律師。她當時正計劃提起公益訴訟，責成遊戲公司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並在網上發帖征集案例。每天都有來自全國各地的家長打電話來，訴說自己的孩子沉迷網絡後的種種非正常情況。律師告訴我，在她接觸的五百多個案例中，最典型的就是這個楊先生家的事。
聯繫上了楊先生後，他告訴我可以見面聊，但又說：“家人親友是不知道的，他們不支持我接觸媒體，擔心隱私洩露對孩子未來不利。”
我向他承諾會做聲音和畫面處理，他還是不放心，問我節目完成後能不能先發給他：“畢竟，我兒子情況太特殊了。我還盼望著兒子將來能好起來，如果他恢復正常了，別人又知道他曾有精神疾病，就對他太不利了。”
“哎，命！希望上帝能救我吧。”他最後說，“哪一天閉眼了，就是個頭了。”
這個中年男人坐在我面前，喋喋不休地講述自己苦惱的時候，顯得著實有些絕望。
我在7月9日晚到達楊先生所在的城市，第二天早上8點半，楊先生就告訴我，“方便的話可以見見”。
他是一位公職人員，瘦高個兒，戴著眼鏡，文質彬彬。看得出來，關於兒子的事情，他無處傾訴太久了，等他開始講起來後，我幾乎插不上話。
“大約12歲吧，小學升初中那個時候，孩子就有了劇烈的改變。”楊先生說，是遊戲徹底害了自己的孩子。他曾不止一次地反思，自己的教育究竟是哪裡出了問題，然而，“出了這麽大個簍子，根本沒辦法解釋”。
“我們犯過的錯誤，相信別的家長差不多都犯過。可到最後也只能信命了……”
他的兒子小楊出生於1998年。小學四五年級時，學校開了電腦課，楊先生也給家裡買了電腦。“我還是比較開明的家長，那時候他玩就一些小遊戲，過橋啊、畫畫啊之類的”。
小學畢業的暑假，當兒子喜歡的小遊戲變成了大型網遊《地下城與勇士》，楊先生感覺兒子“忽然一下子就進去了”，然後，就“再也出不來了”，“就是這款遊戲徹底把他害死了”。
那個暑假，小楊玩遊戲的時間很長，家人怎麽都管不住。“他玩累了睡覺，醒來了就再玩，就這樣。當時我們全家人都對抗不了他了，跟他對抗，他就跟你拚命。當時就一個想法，馬上他就上初中了，給他找個能住校的學校，讓他和電腦隔一隔。”
可等兒子上了初中，楊先生卻絕望地發現，情況並沒有絲毫好轉。
小楊上的是寄宿製學校，周五晚上回家，周日下午返校。“老師說，在學校他就像陰屍路一樣，看他那眼神就知道。作業也不做，聽課也稀裡糊塗的，就等著周五回來玩遊戲……怎麽說呢？就像沒有靈魂。”
2011年冬天，楊先生開始請“外援”：家裡的老人退休前在教育系統工作，托關係找了教育局的專家，專家就說了五個字“要疏不要堵”。楊先生說，他也試了，“就放開讓他玩兒，陪著他一起玩兒”。可結果是，“根本就收不住”。
周末成了楊先生最焦頭爛額的時刻。一回到家，小楊就要“瘋狂玩”，到了周日下午，“就說‘不去學校’，找各種理由、各種借口”。楊先生說，自己也是軟硬兼施：“軟的就是陪著他玩，出去旅遊，出去吃飯；硬的就是揍，那把他打個半死，他嘴上說我改我改，但爬起來以後還是那樣。”
一切很快就更新了。
在學校裡，小楊開始和同學無端鬧矛盾，然後就是動手打架，老師讓家長把孩子帶回家反思。“對方小男孩嚇壞了，以為老師不叫他上學了，趕緊寫檢查，他倒好，不是叫我反思嗎，我就不去了。”
