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紀末，英國詩人和批評家馬修·阿諾德在《文化與無政府主義》裡曾發出一句流傳後世的斷語：“文化即我們這個時代所能設想與言說的最好之物。” 在奉行文化精英主義的阿諾德眼中，維多利亞社會的中產階級是庸俗不堪的“非利士人”，工人階級更是目不識丁的群氓，一個綿延了數百年的文化傳統眼看搖搖欲墜。怎樣才能讓文化傳統香火不斷？阿諾德認為，文學能春風化雨般潛移默化地把文化中陽春白雪的部分自上而下傳遞下去，傳播並教授文學正典要落到一門新興學科，即英語文學身上。英語文學在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之交作為一門新興人文學科強勢崛起，它經歷百年發展，在內外部力量的製衡下不斷重劃領土疆界，在當下又與其他人文學科一起面對私有化引起的高等教育危機。它的變革也是英美大學體制歷經百年風雨的一個縮影。
一、力挽狂瀾的嘗試：英語文學在二十世紀的崛起
雖然以英語作為寫作語言的大作家上溯至喬叟、莎士比亞、華茲華斯，燦若群星，已有一個綿延了數百年的傳統，但英語文學研究和教學的興起是相當晚近的，一直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期，它才作為一門學科得以進入大學。
維多利亞時代末期，傳統宗教的社會凝聚力與權威日漸式微，大眾傳媒興起，選舉權逐漸下放到成年男性公民乃至30歲以上女性公民，加上教育的平等與普及化，英國日漸成為一個各個階層都有公共太空發聲、各個社群都在尋求特定願景的“眾聲喧嘩”的社會。牛津大學最早的英語文學教授喬治·戈登曾說：“英格蘭已經病入膏肓，英語文學是唯一的救治方法。教會已經無能為力，社會改良的方案遲遲不來，英語文學就擔負起了三重責任：一是給人愉悅，二是指路引途，然而最關鍵的是拯救靈魂，彌合社會。”文學因此企圖代替宗教的部分社會功能：它既然召喚和書寫的是人類的共同經驗與情感，那麽就對培養跨越社群和階級的共情感和同胞情誼有不可忽視的助力；既然文學閱讀與研究需要沉篤深思，那麽培養喜好鑽研文本的習慣，就會有助於平息那些躁動不安的因子——這些蠢蠢欲動的反抗欲望在維多利亞末期的底層人民身上尤為突出；在被挑選出來進入大學課程的“正典文學”中閃耀的是資產階級文明的精神財富，大學是通過它們來教化民眾，讓他們潛移默化地接受了這一套價值觀與道德觀。因此，英語文學課程首先在諸如行業學會、工人夜校等職校普及開來。寫作了《荒原》的英國詩人艾略特在1916-1919年間就曾為補貼家用，在倫敦大學夜校給工人們教授維多利亞文學。
年輕時的艾略特。
維多利亞時期，精英階層子弟在牛津劍橋常修讀古希臘、羅馬古典文學，一直到1930年代之前，英語文學都還背著“窮人的古典文學”之惡名，它的兩次崛起分別發生在1920-1930年間與1930-1950年間。
1920-1930年代介於兩戰期間，因為一戰所帶來的生靈塗炭、消費主義倡導的庸俗文化以及德國納粹種族主義的崛起，英語文學開始負擔起了用人文主義精神修複心靈、以高雅文化重塑大眾品味與構建民族文學傳統以塑造民族身份的三重作用。這時在劍橋任教的I. A. 理查茲、威廉·燕卜蓀與F. R. 利維斯對這場運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他們改革了英語文學課程，將其與傳統語文學（philology）與修辭學（rhetoric）徹底脫離開來。理查茲首創的“實用性批評”、燕卜蓀在詩歌文本裡尋找的“七種含混”以及利維斯通過《細察》雜誌鼓吹的通過文學批評達到文化改革的手段共同促成了一種新的注重文本形式研究的文學閱讀與教學法：課堂教學並不花費大量時間關注斷代文學史、歷史語境和政治意涵，也不像二十世紀之前的文學批評那樣將作者意圖和生平當成草蛇灰線來研讀作品，而是采取小班教學，選取短篇幅文本（詩歌是最佳文體），師生共同研讀分析文本的“張力”、“複義”、“含混”、“悖論”等修辭特色，得出文本所要闡發的普適性的關於“美”、“真理”或者“人性”的基於人本主義的價值觀。
