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 聞政明】
科研人員的收入應該有多少，大概是現在全世界互聯網上不會褪熱的議題之一。
10月29日， 一篇《驗收在即，“中國天眼”10萬年薪難覓駐地科研人員》的文章在社交網絡掀起爭議。而且，非常難得的是，網友的意見幾乎達成一致：這樣的要求招不到人挺正常。
中科院國家天文台FAST工程副經理兼辦公室主任張蜀新稱，這次招聘人數達24人，涉及數據處理、數據中心運營和通信維護等崗位，要求科研人才能長期在現場工作，英文水準良好，部分崗位還需擔任夜班工作。目前駐地人員只有20餘名，此前曾公開招聘過一輪，但結果與預期相去甚遠。
相應的崗位待遇是：勞務派遣製，只有工作達相應年限、表現優秀才可入編；薪酬是工資加駐地補貼，每年10萬左右，但有點工作經驗的人都知道，扣除各項費用後，到手的恐怕還沒10萬。
根據網絡搜索，找到一份天眼FAST的招聘啟事，顯示報名時間是去年12月21日至今年1月20日。
招聘崗位包括譜線科學研究和數據處理1人，脈衝星科學研究和數據處理1人，數據中心運行維護1人，數據中心軟體開發1人，觀測助手3人，機械工程師1人，電氣工程師1人，電子工程師2人，控制工程師1人，軟體工程師1人。
以譜線科學研究和數據處理崗位為例，科研人員需要承擔的工作包括：開發譜線數據處理和觀測軟體，參加FAST觀測和調試，使用FAST和國內外其它望遠鏡進行譜線科學研究。
要求為：
具有天文學、物理學、電腦等相關專業博士學位；有天文基礎，熟悉射電望遠鏡組成和工作原理；有射電望遠鏡實際觀測和數據處理經驗，掌握Linux作業系統和Python、IDL等編程語言者優先；能熟練使用英語進行學術交流，能勝任夜間值班工作，等等。
有一些偏技術類崗位，雖然只要求專科以上，但附加條件是需要一定年限的工作經驗，比如機械工程師，要在機械、電氣及液壓相關專業具備10年以上工作經驗。
其實不難預料，按這個要求和待遇，肯定會遇到尷尬：報名的，不達標，達標的，不報名。
另外這也不是天眼項目第一次因為招聘問題被推到輿論風口。去年8月5日，參考消息援引美國《新聞周刊》報導稱，中國開出120萬美元薪資條件聘請外國專家來運轉FAST望遠鏡。消息一經傳出，中科院官方微博@中科院之聲便立刻辟謠稱，該院無相關招聘，相關報導嚴重失實。
一則失實的“高價”，一則骨感的廉價，也許讓很多人再次思考科研圈的收入和差距問題。
張蜀新認為，招聘難的主要原因是工作單調枯燥、駐扎深山、隔期返家、缺少社交活動，尤其對年輕人顯得更困難。但招聘方也許更應該意識到的是，工作要求、付出與待遇之間的落差，才是科研技術人員望而卻步的主要理由。
天眼作為國家頂級科技大項，相信但凡熱愛天文、充滿志向的科研人員都希望能在這個基地工作成長，但問題是科研人員也得面臨“五鬥米”等現實問題，尤其是青年科研人員。如果僅用夢想和沉澱來簡單衡量科研人員，似乎並不公平，也容易陷入道德綁架的危險，若能在求賢時也多體諒“仰望星空”的年輕人也不得不有“實地可踏”，恐怕更切實際。
科研人員應該掙多少？
作為全球領先的科研、教育和專業出版機構——施普林格自然集團曾在2015年11月發布《轉型中的中國科研白皮書》，報告稱中國具有世界上最多的博士生和科技人員，但同時科學家又苦於缺乏博士後研究人員和實驗室技術人員，因此引進人才是中國一直致力的事情。
該白皮書採訪1700多名中國一線科研人員後認為，除了科研環境對本土培養或引進人才造成製約外，生活環境也是重要因素，而這一點過去常被外界忽視。
施普格林自然集團大中華區總裁劉珺2016年在接受澎湃採訪時認為，不能讓懷有夢想的科研人員認為，如果將科研作為事業，就可能在收入和生活上作出巨大犧牲；很多人立志做科學家最大的初衷都不是要發財，而是對科學有恆久的好奇心，但他們的尊嚴和生活水準可以得到基本保障。
就在這次天眼招聘難題公開前幾天，中國科協發布了《第四次全國科技工作者狀況調查報告》，報告中有一個值得關注的數據是，過去幾年科研人員收入增加但收入滿意度持續下降。2016年科技工作者平均年收入為90985.5元，比2012年增長了22.7%，但對自身收入在當地相對地位的判斷呈持續下降趨勢。33.5%的科技工作者和認為壓力主要來源於經濟收入。這一反差的主要原因可能是收入增長率不及同期其他行業人員平均工資的增幅，或是收入增長率無法趕上房價、消費品價格的增長率。
這一點在其他數據上也可以得到體現，比如，45.9%的科技工作者感覺生活非常幸福或比較幸福（比5年前調查增加8.4個百分點），影響因素主要是收入低、工作忙無法照顧家庭、照顧老人有困難、空氣品質差（19.1%）等。