楊先生給兒子又換了一所學校，可初一快結束的時候，小楊就被第二所學校開除了。從那之後，小楊再也沒有踏進過學校一步。
從小楊離開學校，到今年已經7年了。
說起過去，楊先生幾度哽咽。他說，自己能想到的教育方法全都試過了，但完全沒有用。他也希望我們能去找找小楊，和小楊聊聊天。
楊先生夫妻倆和兒子分開住已經好幾年了。事實上，他們是被兒子逼出家門、另外找地方住的：“我不能邀請你去我家，那裡亂糟糟的，都沒裝修，我和愛人根本沒這心思。”而兒子那裡——當然，其實原本該是自己家——這個父親也不能貿然去。
他說，這幾年他們與兒子的相處模式就是：家人定期給小楊送吃的，幫他洗衣服，節假日視情況看看是否能吃個團圓飯。即便有幾年除夕，他們夫妻倆也是做好了飯給孩子送去後就離開了。剛剛過去的父親節，楊先生本來心懷期待，覺得兒子的狀態有所好轉，就一起吃了頓晚飯，結果一言不合，小楊又伸手打了母親。
楊先生給兒子打了個電話，刻意避開了我們的記者身份，隻說：“有哥哥和姐姐關心你，希望和你聊聊天，看能不能幫助你，我等會兒讓他們跟你聯繫行嗎？”
小楊同意了。之後我給小楊打電話，他把地址發給了我。我說：“收到，下午3點到。”他回復：“恩謝謝。”
小楊住在頂樓6樓，我敲了敲門，發現門是虛掩著的，裡面一個略尖的男聲說：“門是開的。”
走進去，我就看到了小楊。他個子挺高，很瘦（他說他1米85，120斤）。他的皮膚很白，日光照射不足的那種玉色的白。說話間，他的雙手手指在手機螢幕上飛快舞動，我問他在玩什麽，他說“王者榮耀”，我又問他到什麽等級了，他說之前的一個號打到了王者，賣了，現在在玩一個新號。說這些的時候，他並沒有驕傲，語氣十分平靜，還撓了撓頭，好像有點不好意思地解釋：“沒辦法，我時間太多了，打發時間。”
他這一局還沒結束。等待中，我掃了眼房子，一百多平，很空曠，大概因為客廳裡沒有電視也沒有沙發，只有一張大桌子和幾把凳子。窗簾拉上了，我們來的時候下著點小雨，這會兒已經放晴了，有陽光透進來——這是一套南北通透、采光很好的房子。
餐桌上，有一碗飯，沒菜。小楊說那是當天早上他母親送來的早飯，“我都不想吃”，還有三個蕃茄。屋裡很整潔，他說是母親收拾的。我往廚房打量，東西很少，似乎很久沒有使用過，灶台有些發黑。小楊說，他基本只在廚房燒水。
一局遊戲結束，我說聊聊吧，小楊先去廚房洗手，洗得極仔細，邊洗邊解釋：“我是有強迫症，每天要洗很多次。”
小楊說話語速偏快，他敘述了一段和父親所說的完全不同的生活。
小楊說他知道自己有病。在漫長的和自己相處且自棄的時光裡，沒人比他更了解自己。他說兒時有一件小事，為日後的一切埋下了伏筆。
“三歲的時候，我在外面受小孩的欺負。我回去跟我父母說，我要跟那小孩打一架。我母親當時在炒菜，原話是，‘我沒見過你這種孩子，我再也不要你了，滾！’”小楊比劃著母親當時的動作，“她把門一甩，門是木頭的，實心的老式房門。砰！一摔。聲音很大。咚！整個樓道都震起來了。我站在那裡當時就嚇傻了，後來我才哭了。”
小楊說，後來的事他印象不那麽真切了，大概站了一會兒，母親又讓他回家，他承認錯誤。“從那以後，我就開始不信任我的母親”。
小楊說，小學時，自己雖然個子高，但很瘦弱，同桌的女生經常用各種方式欺負他。等上了初中後，自己自然而然成了校園欺凌的對象：“欺軟怕硬，越看你好欺負，他們就越要欺負你。”那個時候母親仍然不理解他，總是息事寧人。而自己喜歡玩遊戲，也只是逃避學校生活的一種方式。
