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吃掉7億頭豬，養豬長達千年的中國怎麽就被卡脖子了？

文/余源

2020年12月9日下午，一架從英國起飛的包機在烏魯木齊國際機場徐徐降落。

這次班機是專門運輸1000頭豬的包機。

這批豬來頭可不小。它們是新疆一家生豬養殖企業從英國引進的曾祖代種豬，以平均每頭3萬元計算，這批豬總價高達3000萬元。此外，每頭豬的航空運輸成本還要1萬元左右。

然而這只是我國種豬進口的冰山一角。資料顯示，中國是世界最大的豬肉消費國和生豬生產國，平均每年要吃掉7億頭豬。然而我們日常餐桌上的豬，90%都有引進品種的血統，2020年我國從國外引進種豬數量高達兩萬頭。

在業內人士看來，這一現象的根本原因是我們在“豬芯片”——種豬繁育方面存在被卡脖子風險。

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全國政協委員、新希望集團董事長劉永好在一份提案中表示，我國自身的“豬芯片”存在育種體系不完善、技術滯後、疾病威脅嚴重等一系列困局，亟待破解。

中國養豬的歷史長達數千年，為什麽我們會在養豬這件事情上被卡脖子？

“豬芯片”危機

中國是世界最大的豬肉消費國和生豬生產國，平均每年要吃掉7億頭豬，全世界一半的豬養在中國。

對於養豬從業者來說，種豬繁育是整個生豬養殖金字塔體系的頂端，若沒有塔尖，下面都無從談起，因此說是“豬芯片”毫不誇張。

然而，我們日常餐桌上的豬，90%都是引進品種的血統。

中國有數千年養豬史，本土豬是一代代繁殖而來的，為何到了現在，國內的種豬會依賴進口？

中國畜牧業協會副秘書長李景輝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本土豬雖然味道不差，但有三個明顯缺點。

一是因為“慢”，二是因為“耗”，三是因為“肥”。比如，美國的杜洛克豬、丹麥的長白豬、英國的大約克夏豬（以下簡稱杜長大）等進口品種6個月就能出欄，一般中國土豬喂一年才可以；土豬的“料肉比”還高，想要豬增重1公斤，土豬需要喂4-6公斤的飼料，而洋豬可以少到2-3斤；此外土豬的脂肪含量普遍較高，一般達60%左右，而洋豬只有40%。

隨著生活水準的提高，國人對豬肉特別是瘦肉的需求量大幅增加，因此必須對本土品種進行改良。

然而種豬改良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需要幾代繁衍，投入高、見效慢”，李景輝表示，種豬繁育是10億元資金起步的產業。“前期一次性投資就高達10億元，包括設備、檢測、場地等多項硬成本，這還不算完，之後每年還需要數億元的育種費用。”據悉，2007年新希望集團開始籌建自己的育種體系，13年的時間裡就投了30個億。

劉永好在提案中表示，對需要長期投入的育種科技項目，近年來重視不足，一些企業為追求短平快效益，在育種、科研、設施建設等投入上也嚴重不足。

這就導致我國種豬市場基本成了洋豬的天下，市場上銷售的仔豬90%屬於洋豬的後代。

惡性循環

僅僅是引進種豬而已，為何又會擔心被“卡脖子”呢？事情並非如此簡單。

李景輝表示，如果光引種，沒有核心種豬場，自己不做選育，就會陷入“引進-退化-再引進-再退化”的循環。

從生物學角度來說，進口豬好是好，但也得避免近親交配，需要引入新鮮血液，以改良種群的遺傳性狀。同時，種豬一般在孕育了5-7胎之後，種豬就會退化，想長期培養很困難，需要不斷對外引進新鮮血液，保持種豬的繁衍延續，這樣一來，平均5-8年就需要一次代際更新。

此外，由於本土的育種體系不完善，進口的好的品種也無法得到很好的保種、繁育、改良，使得每次種豬進口都成為“一錘子買賣”，進一步加劇了對進口的依賴。

豬肉是國人餐桌上的“肉類之王”。農業農村部數據顯示，2019年我國每人年豬肉消費量達32公斤，超過6成的肉類消費都是豬肉。如此巨大的消費量，一旦供應受限，就容易被扼住咽喉，後果不堪設想。

