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鍾書》簡體字版第三版自序
湯晏
這本書是錢鍾書（1910—1998）先生的一生傳記。這本書是我出版的第一本著作。當年我撰寫這本書時，我網球不打，白天睡覺，晚上伏案寫書到天明才睡，我整整花了二年功夫完成這部書。現在想起來這是我個人出版的幾本傳記中出力最大，用功最深，費時最久，遭遇的困擾也最多的一本書。我的朋友林博文說寫書有苦有樂，但對我來說是苦多樂少。最近要重訂本書，我要找楊絳寫給我的第一封信，但沒有找到，可是無形中找到一封我寫給楊絳信的副本。這封信是2001年12月17日寫的，在信裡可以看出我當時出書的況味。信不長我現在抄錄如下：
楊先生：
好久沒有給你寫信，只是近來甚忙。書稿校樣寄出後如釋重負，但不久我就感冒了。因為我常打網球的緣故，我不生病的，但最近身體沒有以前好。書於十二月三日出版，共計416頁。本來書名《被壓抑的天才錢鍾書》，出版社不肯，後來雙方同意用《民國第一才子錢鍾書》，這是妥協的結果，我現在只希望錢先生傳能賣得好。昨天早上台北《中國時報》一位女記者打電話來要我談談我寫錢傳的經過，大致都是她提問題由我來作答。最後我與她（女記者）說了一個小故事：美國有一位傳記作家Leon Edel是寫了五大冊的亨利·詹姆士（Henry James）傳。他說他寫亨利·詹姆士傳時曾夢見詹姆士三次。女記者乃問我，你呢？我說我也有這種經驗，過去二年，我天天與“錢先生在一起”，故我做夢夢見錢先生。她問幾次？我說“二次”。又問談話了沒有？答說有—我問了很多問題他都一一回答了。他是一個很和藹慈祥的老人。這位女記者似乎對Edel及詹姆士無甚印象，不然詹姆士的故事還可以講下去，也許可以apply到錢先生傳記上。
紙短言長，下次再談，湯晏
又及。
（這封信寫在賀年卡上。）
關於夢見傳主，後來我寫葉公超傳（《葉公超的兩個世界》）及蔣廷黻
傳（《蔣廷黻與蔣介石》）都沒有這種經驗—我沒有夢見過葉、蔣這兩位
傳主。我也沒有夢見蔣介石。
我最初寫這本錢先生傳記是在20年前，用“錢鍾書新傳”的題目在香港《純文學》月刊上連載，刊至第十章該刊停刊，後來我還是陸續寫下去；於2001年初由台北中國時報出版公司出版單行本，更名為《民國第一才子錢鍾書》。2005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書名改為《一代才子錢鍾書》，這是本書第一次用簡體字排版在大陸上發行。
本書第二次用簡體字排版發行是在2013年由北京龍門書局出版（書名為《千古文章未盡才：錢鍾書》）。在簡體字第二版裡我增加了一些新材料。可是現在文化發展出版社推出的新版裡新材料更多。我很高興也很感謝他們有興趣出版這本書。
因為今年是錢鍾書先生去世20周年紀念。複次，在過去五年我又收集了不少有關錢鍾書的新材料，最顯著的是我利用這些新材料寫成了一篇短文，題為“錢鍾書訪哈佛，1979”。（見本書附錄五）此外，還增加了幾個文苑小掌故。
於1930年錢穆寫了一本《國學概論》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出書前錢穆請錢鍾書父親錢基博寫一篇序言，這也是很平常的一件事。可是錢基博沒有寫，他叫兒子錢鍾書代筆，那時錢鍾書只有19歲，正在清華讀大一，錢鍾書照寫不誤，很快交卷，他父親看了很滿意，一字不改交給錢穆，錢穆在他自序裡謝謝錢基博。後來楊絳寫文章說這篇文章是錢鍾書寫的，錢穆看到了當然很不高興，錢穆晚年在台北出版的錢穆全集裡把這篇錢鍾書寫的序言抽掉，在自序裡把謝謝“子泉宗老”幾個字也刪了。（請閱本書19至21頁）第八章《藍田》的題詞（epigraph）我稍作一番解釋。