“可一個人再怎麽忍，也是有限度的，不可能無限這樣受欺負。我實在忍不了，最後就爆發了。”直到和同學打架被勸退。
小楊說，那時候自己也曾試過和父母溝通：“跟他們好好聊過，可聊完後我父母也沒有信任我，從來都是對我說‘你看那個小孩多麽無辜’，說我怎麽怎麽不好。”
被第二個學校勸退那次，小楊心裡也有所歉疚。他說那陣子父親為了逃避家庭，總去外地出差，是母親帶著他灰溜溜地從第二所學校離開的。那一天母子倆在公車站等車的畫面，一直到今天還深深印在他的腦海裡——母親的臉色很不好看，一直數落他，而他的內心夾雜著不忿、委屈和內疚。
滿載的情緒讓眼淚一下衝到眼眶，可少年的倔強又只是讓眼淚打轉不肯掉下去。那種苦澀，讓小楊非常灰心。“如果他們當時能夠公開、公正地聽我的意見……”
我問小楊，後來有沒有跟父母、特別是母親說過這些事。小楊說，說過，母親也道歉過。可事實證明，有些裂痕一旦形成，再多努力也無法修複。
我又問楊先生，是否知道直至今日，小楊仍然對三歲的事介懷？他說知道，但也沒有辦法。他只能站在一個父親的角度自省。妻子的狀態也不好，這麽多年多次有過抑鬱情緒。輾轉反側，他們夫妻倆得出的結論只有：“一切都是命。”
楊先生也承認，自己這代中年人，成長時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解決溫飽。等自己為人父母、孩子還是獨生子女時，教育孩子通常都是沒有任何前人指導的獨自摸索。
後來有人問楊先生，是不是小時候陪孩子少了，或者對孩子要求嚴了，楊先生就覺得很委屈：“我陪伴他比我身邊其他家長要多的多，每個假期還帶著出去玩兒。他小時候我就對他說，你有個快樂的童年就行。”
但是楊先生承認，有一件事，他是做錯了。
2012年6月，小楊被第二所學校勸退的時候，楊先生夫妻倆心焦如焚。孩子的表征很明顯，就是“網癮”——成天打遊戲不可自拔，父母有時候上前勸阻，小楊還會砸東西。想到要給兒子“戒網癮”，夫妻倆便聯繫上了濟南的一個戒網癮學校。
小楊記得清楚，“是在夏天的6月份，嗯，6月22號。”那天，父母告訴他，小姨搬家了，邀請他去玩，他就這樣被父母帶到了濟南，關進了一個全封閉的戒網癮學校。
剛一到學校，小楊就被教官帶走了，脫掉了自己的全部衣服，換上了一套軍訓服裝，領了統一的生活用品，到了集體宿舍。一開始還有教官安撫他：“兩個半月後，你就可以打電話給父母，三個月可以見家長。”小楊那時覺得，過了這個暑假，父母就會來接他，他再認個錯，就能回家了。
可很快，各種體罰就上來了：“一種是直接打你，一種就是讓你做體能，要累倒在地上，累趴下的那種感覺，還有一種就是默許那些學員打你，這叫‘練人’。”
這三種體罰，小楊全都體會過。他曾被教官一拳打在了肋骨上，“很痛，青了”；做體能，他做得頭昏眼花，還有一次尿血；練人，“把你叫到男廁所裡，四五個老學員，身強力壯，打你一個。邊打還要邊說，不要給教官、給學校找什麽麻煩，不要想逃跑，不要想自殺，不要不服從規矩和管教。”
那段時間，送走了兒子，楊先生和妻子覺得很安心。
首先這所學校他們很放心，“我們經過了半年的考察才送過去的”，學校還有心理谘詢師定期跟他們聯繫，給他們發小楊在校的場景。看到孩子早起跑步讀書寫字，楊先生當時覺得：“這戒網癮學校根治的是靈魂啊，真是太好了！”