相似的狀況也反映在2016年由“知識分子”策劃並聯合自然科研、中科院物理所等多家新媒體發起的《青年科研人員職業發展現狀調查》中。無論是本土或海歸青年科研人員都在生活、經費與成果、研究工作等方面陷入尷尬。
其中，將近九成的科研人員每周工作時間超過40小時，近六成的每周平均工作時間超過50小時。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農民工監測數據，科研人員這一工作時長堪比農民工。這些時間主要用於實驗、閱讀文獻、撰寫論文、教學活動，但是，科研經費申請、報銷、項目匯報等行政工作佔據了幾乎與教學同等長度的時間——都超過15%。
圖片來自財新網
與此形成對比的是工資收入。目前我國高校和科研部門大多實行三元工資體系，即基本工資+崗位津貼+績效工資。按這個標準統計，科研人員平均月收入均高於2015年當地非私營部門就業人員平均工資。
但不同部門提供的工資也有較大差異。以博士為例，《中國人才發展報告（2009）》指出，在公司企業工作的博士平均月收入最高，7184元；其次是在科研機構工作，4709元；第三是在政府或其他事業部門工作，4272元；最低的是高校，3932元。
另外，東部地區科研工作者的收入比西部地區高，但如果在面對買房、子女教育的大頭開支上，東部地區的壓力大於西部地區，尤其在北上廣等大城市。
解放網曾報導稱，上海2016年度首次“科學家月度座談會”上，中科院上海矽酸鹽研究所副研究員林天全表示，“在座各位年輕人，除了上海科技大學的老師外，我想其他人的月收入都在一萬元以下。對於要在上海買房的人來說，生活還是比較艱難的。”也曾有中科院上海天文台的研究員反映，天文台除了房貼有點吸引力外，工資和績效獎都比較低，經常有技術骨乾跳槽。對青年科研人員來說，他們還面臨申請科研經費的壓力，如果申請不到，就很難在部門立足。
但為什麽這些人仍願意埋首科研，這份報告提供的原因是，有60%以上的受訪者表示是對學術工作感興趣。
圖片來自財新網
當然，除了以上提到的基本收入外，科研人員還有一部分收入可能來自課題申報或成果開發。但目前國內的課題經費使用機制仍有很大製約，而在科研成果轉為實際產出時的利潤分配制度也十分模糊。
我國的科研經費管理辦法明確規定，縱向課題經費大多數只能用來購買儀器設備、材料，以及支付項目組臨時人員的勞務費和專家谘詢費。正式的科研人員不允許從中支付工資、獎金和加班費。而能夠支出的勞務費比例很低，往往在10%—15%。
由於沒有人頭費，大部分科研機構只能用提高收取房租、試驗用地費及材料費等方式，從科研經費中“劃撥”出部分經費（管理費），用於發放部門科研人員的工資及各種津補貼。
雖然這一限制是為了防止個別人員挪用貪汙經費，但事實上帶來“曲線救國”的方式也沒有任何好處。
除了縱向課題外，也有一些科研人員爭取橫向課題和其他管道的資金，但這些社會性課題大多是重複性或低水準研究。為了解決生活壓力，不得不去做這些真正想做的研究以外的東西。
因此，值得反思的是，雖然我們對科學家在購買硬體方面的資助可能比較寬鬆，但最終科研是要靠人的，完善資助條件、加大項目資金的靈活度，非常必要。
另外，面向學術新人的資助也不多。最主要的兩大基金是青年研究基金和中國博士後科學基金，前者約佔中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預算的20%，但每個項目在三年期限內只有24萬元，後者項目期限為兩年，能獲得5-8萬元。這些科研經費很多時候根本無法滿足需要，甚至連購買必要的實驗室耗材都不夠。同時，中國給頂尖海歸科研人員相對較好的待遇，以上兩點都有可能造成中國實驗室缺乏博士後、技術人員的問題。一些非常優秀的中國博士生可能會傾向於先去國外做博士後。
當然，科普也十分必要，如果能讓更多的普通人了解為什麽國家在科研上投入這麽多錢、成果在哪，也許可以發起更有效的跨界對話，讓科研人員獲得更多支持。
但，這可能真的是世界性難題……
事實上，就科技投入而言，中國足以排在全世界前列。但放眼世界，大家面臨著同樣難題：錢不夠花，收入分配差距越來越大。
截圖來自《自然》網站
2017年11月1日，《自然》雜誌網站發表一篇文章《各大機構博士後收入差異巨大》（Pay for US postdocs varies wildly by institution），再次讓外界目光聚焦美國博士後的收入水準。
