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劉世錦
深化改革要有緊迫感，尤其要有歷史責任感。從現代化的歷史進程看，中國仍處在追趕期。對此一定要有清醒認識。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取得的成功，是建立在“發展是硬道理”的社會共識之上的。隨著發展階段的轉變，發展的社會共識也需要相應轉變。如何把發展更多地與“品質”“效率”等概念掛鉤，需要從決策者到普遍民眾系統的理念轉變，或者說形成一種新的發展共識。
我國稅制改革的方向，應以間接稅為主逐步轉向直接稅為主。減稅與稅改結合起來，才能有效推進。一方面，應當把房地產稅、環境稅等征起來，消費稅作為地方稅的一部分，相應降低企業生產環節的稅費。部分國有資本用於充實社保基金，相應降低企業上繳“五險一金”等的負擔。
必須加快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真正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就已經提出的要求，農村集體建設用地與國有土地同價同權、同等入市，農民宅基地也要創造條件流轉起來。全面推動人員、資金、土地等生產要素在城鄉之間的市場化配置。把中國城市化下半程的土地紅利更多地分給農民，真正保護和增進農民利益。
黨的十九大提出，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品質發展階段。這是一個關係全局和長遠的重大判斷。中國經濟發展的目標、結構、動力和機制都將出現系統性轉變。事實上，在前幾年的研究中，在經濟轉型的意義上，我們多次討論過經濟發展中的品質效率議題。在新時代背景下，再次聚焦於高品質發展。首先，從分析經濟形勢入手，提出中速增長平台已經初步確立的判斷。然後討論中國進入高品質發展階段的若乾背景性因素，面臨的挑戰，實現高品質發展的機制與重要配套改革等。
中國經濟中速增長平台初步確立
從2016年開始，我們提出中國經濟已經接近底部或開始觸底，逐步進入中速增長平台。從2017年的情況看，這個判斷得到確認，中速增長平台初步確立。
從我們開發的中國經濟活動實時在線分析預測系統看，2016年下半年開始的這一輪回升，終端需求增速依然下降，存貨回升是需求側走強的重要動因。存貨在2017年二季度達到高點後回落，PPI（生產者價格指數）也跟著回落，利潤增速本來也應隨之回落，但受到環保督察等因素影響，依然保持高位，但一段時間後還是會下來的。從供給側看，生產性投資增速依然下行，產出增加主要源於產能利用率提高。這種狀況決定了這一輪回升不會持續很長時間，更不會出現有些人期待的大幅反轉，回到7%以上甚至重返高增長軌道。
2018年上半年，終端需求可能會有一個季節性回升。終端需求中，房地產投資在扣除價格因素後，已經處在負增長狀態，2018年將會在零增長附近徘徊。基礎設施投資是一個大的不確定因素。目前這部分投資在終端需求增量中是最大的，如果防控風險、治理地方債特別是隱形債務的力度加大，基建投資增速可能下降，這樣中速增長平台將會有所下移。另一方面，生產性投資已處低位，2017年底出現企穩回升跡象，有可能成為增長中的積極力量，但也不能期待出現以往那樣的高速增長，借鑒國際經驗，大體上也就是5%左右的增速。總的來看，中速增長平台大體上還是能穩得住的，巨集觀經濟逐步進入我們曾說過的大L型加小W型的運行軌道。
進入高品質發展階段的若乾背景性因素
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中速增長階段，與轉向高品質發展階段，具有內在的邏輯一致性。高速到中速，是從速度角度看的。在增長階段轉變的過程中，不僅速度在改變，結構、動力、制度、政策等都在相應改變，系統性地進入一種新的狀態。我們當下只是向高品質發展轉變，還不能說已經進入這個階段。轉變本身就是一個異乎尋常的挑戰。十九大報告提出的三大重要變革，即品質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就顯示了挑戰的難度。成功地推進這一轉變，首先需要深入分析轉入高品質發展階段的重要背景性因素。