這種批評方法因為實用且可操作性強，加上有如柯林斯·布魯克斯所編的《理解詩歌》課本的助推，在英美課堂迅速得到認可推廣開來。然而這套教學法的本質是精英與保守的：它一方面將文本的自洽獨立與精妙複雜抬高到近乎神聖的位置，一方面又要求師生在教學中自我規訓成文化傳統的護衛隊，對文本形式高度關注的要求暗含了對消費主義快餐式庸俗文化的反抗——文本意涵深刻，匆匆一瞥淺嘗輒止都不能盡其義，它必須被陌生化，進行反直覺式的解讀，一字一句都需在課堂上、在師生之間被反覆揣摩，從而共同達到一個對文本和其背後人本主義價值觀的革新認識。 這個過程幾乎是一個世俗化的宗教皈依儀式：教師扮演牧師角色，擁有對被神聖化文本更大的解釋權，但也把這種闡釋太空向悟性高的學生開放，而這些開蒙了的學生也從這種“釋經”中得到了智性思索的愉悅，在這種文本實踐中得到歸屬於批判大眾文化的少數群體（人文主義信徒）的歸屬感。
柯林斯·布魯克斯的《理解詩歌》。
這種教學模式和課程設定對英語文學課堂的壟斷一直持續到1960年代。此後，英語文學接連受到好幾撥思潮的影響，從被新批評改造過的形式主義研究（指注重文本客體並從中闡發人文價值）首先轉向了新左浪潮下法蘭克福學派宣揚的新馬克思主義以及重新被發現的心理分析學派，接著第二波女權主義浪潮也衝進了學院內部。1970年代則有向科學主義（結構主義和後結構主義）轉型的趨勢：結構主義將文本看作是由若乾固定元素組成的整體，像研究物體結構那樣研究文本，典型例子有列維·斯特勞斯將俄狄浦斯神話拆解成幾十個神話素的做法。到了1980年代，文學研究整體經歷了一次“歷史學轉向”（美國的新歷史主義和英國的文化唯物主義）。從1990年代至今，一個大的文學研究趨勢是破除“巨集大敘事”理論的迷思，不再企圖用一個整體性理論去概括闡釋文學現象，而是出現了種類繁多的針對特定議題的批評流派，譬如後殖民主義、性別研究、生態主義批評等。較之早期的新批評主義對英語文學的推助，隨後的這些變革現在仍然留存下來成為英語文學研究的課程內容， 現在在中國研習英美文學專業的學生已經再也繞不開文學理論這門課程，對這些思潮也不會陌生，因此不再贅述。
二、來自外部的挑戰：二十一世紀的英語文學與私有化教育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幾波衝擊英語文學教學與研究的浪潮都是來自人文學科內部，而1980年代英美面臨的社會經濟危機則從外部更徹底地改造了高校體制本身，危機波及的不僅僅是英語文學的研究和教學法，整個人文學科本身存在的必要都在商品化的衝擊下變成尤為敏感的問題。
1980年前，英國高等教育是精英化的，英格蘭地區一共只有38所大學，大學生也隻佔適齡人口的14%，也就是說，大概每七個高中畢業生才有一個上大學。從1945年二戰結束後到1980年代，因為戰後經濟狀況的持續景氣與福利社會理念的深入人心，英國的高等教育一直是免費的。各個地方的教育部門替學生向大學支付學費，並且給學生提供日常開支所需費用，整整兩三代英國人因此無需擔心因個人經濟狀況而失去受平等教育的機會，可以心無旁騖地投入學業中。而大學教師在那個年代也是個“鐵飯碗”工作，通過試用期聘任為講師之後一般都是終身教職，無需擔心因為發表論文數目夠不上“卓越研究評價框架”（RAE）的標準（這個量化標準在1986年才開始實施）。
1979年，撒切爾夫人上台，推行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宣揚自由市場規則，減少政府在公共服務方面的開支，高等教育也首當其衝，一方面在1980年代雖然政府繼續向高校支付佔比約為高校總經費80%的資金支持其運作，但這個數額逐年下降到1990-2000年代的60%左右，目前佔比不到30%；另一方面給學生的生活開支資助逐年減少，以學生貸款代之，並且在1998年重新開始收取大學學費，在二十年間從一千英鎊一年水漲船高到了目前接近一萬英鎊一年的水準。與此同時，高等教育規模不斷擴張，如今已有超過一半的適齡高中畢業生進入大學繼續學習。
