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2月11日，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批準頒布《漢語拚音方案》60周年的紀念日（1958年2月11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批準頒布）。自漢語拚音推行以來，已經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在國內，它成為識讀漢字、消滅文盲和學習國語的重要工具；在國際上，它成為漢字拉丁化的轉寫標準。漢語拚音方案的誕生，和上世紀30年代以來拉丁化新文字在民眾的中推行密不可分，拉丁化新文字的一些特點被吸收在漢語拚音方案中。拉丁化新文字運動也是我國語言文字史上濃墨重彩的篇章，它是一個人人設計拚音爭做倉頡，以期實現教育救國的激情年代。
起源：北方話拉丁化新文字的誕生
拉丁化新文字是從20世紀30年代初到1958年漢語拚音方案公布前在群眾中推行的漢語拚音文字方案。它在中國文字改革運動中起過重要作用，是漢語拚音的前身。與先前其他拚音方案，如威妥瑪-翟理斯式拚音（可見《澎湃新聞·翻書黨》2017年4月28日《20世紀上半葉最有名的漢英字典，收錄了12種方言的讀音》一文）、國語羅馬字（可見《澎湃新聞·私家歷史》2018年1月12日《國語羅馬字，精英階層再造文明的失敗嘗試》一文）不同，它不是指單獨的拚音方案，它是數個方案的總稱。另一重大區別是，前兩者是西洋來華領事館漢學家、國內語言學家等精英階層設計的；而拉丁化新文字卻是左翼知識分子發明，並吸引社會大眾參與的拚音方案。
1928年4月，瞿秋白前往莫斯科主持即將在那裡召開的中共六大。此時正是蘇聯掃除文盲運動的高潮期，掃盲對象還包括了蘇聯遠東地區的10萬華工；而國內的南京國民政府大學院（教育部一度改名為大學院）於1928年9月正式公布了“數人會”擬訂的《國語羅馬字拚音法式》。同魯迅一樣，瞿秋白認為國語羅馬字是讀書人在書房裡製訂的方案，脫離現實；當時在蘇聯的中國人還認為，拉丁字母掃盲應該會比漢字教育來得快。於是，他決心創造出一套更適合大眾的拚音方案來。
1929年2月，瞿秋白在蘇聯漢學家郭質生（C·B·Колокопов）的幫助下，借鑒之前的其他方案，擬訂出了《中國拉丁式字母草案》；10月，方案確定，並最終定名為《中國拉丁化的字母》。1930年春，《中國拉丁化的字母》署名瞿維托先在莫斯科《中國問題》雜誌第2期上發表，然後又由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一個單行小冊子，引起了很大反響。小冊子由漢字、拉丁化新文字和俄文排印，其內容有三方面：一是談漢字難學及中國文字拚音化的可能性；二是談聲調是否有必要注出來；三是方案和拚寫法。
1931年9月，海參崴召開了中國文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會，確定了拉丁化新文字的方案。不過因海參崴華工基本是北方人，實際上大會通過的方案只有北方話拉丁化新文字一種。它的語音標準接近1913年“讀音統一會”確立的老國音（可見《澎湃新聞·私家歷史》2017年6月25日《沒有被繼承的漢字標音嘗試：注音符號的歷史》一文）。北拉作為漢語拚音的前身，兩者相似度很高。主要差別為：
一、區分尖團音，而且見系字處理類郵政式拚音，即使齶化也按不齶化拚寫。示例：giu（九）、ziu（酒）。
二、不寫出空韻（舌尖元音），i隻標示元音[i]。示例：z(字)。
三、漢語拚音的ü[y]，在新文字中寫作y；而漢語拚音用作前綴的y[j]在新文字中規定為j，但只在詞中間做分隔音節之用。
四、漢語拚音的er，在新文字中寫作r。
五、不標示聲調，將聲調視為漢語應當去除的元素。隻保存極必要的和極易混同的很少數一些，通過改變拚寫區分，示例：jou（有）、ju（又）、maai（買）、mai（賣）、Shansi（山西）、Shaansi（陝西）；
六、外來語直接拚寫，示例：Latinxua（拉丁化）。
大會還制定了拉丁化新文字的十三原則，總的來說就是漢語拚音文字必須走向現代化、國際化、大眾化、方言化。大會從當時的國情出發，主張在字母設計上盡量覆蓋中國所有方言，各個方言可以自拚自寫。大眾化和方言化是新文字與國羅最大的不同點，而國羅有明確的語音標準，就如魯迅後來所言：“現在的中國，本來還不是一種語言所能統一，所以必須另照各地方的言語來拚，待將來再圖溝通。”（魯迅《關於新文字》）此外，受時代限制，大會和國羅派一樣，認為應當廢除漢字。
方案確定後，在很短的時間內，拉丁化新文字取得了巨大的進展。到了1933年11月，遠東已經出版新文字書籍47種，累計刊印10萬多冊。