在產業結構維度上，包括製造業在內的工業比重下降，服務業比重相應上升，是這一時期最具規律性的變動。中國服務業今後發展的重心，是包括研發、設計、資訊服務、物流、谘詢等在內的生產性服務業，包括醫療衛生、教育、文化、體育、娛樂等在內的社會和個人服務業。與生產性服務業直接相關的是製造業。
中國已經成為製造業大國，堅持發展製造業導向不動搖，有條件形成一大批具有長期穩定國際競爭力的製造業行業和企業。
第二個因素是以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為特徵的新資訊技術革命加快推進。新資訊技術革命的出現，把中國相當多領域直接推到了全球創新前沿。中國已經有了一批走在創新前列的企業、技術和商業模式。不僅如此，中國在這一輪技術革命中具備若乾顯著優勢，比如市場規模、產業配套等。中國擁有世界上人數最多且消費結構正在更新的市場。中國形成了世界上少有的較完整的產業體系，市場導向的產業集聚則使產業配套優勢具有穩定和持久性。
第三個因素是大都市圈的加快成長。中國正處在城市化進程中，近兩三年的一個重要結構性變化，是包括人口特別是年輕人在內的資源加快向大都市圈集聚。集聚改進資源配置效率，激勵創新，增加收入，帶來更多的就業創業機會，而這些效應正是集聚發生並加快的原因所在。中國大都市圈加快發展，同樣符合國際範圍顯示的這個階段城市化發展規律。以發達國家大都市圈的經濟密度衡量，中國大都市圈的聚集程度還有很大差距。
由此帶來的另一個結果是對大都市圈住房需求的上升。近年來大都市圈房價異乎尋常地上升，更多地包括城市建設用地的地方政府壟斷，以土地謀發展的城市發展模式；住宅用地比重長期嚴重偏低；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和宅基地不能正常進入市場；租賃住房特別是長期租住住房供給不足；房地產稅作為現代城市發展的基本制度建設尚未推開，等等。這些都是下一步城市化進程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面臨的挑戰。
第四個因素是全球化進程面臨的衝擊、調整和新的機會。近期形勢變化表明，對全球化進程采取倒退、走回頭路辦法的太空並不大，對反全球化政治勢力不宜高估。當然，對全球化進程進行反思和調整，也是必要和可能的。中國是全球化的受益者，更是貢獻者。在逆全球化之風來襲之時，中國扛起了推進全球化的大旗，不僅維護了世界經濟發展的正確方向，也不失時機地增強了中國的軟實力，而這方面以往被認為是中國的弱項。中國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張，提出的開放、包容、平等、普惠、可持續等理念，使中國在全球治理價值觀的競爭中贏得主動。與此同時，中國與世界的關係出現重要調整。隨著勞動力等要素低成本優勢的逐步減弱，出口在中國經濟增長中份額下降；資本輸出加快，在規模上已經超過引進的外資，中國企業和產業在融入全球分工網絡過程中，通過要素重組，力圖重新定義自身在全球價值鏈上的位置。另一方面，全球化進程中的調整和陣痛也對中國帶來衝擊。除了貿易保護外，美國等發達國家的減稅、重振製造業、新技術突破等，都對中國的結構調整和更新形成競爭壓力。當然，如果應對得當，也會成為中國再調整、再平衡、提高競爭力的契機。
第五個因素是綠色發展由理念到行動，有可能成為與傳統工業化增長模式相競爭並獲勝的另一種發展模式。收入水準提高、消費結構更新，綠色正在成為人們生活品質中日益重要的組成部分。如果一二十年前在“要吃飯”還是“要環境”之間做出選擇，人們可能傾向於前者，而到現階段，人們已經可以把“要環境”擺在優先位置。換言之，全面治理汙染的經濟條件已經具備。
綠色發展是與傳統工業化模式並行且相競爭、更具優越性的另一種發展模式。在傳統工業化模式基礎上，綠色發展將重新定義產出與投入、收益與成本，把那些隱蔽的、外部化的成本顯示出來，把那些給人們帶來福利的綠色收益顯示出來，形成新的評價和運行機制。作為一種發展模式的綠色發展，將力圖使人類經濟活動與自然之間相互衝突的關係，轉化為相互融合和促進的關係，以更低的成本、更優的資源配置、更豐富的產品和服務，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在這一視角下，綠色發展就不會減緩而是促進經濟增長。實際經驗也表明，綠色發展可以成為消費更新的新動能、創新驅動的新動能和經濟增長的新動能。
