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一代的武俠人應該要把《雪山飛狐》停在到底要不要落下的那一刀延續下去。小說如果從這裡開始，又如何呢？接下來，當然是扎扎實實的、讓人更為複雜的長期認識之路吧。
香港金庸紀念館圖
時至今日，對一般人而言，金庸這座大山依舊是武俠小說代名詞 （有時候還能加上古龍，而梁羽生、司馬翎、溫瑞安和黃易已經鮮少被提及）。也因為金庸的緣故，所以居然還有一大票人認為武俠是十分暢銷的書種。這就實在是相當離奇的誤解。如我早前屢屢強調過的，武俠作為主要娛樂媒介（亦即人人閱讀武俠的時代）早已邈遠，眼下任何一種娛樂形態，諸如電影、電視、電玩、線上遊戲、手機，隨便一種都可以把武俠當場“打趴”。尤其時至今日，西方的超能力英雄勢力大力崛起，武俠更顯立場尷尬，比起純虛構性與想象力的製造，武俠著實無法如超人般天馬行空、天花亂墜，但在現實性基礎卻又比不上動作格鬥類型 （其實連功夫片都已有點讓人無法取信的非日常味道了），不上不下著實麻煩。就算不跟其他非書籍形式的娛樂載體相比，放在小說出版的格局裡來看，武俠也是趨向於小眾，僅僅依靠非常有限的閱讀人口在艱難地支撐著。
武俠是不是陷入了漫長的停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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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武俠自身的可能性、它作為一種獨特的文字表現與思索載體其實還有更多的路徑沒有推到極限。武俠人距離極限還很遠，但卻不得不因為書寫者的別過頭去、大眾的遺忘而被放棄（或被迫放棄）。我這裡提出的問題是，武俠作為類型小說之一種，必須與讀者訂立契約式的默契，有些東西是不必也不能說破的，然而武俠是否僅僅只能停留於此呢？
仔細一想，武俠最近一次的大進化已經是十多年前張大春的《城邦暴力團》，武俠是不是陷入漫長的停頓（並且極為接近唐諾所說的盡頭）呢？
武俠作為娛樂載體的時代與生命力或許已經燃燒殆盡。但武俠的另一面，我是指它自身能夠做到 （而其他娛樂或書寫媒介做不到）的，則剛好得從現在才開始算起。我個人的看法，武俠此時此刻已來到必須誠實地面對自身的演化史的關鍵階段 （當然這樣的演化對隻貪求娛樂的大眾來說是絕無興趣乃至於是必然失敗的）。
金庸將江湖還原為人性的戰場俠的典型先是被武俠人前輩們建立起來，然後比較明白武俠進化的就自行拆解破除俠的華麗堂皇外殼，露出內裡柔弱的人性。如此做法是甚有意義的，也讓人對其後無盡期待。但似乎到這裡為止。所謂這裡也正是金庸停下來的地方──
我以為金庸將江湖還原為人性的戰場，讓俠與邪惡在同一個場域競賽。某些時刻他讓你隱隱約約感覺到邪惡就要壓過勝過正義的這一方了，當然那只是搔癢而已，他老早就設定好正義會被成全的。而邪惡始終是在外面的事，決計不在英雄人物的裡面。換言之，金庸破解俠，但並不破解人。
是的，回到人以後呢？下一步呢？武俠書寫卻不再英勇地朝人的平庸性複雜性走去。武俠停止了。武俠硬生生地把踏出的步伐頓住，就那樣懸在半空，不前不後狼狽得露出某種荒謬可笑的低鄙感。而具體來說，金庸小說停頓的地方在哪裡呢？
是的，金庸讓我們一再認識惡（但其實來來去去也就是那幾種），他對邪惡的沉浸以及描寫栩栩如生。那麽俠作為善與正義的這一邊到底做了什麽？金庸並沒有告訴我們更多了。他只是讓郭靖、狄雲、張無忌、韋小寶這樣的人自然地維持好人的樣貌，就連應該要走上偏鋒的楊過，路一轉又回到正道上，給他安了個“狂”的名號也就了事。對我來說，金庸小說裡的武俠其實說得明白些是教我們認識惡，但不認識善。他沒有對善著墨、琢磨更多，也沒有說及堅持善日複一日去除自己內在邪惡欲望是多麽艱難痛苦，是近乎神奇不可思議的事。所以唐諾說得對極了：“我們對惡還算熟悉，也還算知道如何每天和它周旋、忍受它並阻絕它的破壞力量；真正深不可測的是善，人相處時日不足理解不足的是善……”
而我總是在想，我們這一代的武俠人應該要把《雪山飛狐》停在到底要不要落下的那一刀延續下去。我相信武俠未來的生涯得從那一刀落下以後開始敘述。也就是說，並不從此前種種講到那將落未落的那一刀，我們一開頭要寫的已經是胡斐選擇把那一刀落下，讓他結果苗人鳳，但自己心愛的女人苗若蘭從此不能原諒他，而胡斐又如何能寬恕為了存活見所愛之人的自己呢（噫，這多麽像《金鋼狼：武士之戰》的設定：金鋼狼必須面對殺死心愛之人的自己）——於是，胡斐非得邁上更殘酷凶惡的自我地獄狀態。小說如果從這裡開始，又如何呢？接下來，當然是扎扎實實的、讓人更為複雜的長期認識之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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