星火：寧波話拉丁化新文字的實踐
30年代初，境外雖然已經如火如荼地開展新文字教育；而在國內，由於國民黨封鎖消息，大眾起初還不知道新文字。世界語學家方善境（筆名焦風，浙江鎮海人）最先將拉丁化新文字介紹到國內。1933年，他在世界語機構刊物《新階段》看到蕭三的《中國語書法之拉丁化》後，將它翻譯成中文，才引起了國內文化界的注意。同年10月，方善境發表《中國語書法拉丁化問題》，呼籲大力推行新文字。
上海是拉丁化新文字運動的中心。1934年，上海文化界開始了大眾語論戰，魯迅等人對汪懋祖等舊文人當時提出的“廢止白話”“恢復文言”“提倡尊孔讀經”等倒行逆施主張給予抨擊，也對拉丁化新文字的運動，起了推進作用。文字改革家葉籟士（原名包叔元，江蘇吳縣人，建國後歷任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秘書長、副主任、顧問）在《大眾語、土語、拉丁化》中指出：“‘土話文字’（用方言寫成的拚音文字）是消滅文盲的利器”。它與大眾語運動是相互促進，密切結合的，是大眾語發展的重要階段，因此積極倡導把各地方言區都拉丁化。10月13日，魯迅發表文章，說新文字是掃盲的利器：“但我們中國，識字的卻大概隻佔全人口的十分之二，能作文的當然還要少……待到拉丁化的提議出現，這才抓住了解決問題的緊要關鍵。”（魯迅《且介亭雜文·中國語文的新生》）
當年8月，葉籟士等人就在上海成立中文拉丁化研究會，開始著手拉丁化新文字的傳播工作。研究會第一件事就是出版了介紹新文字的小冊子《中國話寫法拉丁化——理論·原則·方案》。11月，上海世界語協會會刊《言語科學》發表了方善境的《寧波話拉丁化草案》，證明了新文字可以實現大眾化和方言化。這一激奮人心的實踐舉措，大大拓展了拉丁化新文字的影響範圍。
魯迅支持新文字的最大理由，是簡單易學，“只要認識28個字母，學一點拚法和寫法，除懶蟲和低能外就誰都能寫得出，看得懂了。而且它還有一個好處，就是寫得快。”（魯迅《且介亭雜文·門外文談》）1935年3月，茅盾也發表《關於新文字》，闡釋了自己的明確擁護立場。
1935年12月，拉丁化新文字迎來了運動史上最輝煌的節點。陶行知在上海發起成立了中國新文字研究會，作為全國新文字研究團體的總會，這對全國各地協會和工作者起到了巨大的協調作用。研究會通過了由蔡元培（他本來是國羅最主要的支持者，現在轉而支持新文字了）、孫科、魯迅、陶行知、陳望道等688位國內各界知名人士聯名簽署的《我們對於推行新文字的意見》。意見稱：“中國已經到了生死關頭（是年日本開始蠶食華北，成立偽政權‘冀東防共自治政府’），我們必須教育大眾……中國大眾所需要的新文字是拚音的新文字。” 意見書中還提出了推行新文字的六項具體建議。
燎原：大眾語拉丁化新文字的傳播
“讀音統一會”會長吳稚暉曾回憶，1913年開會時征集到的拚音方案多式多樣，使他有了“人人想做倉頡”的感慨。而這時期設計方案的熱情與拉丁化新文字傳播時期相比，顯然是望塵莫及了。注音符號設計者需要有很高的傳統小學（小學是研究中國古代漢語語言、文字的學科，包括釋音的音韻學、釋形的文字學、釋義的訓詁學等學科）造詣，讀音統一會的80代表也個個都是語言學精英；而拉丁化新文字方案的設計者，只要有識字水準即可。在魯迅等國內知名人士的推動下，方善境等核心學者的影響下，拉丁化新文字出現了N種方案，中國出現了人人爭做倉頡的時代。這其實也是大眾語運動在文字方面上的延伸和實踐。
從1934年到1937年，繼北拉之後，中國拉丁化新文字先後又設計出了寧波話、上海話（後改名為江南話）、蘇州話、無錫話、溫州話、福州話、廈門話、客家話、廣州話、潮州話、廣西話、湖北話、四川話等13種等方言方案。不僅如此，不少大方言甚至還出現了縣級方言方案，如方善境的家鄉寧波還誕生過鎮海話拉丁化新文字（設計者李長來）、定海話新文字（設計者楊良濟）。這一時代大眾設計拚音的熱鬧程度，可能只有呈現萬“碼”奔騰場面、發明上千種漢字輸入法的80年代可比。
拉丁化新文字運動發展極其迅猛的另一表現是，大量民間研究團體的出現。作為當事人的語言學家倪海曙（原名倪偉良，上海人，建國後曾任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副主任）統計：“拉丁化中國字被提出以後，先後在上海、北平、天津、太原、開封、西安、重慶、昆明、漢口、長沙、南京、揚州、蘇州、無錫、寧波、貴州獨山、廣東、普寧、河南沁陽、盧氏和國外的曼谷、東京、巴黎、柏林等地成立‘新文字研究會’‘新文字推行社’‘新文字促進會’等團體。從1934年8月到1937年8月，三年中各地所成立的拉丁化團體，有成立年月可查考的，至少有70個以上。”（倪海曙《中國拚音文字運動史簡編》）