轉入高品質發展軌道面臨的問題和挑戰
與其他經濟體相比，中國轉入高品質發展將面臨更多、更為複雜的問題和挑戰。這既與發展階段性特徵相關，也與我們所處的經濟社會歷史結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已經解決和尚未解決的矛盾問題相關。
社會共識與政績觀。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取得的成功，是建立在“發展是硬道理”的社會共識之上的。隨著發展階段的轉變，發展的社會共識也需要相應轉變。如何把發展更多地與“品質”“效率”等概念掛鉤，需要從決策者到普遍民眾系統的理念轉變，或者說形成一種新的發展共識。
與此相關的是政績觀問題。與高速增長的發展共識相適應，把速度提高，是政府官員工作業績組織考核、社會評價以及自我認知的主要尺度。而要轉為追求品質效率的政績觀，除了“認識”問題外，重要的是確立新的評價考核體系，比如，把就業指標放在優先位置；或者按照五大發展理念，構造新的評價指標，相應地，把GDP更多地作為一個預測性、結果性指標。
要素市場的進一步開放、流動與優化配置。要素市場仍然是中國市場體系發展中的主要短板。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土地市場改革的方向，迄今仍未取得實質性進展；戶籍、公共服務、社會分層等仍然是勞動力自由流動的製約因素；資本市場在準入不足的同時，也出現了監管混亂的問題；而行政性壟斷不同程度的存在，限制了生產要素效率導向的流動和配置。如果說在高速增長期，不完全的要素市場尚可勉強支持，轉入高品質發展階段，這個短板就繞不過去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做的事情很多，最重要的還是打破要素市場上的僵局。
重大結構性問題的理順與調整。這類問題包括行政性壟斷導致的效率差異、脫實向虛背景下的經濟泡沫、收入差距與社會階層固化、創新驅動發展所需的自由探索環境等。中國要成功轉入高收入社會，必須旗幟鮮明，以極大的勇氣、智慧和毅力，打贏解決這些重大結構性問題的攻堅戰。
金融風險形成條件的變化與有效防範。在高速增長期，資產價格持續上升具有吸收、後推金融風險的功能。轉入中速增長後，這種條件難以維系，還會出現相反情況，原來無風險的也轉化為有風險了。中國經濟增長從高速到中速，是一個“轉型再平衡”的過程，首先是終端需求中房地產、基礎設施建設等在出現歷史需求峰值後的減速，帶動產業領域的去產能，再帶動金融領域的去杠杆，進而逐步形成與終端需求相適應的產業體系和金融體系。中國能否比較平穩或“有驚無險”地過好這一關，無疑是一個嚴峻挑戰。
地方性要素粘性與高價值區域的形成。高品質發展對應高收入增長。收入差異的背後，是產業知識技術密集度、附加價值度的差異，或者說“產業品質”的差異。這種差異，不僅存在於低收入、中等收入與高收入經濟體之間，也存在於高收入經濟體之間和內部。部分地區擁有更高的產業品質，是因為存在特定的“地方性要素粘性”，能夠吸引高知識技術密度的要素，並將其優化配置和利用。所謂地方性要素粘性，是指通常說的“投資環境”或“發展環境”。但是要對高知識技術密度要素具有“粘性”，顯然對要素市場條件、政府能力、產權保護、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等有特定要求。有的地區在平均收入水準相當高的時候，依然能夠出現較高的增長速度，就是因為形成了高品質的產業體系以及相配套的發展環境。進入高品質發展階段後，地區之間的競爭，特別是領先地區的競爭，很大程度上將體現為高品質產業體系和相應的地方性要素粘性的競爭。