英國大學招生宣傳的開放日。
可以看到，大學教育的成本在數十年間幾乎完全轉移到了學生身上，學費成了高校佔比約50%的財政來源，在談論高等教育的時候，它越來越頻繁地被一套商品化的話語框住了，它講求經濟回報先於考慮道德倫理、知識啟蒙與自我完善。對於英語文學專業的學生而言，高文化素養、語言表達和溝通能力是這個專業能提供給他們的就業能力方面最重要的技能。目前英國大學開設的英語文學專業與其他人文學科聯合培養跨學科人才已經是大勢所趨，在UCAS（英國全國大學的統一學生申請機構）列出的各大學學位培養計劃中，英語文學下屬的專業多與創意寫作、戲劇、歷史、哲學、新聞、政治、社會學等學科一起開設聯合學位課程。在筆者所在的大學，英語系修讀這種聯合學位的學生佔到了三分之一甚至接近一半的數目。
這種培養模式弱化了英語文學本身的國別和學科界限，並且與大學內的學生就業指導中心聯動，在第二第三年開設針對本專業的就業指導課程，幫助學生提煉從已修課程中獲得的“可轉移技能”用於應聘工作和職業規劃。在這整套話語模式下，在教育機構中的學生是作為未來的人力資本接受訓練，“學習”本身被理解成為了獲得就業技能而進行自我管理，大學教師重心不再是“傳道”，而成為了這個“練功攢技能點更新”的系統裡的一個輔助道具——英國大學教師須經過英國高等教育學院培訓獲得教師資格，填寫申請表時重要的一項考量標準就是教師是否做好了“知識促進人”（facilitator of knowledge）的輔助性角色。與此同時，大學教師的職責已經不僅僅局限於教學、行政和研究這個老金三角，已經有了一套新的術語來規範這個職業的考核標準：它的重點考察對象是學術長官能力、知識轉移應用以及學生支持服務， 分別對應高校學術體系裡的行政長官經歷、科研成果在高校以外的實際影響以及一套受學生滿意度調查與畢業生就業考評影響的服務框架。
既然是強調群體長官，那麽高校行政官僚相應地工資水準就日益水漲船高，在2017年的《衛報》報導中，英國大學校長年薪平均竟超過了27萬英鎊，與大學講師平均不過3-5萬英鎊年薪相比可謂天壤之別。大學行政官僚與一線教師薪資水準的極度不平衡，再加上退休年金改革導致養老失去保障，成為了今年3月份爆發的英國教師大罷工的導火索。一言以蔽之，英國高校教師在新自由主義年代已經從穩定中產階級職業慢慢下降到“不穩定無產階級”（precarious proletariat）的地位。博士畢業生的數量遠高於需求量，新畢業的博士生多半要做兩個以上的一年臨時教職崗位才有機會應聘終身教職崗位，再加上臨時教職崗位一般隻付有課時的九個月薪酬，一身多任做各種兼職成了新教師的必備謀生手段。每年任期結束前新教師還要迅速找到下家，有時為了新教職還需要遠距離搬到另一個城市，如此疲於奔命，自然更難以擠出時間好好做科研，充實自己的論文發表記錄。
三、尾聲：學科內外力量拉扯下的英語文學學科英語文學曾在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中葉曾被寄予塑造國民身份和對抗庸俗文化的重任，然而在大學教育私有化程度日益嚴重的二十一世紀，它和其他人文學科一樣面臨著尷尬的境地：一方面它的從業者在學科內部不斷通過教學與研究提倡進步價值觀、打破原先學科的國別堡壘，另一方面現今的大學體系無法給予新教師職業穩定感，即便是他們珍視的科研成果，也是要被考評框架量化統計，經由學術出版巨頭無償收編，再高價轉賣給大學圖書館。即便是在教學方面，它曾被期待能春風化雨般教化出品性溫厚、認同英國傳統的國民，後來這種暗含了精英色彩和帝國主義視角的意識形態被揚棄，但又陷入了凸顯學生消費者身份、強調技能獲得而非知識啟蒙的話術之中。英語文學在二十一世紀的頭五十年裡還將繼續如同希臘神話中的雅努斯神，一面朝著過去，一面向著未來，不斷地被學科內外的力量拉扯著變幻出新的面貌。
（舒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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