暑假終於過去，小楊最大的期待落空了——到了9月，父母並沒來接他，他只是被允許給父母打了個電話：“必須說好話，旁邊有人在監督你。”
小楊開始適應這段新生活了，但他又說無法說服自己。“全是欺軟怕硬，天天威脅，告訴你不要出任何意外。如果鬧，回來就單獨針對你。教官說你幾句壞話，（在校時間就從）4個月就變成6個月。”
當時小楊被“6個月”嚇住了。他拚命收拾自己的情緒，想表現好一點能早點走。
2013年春節，楊先生夫婦來學校看兒子。
因為前一段時間的良好表現，小楊獲得了一次和父母單獨會見的機會。“沒有教官的監視監督。20分鐘，我說的全部是實話，可我父母完全不相信我”，小楊扒拉開衣服，看不出被打的任何痕跡，他語無倫次地敘述著，但父母看上去卻無動於衷。
楊先生說，在來看兒子之前，學校的心理谘詢師反覆告訴他們：如果孩子說想回家，那就是孩子“沒治好”，家長可不能心軟，不能影響了學校的教育過程。要是孩子回到家，碰上電腦遊戲，肯定故態複萌——“他已經有太多次言而無信了。”
於是，楊先生夫婦決定讓兒子繼續在學校裡待著。
“簡直太可笑了。”小楊說，後來他了解到，學校裡正常的“培訓期”都是3個月，長的6個月，像他這樣的很少。“如果犯了錯，我要進少管所，對吧？但是實際我沒有犯錯，可我享受的是犯人待遇，我當時心裡就失衡了。”
“我在裡面也融入不了，不愛說話，過一天是一天，也就無所謂了。我看不到任何的希望。”小楊說，他看到了一些混社會的人在戒網癮學校裡過得“很爽很自在”，巴結教官，任意欺負其他人，如果說原來在小學和初中他感受到的是校園欺凌，那麽在這裡，就是赤裸裸的壓迫。
他說他的強迫症也是從那時開始的。戒網癮學校的夥食極差，“說是四菜一湯，實際上只有過節、長官來視察時是這樣。其他時候，什麽菜便宜買什麽菜，買的也都是剩下不要的”。他曾去後廚幫廚7天：“他們雞蛋什麽都不洗，肉也不洗，直接做，根本不考慮什麽衛生。”
自那之後，小楊開始頻繁洗手，逮住機會就洗，每次都要洗到兩手發白。
2013年5月，小楊再次見到父母。“我一句話沒說，直接哭了。”小楊說，他真的覺得恐懼，覺得自己出去了也沒法適應社會。父母是否接他回家，對他來說已經沒有什麽分別了。
楊先生夫婦有點慌，問學校這是怎麽回事，學校說：“這就是改好了。”
在戒網癮學校待了11個月後，小楊回家了。
“好轉了啊肯定的，開口閉口講中國文化、還有不要虛榮什麽的。”楊先生說，剛回家時，小楊的表現簡直讓他們欣喜，還重新回到了學校。
不過，8天，僅僅8天后，事態就急轉直下。
“又不去（學校）了，說要買電腦、買手機。原先的電腦都被他砸了。”楊先生說，兒子像是變本加厲了一般，“砸了三四台電視、手機，把家裡玻璃什麽都砸得一塌糊塗。”
小楊在發泄情緒的時候，斷斷續續講了自己過去11個月的經歷，楊先生說，“我這才知道原來那些都是表演，他就是盼著離開那個地方。”
楊先生父母自覺理虧，默默退讓，很快就發展到小楊對他們動手。
“那時候我們下了班回去，拖鞋都不敢換，隨時準備逃跑。他也裝，開始很正常地跟你交流幾句，突然一下把門反鎖，出手就要打你。有人給我說，要我打電話求救啊什麽的，來得及麽？根本來不及！”楊先生說，後來只要小楊從他背後走過，他就會覺得脊背發涼，恨不能穿個盔甲。“如果換成一個陌生人，那樣的暴力，我一刀沒了他，一槍斃了他，還屬於正當防衛吧？可那是你的孩子，你能怎麽辦？”