企業家精神的保護與發展。企業家精神是現代市場經濟體系的核心。企業家精神集中表現為生產要素的組合能力。不同發展階段，對這種能力的要求是有差異的。轉入高品質發展，企業家精神的保護與發展問題將愈加突出。一方面，隨著與國際技術與產業前沿差距的縮短，可直接借鑒或模仿的技術、管理、商業模式等相應減少，需要日益增多地探索、創新以前未曾有過的要素組合方式，對企業家精神的需求超過以往。另一方面，企業家精神生存發展的基礎並不牢靠，在包括知識產權在內的產權保護、企業家預期、政企關係等方面，還存在著制度性缺陷。實現中國經濟的高品質發展，穩定、可預期、蓬勃發展的企業家精神是必要條件。各種破除對企業家精神束縛的改革應該擺在優先位置。
優先推動與高品質發展配套的重點改革
中國能否成功轉入高品質發展階段並持續推進，最重要的是形成與之相適應的體制政策環境。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可優先推動如下一些領域的改革，使之取得實質性進展。
第一，加快打破行政性壟斷，著力降低土地、能源、通信、物流、融資五大基礎性成本。根據有關研究，這五大基礎性成本中國比美國等發達國家高出一到兩倍。其原因，除了資源稟賦外，主要還是相關領域不同程度地存在著行政性壟斷，競爭不足，效率不高。必須落實十九大報告精神，在打破行政性壟斷，加快要素價格市場化改革方面取得實質性進展。
第二，把減稅與稅改結合推進。中國的企業稅率在國際上看並不算過高，但加上各種收費，企業稅費綜合負擔就相當重了。我國稅制改革的方向，應以間接稅為主逐步轉向直接稅為主。減稅與稅改結合起來，才能有效推進。一方面，應當把房地產稅、環境稅等征起來，消費稅作為地方稅的一部分，相應降低企業生產環節的稅費。部分國有資本用於充實社保基金，相應降低企業上繳“五險一金”等的負擔。
第三，以管資本為切入點深化國資國企改革。國有經濟必須實現戰略性調整，從傳統的企業體制退出，從傳統的實物形態中退出，從過剩的、缺少競爭力的產業退出。發揮國有資本規模大、直接體現國家和各級政府意志、對政府要求執行力強等獨特優勢，更多地集中到服務於國家發展戰略的領域，包括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如社保基金、保障性住房等；戰略性大型項目，如大飛機等；創新基礎設施，如國家實驗室等；國防建設、生態保護等。
第四，農村土地改革不能再拖下去了。十九大報告提出以城市群為主的城市化，提出鄉村振興戰略，這兩件事情是內在統一的。鄉村振興實際上是現代城市體系在鄉村的延伸。這些戰略的實施，必須加快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真正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就已經提出的要求，農村集體建設用地與國有土地同價同權、同等入市，農民宅基地也要創造條件流轉起來。全面推動人員、資金、土地等生產要素在城鄉之間的市場化配置。把中國城市化下半程的土地紅利更多地分給農民，真正保護和增進農民利益，擴大最具潛力的中等收入群體。
第五，加快知識密集型服務業的開放。我國建設現代化強國，發展太空最大的是服務業，其中差距最大的是知識密集型服務業，包括研發、金融、谘詢、資訊服務等生產性服務業和醫療、教育、文化、體育等社會服務業。以往開放的重點是吸引物質資本、比較成熟技術和管理方法等，下一步開放重點則應轉向聚集提升人力資本，提升在全球科學前沿和技術前沿的創新能力。另一方面，要以對外開放倒逼對內開放，放寬高水準教育研發和其他知識密集型服務業的準入，把優質人力資本更多地吸引到這些領域，促進知識密集型服務業成為經濟轉型更新的重要動能。
由高速增長轉入高品質發展並非自然而然，而是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深化改革要有緊迫感，尤其要有歷史責任感。從現代化的歷史進程看，中國仍處在追趕期。對此一定要有清醒認識。我們需要認真學習，需要繼續開放，需要實質性地深化改革，這樣才能與時俱進地推動中國的現代化進程。
(本文作者介紹：教授、研究員、博導、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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