目前全世界種豬繁育技術主要被美國、加拿大、法國、丹麥等少數國家壟斷，因此在這方面，我國面臨和芯片類似的困局。

不僅如此，多年來的不斷引種也使得我國商業化種豬的群體留下大量血緣不清的雜種，導致本土的一些地方良種混雜，甚至消失。

農業部曾經做過統計，中國“土豬”一共有90個地方品種，但橫涇豬、虹橋豬等8個品種的豬已經滅絕，岔路黑豬等5個品種瀕臨滅絕，還有25個品種面臨瀕危，個別豬種的存欄量甚至比大熊貓還少。

劉永好表示，“洋芯片”沒有本土化，“土芯片”又低效瀕危，“杜長大”等曾曾祖代種豬長期依靠進口，直接影響了我國在非洲豬瘟衝擊後產能恢復過程的質量、速度和效益，極大地製約了我國豬肉的供應及養豬產業的發展。

近兩年，我國生豬行業正處於急劇變革階段。行業在迎來百年不遇的“暴利時代”的同時，也面臨著養殖成本的大幅度上漲，而等到潮水退去，市場競爭的本質還是要回歸到成本競爭、技術競爭。

中國畜牧業協會豬業分會副主任石守定表示，在飼養成本提高、利潤空間下降背景下，提高種豬的生產成績是提高養豬效益的唯一出路。而養豬效益能否提升取決於種豬繁育和飼養成本，而前者佔比更大。

翻身仗

上世紀90年代中期，我國的種豬繁育逐漸發展起來。到今天，中國種豬的自給率已達到94%的水準，基本可以實現獨立育種。

截至2019年6月，我國已建成國家級地方豬遺傳資源保種場55個、保護區7個、國家家畜基因庫1個，各地也建設省級地方豬保種場（區、庫）80余個，地方豬遺傳資源保護能力和保護水準有了較大提高。

雖然我國的種豬繁育種類和數量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就，但也不可否認，國內種豬的質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還是客觀存在的。

中國農業科學院北京畜牧獸醫研究所研究員王立賢就指出，我國的種豬育種還存在一些問題，具體表現在育種體系不夠完善；新技術的應用滯後；測定基礎薄弱；育種投入少，持續性不強；疾病威脅嚴重；地方豬資源的開發利用不足等方面。

對此，劉永好提出三點建議：

首先，盡快頒布“中國種豬”重大項目研發和推廣後補助政策，以“企業先投、國家補助”原則鼓勵種業企業積極投資發展種豬研發、基礎設施、人才培養、國際合作等突破項目，在具備相關能力的情況下申報突破育種項目，國家按照相關標準評估確認後給予補貼。

其次，對核心育種場、保種場提供非瘟防控用地支持，保障祖代種豬場的生物安全和運營能力。

最後，鼓勵種業企業多種形式的國際合作“引技”“引智”結合，獎勵跨行業跨國突破“豬芯片”的緊缺人才。

全國政協委員、紅杉資本中國基金創始人及執行合夥人沈南鵬在今年兩會的提案中建議，支持開發地方特色優質品種並申請地理標誌產品，促進本土種源保護和良種選育。一方面建立瀕危、地方品種育種保護區，另一方面設立專項，支持科研院所、種企、電商共建商業化育種中心，改良瀕危、地方品種。

2020年末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立志打一場種業翻身仗”，2021年的中央一號文件又對“打好種業翻身仗”做出頂層設計。其中提出，要對育種基礎性研究及重點項目給予長期穩定支持、加快實施育種重大科技項目、支持龍頭企業建立健全商業化育種體系、研究重大品種研發與推廣後補助政策、促進育繁推一體化發展等。

對此，李景輝表示，從政策密集頒布的程度看，國家這次是下了決心。隨著企業為主、國家扶持的育種體系逐步建立，政策紅利的逐步釋放，相信這次有望趕上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