有一次楊先生報警了，警察來了，說這是家庭內部的事，教育了小楊一番。楊先生說，後來孩子也向他們道歉：“說控制不住情緒，但是道歉的力度很弱。過一段時間又發生這樣的事。實在受不了了，真的實在受不了了。”
我問小楊當時怎麽會對父母這樣。他說，那是後遺症：“不可能說告一段落，我的病就好了，那樣的話就好了。我對人最基本的信任沒有了，學到的就是用暴力維護謊言，這是被逼的。”
小楊說，剛回到家時，他有種刑滿釋放的感覺，但沒過幾天，他就覺得心頭的枷鎖擺脫不去，怎麽都沒法融入新環境。他開始自暴自棄：“在（戒網癮）學校裡11個月，我身體受過很多創傷，就覺得反正自己已經這樣了，索性開始自己折騰自己。故意很晚不開燈刷手機，知道這樣對眼睛不好，但還是要做；渴的時候不喝水，水都倒好了，故意不喝；忍著不上廁所等等。就是想自殘。”
2013年底，在一次深夜暴力之後，楊先生夫婦連夜落荒而逃，把這套房子留給當時15歲的小楊一個人居住。
楊先生說：“我怕發生惡性事件。再不走，我怕我把他殺了。”
小楊開始了一段兩年沒有下樓的獨居生活。
《預防未成年人犯罪保護法》明文規定，不得讓不滿16周歲的未成年人脫離監護單獨居住。楊先生當然也知道不妥，但他說自己也沒辦法。
夫妻倆偶爾回趟家，注意到兒子根本不下樓，門口堆著不少已經發臭的衣服，“他一個孩子，能照顧好自己嗎？”
他們給小楊買了一堆地瓜，“他自己煮一煮吃，沒有油鹽沒有調料，一吃吃好幾天”。
那時外賣還遠不像今天這樣便捷，小楊有一張小區門口早餐店的送餐卡，有時候打電話讓他們送包子到家，“吃包子方便，一口下去，菜肉都有”。
楊先生說，那兩年他們兩口子害怕接電話，“總沒好事兒”。鄰居會給他們打電話，說小楊在自家摔東西弄得雞飛狗跳；小楊也打電話，有時告訴父母說想自殺，有時讓他們幫忙網購，有時讓他們退掉網購來的不滿意的貨物。楊先生說，他那時候只希望小楊能自動消失。
楊先生夫婦又回到了尋求幫助的階段。
“找心理老師，找班主任，找親友同學，找警察，找法官，找市政府裡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我還給文化部打過電話，找監管遊戲的。”楊先生說，他成了半個教育專家，“我都得出那個模式來了，把孩子誇一頓，什麽都是我們父母的錯，孩子沒錯，都是教育的問題。我們就這麽仆人般地跟他去溝通，也沒用，都沒什麽結果。”
他們找了過去和兒子一起玩遊戲的夥伴，讓他們去家裡勸小楊。“找來了之後他們跟我說，‘叔叔，我們現在跟他玩不到一塊兒去了，他打太好了’——人家就是業餘打，哪像他整天打。”
後來他們又找了一個心理老師做上門輔導，第一次交談完，心理老師就給楊先生打電話：“你兒子很聰明啊，談吐很好。”剛掛電話，小楊的電話也打來了：“下次不要叫這個人來了，不管用。”
楊先生甚至去尋求教會的幫助，他說，基督教曾在一定程度上幫助過他，有基督徒上門和小楊談過，2015年之後，小楊也出門參加了一些教會的活動。但在教會裡，小楊的情緒還是不夠穩定，幾次出言冒犯，後來，教會也不再歡迎他們了。
後來，“他又在大街上和人打了幾次仗，頭破血流，襯衣都是血，警察通知我們去了。看著很可憐。”楊先生說，他們知道一兩次，“其他也不知道了。”