在第十一章《北京》一章裡面講到錢鍾書的《宋詩選注》，有人向錢鍾書建議把《宋詩選注》的書名改一下，將“注”字刪掉。錢鍾書說“No”。他說：“不可以，這本書好就好在注。”所以那本書後來就沒有改書名。（請閱本書第223頁）我在2001年繁體字版自序裡說：在這本書裡有三個問題“我始終沒有辦法解決或者得不到滿意的答案”，這三個問題，就是：
（1）錢鍾書考清華數學考零分還是15分？
（2）錢鍾書離開西南聯大的真正原因是什麽？
（3）最後一個問題是1949年大陸易手前夕，他為什麽不往外面跑呢？
現在有新材料出現，我有新的論斷，我認為錢鍾書考清華數學考零分，這是我花大量時間做了一些考證所得的結論。（見本書37至39頁）。
第二個問題，因西南聯大外文系裡有小politics（內部不和），葉公超與陳福田不喜歡錢鍾書，他離開聯大是被解聘了的。（見本書141及142頁）第三個問題，可以寫一本大書，不是三言兩語能說得清的，容後再談。
我在舊篋裡找到一章筆記“錢鍾書訪哥大側記”，這是我在哥倫比亞大學座談會上所得的印象。這是我第一次寫錢先生的文字。我從這篇短文開始，最後終於寫了一本27萬字的錢先生傳記，這就是古人雲：“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我現在就放本書附錄四。
我在哥大拜見了錢先生後，我就有為他立傳的念頭。當初我為什麽要寫《錢鍾書》這本書？我在台北版裡曾有說明，但是大陸上海版沒有印出來，不知何故？我不想再炒冷飯。我現在只想說一句話，我寫這本書有一個主旨即是想把錢先生當“人”來看。知堂老人說：“一個人的平淡無奇的事實本是傳記中的最好資料，但唯一的條件是要把他當‘人’去看，不是當做‘神’。”（周作人《關於魯迅之二》，收入在《瓜豆集》）我不希望錢鍾書成魯迅第二。
我對知堂老人的話奉為圭皋。所以我在這本書裡就毫無忌憚大膽地說錢鍾書考清華數學考零分，在牛津他有一門功課不及格（楊絳說他看錯題目），他離開西南聯大是被解聘的（可是楊絳說因為沒有收到梅校長的電報）。常有人說，錢鍾書在清華畢業後不肯留校讀研究所，他還說：“整個清華沒有一個教授有資格充當錢某人的導師。”楊絳說她問過錢鍾書，他說沒有這回事。同樣情形，他離開西南聯大時曾揚言：“西南聯大根本不行，葉公超太懶，吳宓太笨，陳福田太俗。”這種話的語氣，很像錢鍾書說的，楊絳出來否認。但是反過來說，說了又怎麽樣，這是雞毛蒜皮的小事，無傷大雅，用不著大驚小怪。錢鍾書不是說過：“二十歲不狂，沒有志氣；三十歲還狂，沒有頭腦。”我們何必去斤斤計較呢！在這裡我要為錢先生說幾句話：他沒有喊蔣介石萬歲，也沒有喊毛澤東萬歲。見了姑娘，他不像徐志摩那樣會招蜂引蝶。難道我們要他做聖人？
在這本新版書裡我肯定錢鍾書的《管錐編》的價值，《管錐編》是錢鍾書避世主義（escapism）下的作品，這不是一個壞名詞，這是中國文人的偉大傳統。自古以來中國文人常在逆境中寫一些與世局不相關的作品。甲午戰後馬建忠幽居滬濱撰《馬氏文通》；1914年陳獨秀討袁失敗後逃亡日本著《字義類例》；胡適於1949年流亡美國，寓居紐約研究《水經注》；“文革”時期錢鍾書寫《管錐編》。錢鍾書應該屬於這一類，毫無疑問他是中國百年來最近的一個例子。
最後我要來談這本新版書的書名。這本書過去出了三個不同版本，由不同的出版社出版，有三個不同的書名—用了很多不同的形容詞；錢鍾書是一個近世博學鴻儒，“三百年來難得一見的天才”；我想以錢先生大名，他的書名用不著要形容詞。是故我現在把這本增訂本就定名為《錢鍾書》，這三個字簡單明瞭一目了然。一般而言，一本書的生命要比人的壽命久；我希望這冊增訂本—《錢鍾書》久遠流傳下去。
湯晏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日 序於紐約晨邊高地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