自拉丁化新文字運動開展以來，南京國民政府卻是一直處於反對狀態，認為會影響注音符號的地位。1936年1月1日起，國民黨開始查禁新文字，下令禁止報紙刊登關於新文字的文章，“接著在上海、北平等地也開始抓人，抓到都作為共產黨辦”。（倪海曙《拉丁化新文字運動始末和編年紀事》）10月，上海工人夜校新文字班學員因寫北方話和上海話拉丁化新文字橫幅送別魯迅，也被抓去。
1938年，蔣介石敗退漢口。5月，為了應對殘酷的抗日戰爭，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不得不宣布解禁令，“中國字拉丁化運動如不妨礙或分散國人抗戰之力量，在純學術之立場加以研究，或視為社會運動之一種工具，未嘗不可。”（倪海曙《拉丁化新文字運動始末和編年紀事》）新文字終於等到了國民政府的承認。撤退到漢口的新文字運動核心人物方善境、葉籟士，也與曾經數度論戰的對手——國羅派王玉川在經過面談後達成和解共識。9月，作為國民黨戰時指揮中心的漢口也出現了《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這類新文字書籍。
不同於國民黨，共產黨一直積極支持拉丁化新文字運動。陝甘寧邊區、各根據地（解放區）成立了新文字研究會。1940年2月，蘇北抗日根據地成立拉丁化播種隊；1940年11月，延安籌建陝甘寧邊區新文字協會；1942年6月，蘇皖邊區成立淮南新文字促進會。當時解放區都發行了有新文字的郵票或教材，正是新文字應用的史證。2017年12月23日保利秋拍，一枚1943年“淮南（XUAI NAN）”五角星圖20分郵票以3105000元人民幣成交；同時拍賣的還有1945年蘇中（SHU ZHUNG）區發行的1角郵票。
抗戰全面爆發後，與幾乎銷聲匿跡的國語羅馬字相比，拉丁化新文字也顯示出了極強的生命力。1937年11月至1938年11月，倪海曙等人在上海40所難民收容所、3萬難民中進行掃盲實驗，取得了顯著成績。在解放區，人們借助北拉掃盲，也效果明顯。
解放後到《漢語拚音方案》公布這段時間中，我國人民對新文字的研究熱情依舊。上海在1949年9月成立了上海新文字工作者協會，主席陳望道，副主席倪海曙。該會出版的《語文知識》 印數每期達15萬冊之多。全國各大城市如杭州、寧波、青島，甚至海外的日本、新加坡華人華僑也有新文字教育活動。
1949年8月，吳玉章致信毛澤東主席，提出為了有效的掃除文盲，需要迅速進行文字改革。10月10日，中國文字改革協會正式成立，任務是研究漢語拚音方案的制定。1951年12月，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下設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馬敘倫任主任委員，吳玉章任副主任委員，成員主要有原來參加注音符號的人、參加國語羅馬字的人（前兩者如黎錦熙）、參加拉丁化新文字的人（如葉籟士、倪海曙）。至1955年，全國各地和海外華僑共633人寄來了655個漢語拚音文字方案，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從中選擇了264種編撰成《各地人士寄來漢語拚音文字方案匯編》，作為研製漢語拚音方案的參考資料。此番現象級情景，和新文字運動密不可分。
1955年10月14日，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拚音方案委員會提交給全國文字改革會議的《漢語拚音文字（拉丁字母式）方案草案初稿》也頗似北拉，亦分尖團。1958年，正式頒布的《漢語拚音方案》也吸收了注音符號、國語羅馬字和拉丁化新文字的特點。
1986年1月，晚年葉籟士深情地回憶道：“拉丁化新文字是解放前中國歷史上推行最廣、影響最為深遠的一次文字改革運動……它跟當時的救亡運動緊密結合，深入到工人、農民、部隊、難民以及海外華僑之中，並且得到許多進步的、愛國的人士，如蔡元培、張一麟、魯迅……等人的極其熱情的支持……它是一次極為有益的探索，它的經驗，包括它的不足，都值得今天的我們記取。”（倪海曙《拉丁化新文字運動始末和編年紀事》序言）老人這一論斷是對新文字運動最好的總結。
參考文獻：
倪海曙：《拉丁化新文字運動的始末和編年紀事》，知識出版社，1987年12月
葉籟士：《葉籟士文集》，中國世界語出版社，1995年9月
市川勘、小松嵐：《百年華語》，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年9月
（文/徐春偉）
本文轉自澎湃新聞 http://www.thepape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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