有人提示楊先生，小楊的狀態不像是單純的心理問題，可能是精神疾病。2015年底，夫妻倆帶著兒子到了北京，先找到一家知名的專科醫院，做了很多測試。
“疑似精神分裂，醫生就這麽說的，當時我腦子還沒反應過來。”楊先生帶著兒子又去找了第二家醫院，得到結果也是類似的，“雖然不能確認那個病名是什麽，但就是精神方面出了問題，這是肯定的。”
回家的火車上，楊先生一直木木的，“等晚上到家，我和愛人就抱頭痛哭。我說，這孩子不就完了嗎？”
兩家醫院都建議小楊留院治療，但楊先生不敢。這次能帶小楊來，他們都做了很久的工作，也承諾他不住院治療：“好不容易建立一點兒信任，我們不敢破壞，而且醫院也不保證給他治好。就這樣，拖到現在，這個難題卡在這兒，這麽拖下去。往前走，沒路了。”
小楊的微信裡現在有二十幾個人，他從不看朋友圈。
他現在一天出門不超過一小時，主要是吃飯。“隻去熟悉的地方，陌生的餐館我不去，怕出現什麽社交場合。”實在要去陌生的地兒，他必須查好線路，看全景地圖，“不然的話人生地不熟，一問路什麽的，我肯定心裡發慌，很無助。”
穿馬路的時候，他也必須跟在其他人後面。我問他到底怕什麽，他說，就是內心崩潰，沒有安全感，一切陌生的、需要集中精力的東西都讓他心跳加速。
我們聊到下午6點鍾。我最後告訴他，我是記者，但了解他確實是為了想幫助他，不是有意欺騙。我沒有想到他很釋然，他說覺得我們不是壞人。我說一起下去吃個飯吧，他說好。
餐桌上有一個筐，放著好些錢，我猜是楊先生夫婦給他留的。
出門前，小楊給他父親打了個電話，說：“我和記者聊得挺好的，我們要一起下去吃飯，你給我支付寶打200塊錢。”
我趕緊說：“我們請你，不用。”
他對我說：“不行，你們是客人。”
他提議去吃漢堡王，那是他最常去的地方。我跟著他出門，走了幾百米就到了。他在手機上點了餐，給服務生亮了一個二維碼，沒說一句話。點餐後，他又認真地洗了一遍手。
吃飯的時候，他又跟我說起現在的生活。我說，判斷一個人是否有精神疾病的一個重要標準是，是否出現了社會功能受損。我覺得他社會功能並沒有受損，人情世故他並非不懂，很多時候只是不願意。
我說：“你應該出去找份工作。”
小楊說他沒有學歷，一般的工作也不願意乾。“混日子，得過且過吧。我的人生已經毀了，最寶貴的幾年全部糟蹋白費了。”說出這樣悲觀的話，他的表情卻相當坦然。
而對於父母，他也相當冷淡。他說他知道母親身體不好，但他從來不去關心，“我覺得你不舒服了就自己去看病唄，我又不是醫生”。
我問他，拿父母過去的錯誤懲罰至今，是不是有些殘忍？他說：“我跟我父母就是這樣了。我心裡的創傷是很嚴重的，他們一直認為都是我的錯，認為我有網癮，認為我給他們添麻煩，不讓他們省心……”
我說，自己工作可以經濟獨立，不是更硬氣嗎？他說，類似的話父母跟他說過。“有段時間我把父母微信拉黑名單了。不想聽嘮叨。我心情本身就很崩潰的，他們還讓我出去工作啦、出去活動什麽的。我已經不是原來的我了，我是喪失走出去的勇氣了。”
我無話可說。
“哪一天閉眼了，就是個頭。無期徒刑的感覺。”楊先生說，幾年前，他在部門裡主動要求從業務崗換到行政崗。
他發給我一張小時候帶著兒子出去旅遊的照片，照片裡小楊笑得很開心。楊先生說，這是小楊四年級時，他帶著他到北京軍事博物館參觀：“結束了，他還磨蹭在那兒不走。”當時楊先生跟兒子許諾，說以後再單獨去，“現在再約他，不去了，哪兒都不去了”。
為什麽會造成今天這樣的局面？同一個問題，父子倆給出了不同的答案。
小楊說：“當然，我有錯的地方。但是我覺得，我母親這樣偏執型的人格，讓我很難受。我心裡的創傷太大了。”
而楊先生覺得罪魁禍首是遊戲：“要是知道他後來這個樣，打死我也不會買電腦。”
楊先生說，這並不是他自己推脫責任，因為在他們父子關係最緊張的時候，是遊戲裡的光怪陸離吸引了小楊，這是不可否認的：“我們只是普通的父母，我們面對遊戲開發商一整個專家團隊，真的不是對手。現在監管也是流於表面。我的孩子已經毀了，我希望別的孩子少受害，別的家長不再像我這樣。因為太痛苦了……但，我很希望那些研究遊戲的團隊，他們的家庭也是這樣的，他們家的孩子也這樣！”
當然，送兒子去戒網癮學校，他也後悔：“如果再回到那個時候，肯定就不送去了，可能先去醫院谘詢吧。”
想了想他又說：“可當時真沒辦法了。他被學校開除了，以為他是網癮，考察了那麽多學校，選了相對靠譜的。其實，誰知道呢？就是5年之後再看今天做的種種決定，誰能知道是對是錯呢？”
尾聲
採訪結束後，我時不時在微信上和這對父子聊天。
7月21日，楊先生給我發微信：“有空和我兒子聊聊吧……挽救一個孩子走向新生，比報導一個孩子正在墮落更有意義。”
我也給小楊發過微信，他回得不是特別及時。我問他狀態怎麽樣，他總是說，“還好”。有一次他說，不信中醫，所以開的中藥他從來不吃。我鼓勵他參加一些活動，他說，“不知道從哪開始”。
7月27日，楊先生給我發：“昨晚過去和兒子吃晚飯了。他還是玩遊戲，都沒空和我聊天。愁人。”
後來他問我能不能看看我採訪小楊的記錄，我把word文檔發給他。過了一會兒他說：“看了你對兒子的採訪，我內心很痛苦。兒子在採訪裡冷靜、條理，思維清晰；可在當時，他的表現不是這樣，基本就是沉迷、癲狂、冷漠，沒了遊戲就是走肉行屍。”
“謝謝你，通過你的採訪，我透過一個小孔看了兒子少許的內心世界。”
9月10日，節目播出了。楊先生看了，給了我一些反饋。我問小楊看節目了沒，他說沒有，“真的不感興趣”。我問他對什麽感興趣，他說：“玩遊戲”。
不過兩天后，小楊第一次主動給我發微信，轉了一條“男子在峨眉山金頂跳下舍身崖”的新聞，說：“最近幾天好想自殺啊”，“好像太抑鬱了”，“好懷疑自己存在的意義”。
我安慰了他幾句，兩天后他突然又給我發：“突然感覺生命好可貴啊”，“今天一個小孩落水了”，“家人還在找”。
11月份，我又托朋友聯繫上了小楊所在城市的一個社工機構。社工很熱情，跟我說，可以先讓小楊試試加入他們的一項志願服務，如果項目不理想，還可以轉到其他公益機構。聯繫妥當後，我興衝衝地告訴小楊，他沒回復。第二天再追問，他說：“不感興趣”。
和小楊見面聊天的那次，他很健談。後來在漢堡王吃晚飯，他仍然以很大的熱情在訴說。如果不是我們離開，我想，他恐怕願意繼續一直聊下去。
楊先生曾對我說過：“特定的時候，對特定的人，他是很健談的。”他覺得兒子的情況難說好壞：“7年，家長有些無所適從了，也很灰心疲憊。”
“作為記者，你的工作完成了；作為父親，我的責任還遙遙無期……”
編輯 | 沈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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