這份調查報告由Gary McDowell博士從2016年12月1日發起，收集到來自美國51所公立學校和1所私立學校的近13000名博士後的收入資訊。McDowel博士加入非盈利組織——“學術前景”（Future of Research），期望通過工資調查，維護青年學者權益，提高博士後收入的透明度。
在歷經一年的調查中，他發現大部分高校都能及時提供博士後工資數據，但也有部分高校存在問題，比如有的學校根本不清楚博士後的類別，有的將正式員工收入也囊括其中，還有的學校壓根不願意提供博士後工資資訊，比如加州大學就表示，無法提供工資單記錄。
還有部分大學甚至提供了不太可能的數字，如鹽湖城猶他大學稱有50位博士後每年賺0美元。McDowell認為，這些研究人員不可能是無償志願者。後據猶他州大學一位發言人稱，該校博士後能獲得工作報酬。
此外，他忽視每年薪酬低於23660美元的411名人員，根據聯邦法律《公平勞工標準法》，這些博士後獲取的加班費低於這其中規定的門檻。
在篩除類似明顯不實資訊後，McDowell最終對12554份工資資訊統計發現，博士後年收入差別很大，最低僅23660美元，最高達114600美元。
其中，年薪介於40000—49999美元（折合人民幣26萬—33萬）的人數最多，為61%；31%的人年薪高於50000美元，更有2.1%的少數群體年薪超70000美元。對於這一高薪現象，McDowell推斷可能是由於個別高校將正式員工的工資摻雜其中。
圖片來自《自然》網站
博士後收入的不均衡也在不同高校間體現出來，工資最低的是伊利諾伊大學香檳分校，年薪中位數僅27515美元；工資最高的是馬裡蘭大學帕克分校，中位數收入為56000美元。
這份博士後工資調查涵蓋所有領域的全職博士後，沒有細化專業，也沒有劃分工作年限，畢竟博士後第一年和第五年的工資差別還是比較大的。但整體還是可以大致呈現美國博士後群體的收入水準。
在一些領域，美國業界每年都會制定最新的博士後工資指導線，但不具有強製性。比如生命科學領域，美國國立衛生院2017年的指導線是起薪47484美元，隨著工作年限增加逐漸遞增，工作第七年的博士後年薪為58560美元。
和中國青年科研人員相似的是，美國博士後或剛進入工作崗位的研究者也都面臨著成果壓力、生存困境，尤其是面臨家庭負擔或生育負擔的青年人，女性（尤其是少數族裔）博士後難以獲得無薪產假，男性就幾乎不會提到無薪陪產假這件事。
《自然》雜誌過去也一直為這些難題呼籲。2016年10月，網站發布題為《年輕、有天賦、厭倦：科學家講述自己的故事》的文章，採訪多名剛入職高校或科研機構的科學家，他們都表示自己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發表壓力，在資金申請和職位晉升上留給青年研究人員的機會已微乎其微。
2014年進入賓西法比亞大學擔任助教的青年學者Martin Tingley稱，“資助圈子是殘酷的”。但在外界看來，Tingley幾乎擁著完美的簡歷，哈佛大學取得統計學碩士學位和地球科學博士學位，擁有四年博士後經歷，還非常罕見地拿到終身教職。
起初，他樂觀地認為，自己很快能成功將數據統計和氣候科學結合並創造出基金機構想要的跨學科研究方法。但現實中，科研生涯非常艱苦。擔任助理教授第一年，就立刻感受到了在頂級期刊發論文、吸引基金和學生、課堂創新等各方面壓力，每周用在教學和研究上的時間長達60-80小時。
學校給他的20萬美元啟動資金已經用完，這筆錢涵蓋暑期工資、電腦設備等各項費用，但他還沒找到下一筆大額補助。根據美國學術界慣例，他有三個暑期無法得到大學支付的工資。Tingley只能向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申請資助，但是結果是“令人心寒”的。
Tingley和妻子分居兩地，去妻子所在的波士頓需要8小時車程，周末上下非常累，眼看著自己的壓力已經達到了不可持續的地步。
最終，Tingley選擇離開高校去了私企——在位於雪梨的澳大利亞保險集團找到一份與自己專業相關的工作，他認為在那裡也能合法地利用自己的技能和訓練，能再次證明自己。
其實類似Tingley的經歷在中青年學者中很常見：論文壓力，不斷增加的官僚機構負擔，越來越少的行政支持。針對他們的考核也越來越依賴於成果發表記錄和項目獲得情況，但同時由缺乏清晰的目標，他們不得不毫無盡頭地一篇接著一篇寫論文。
而與剛正式進入高校就職的青年人不同的是，資深學者或許在申請資金上的壓力減少，但獲得資金後的工作更重。對他們而言，內心期望成為優秀科學家的內在壓力十分巨大。
科研是一個風險巨大的事業，尤其是遇到難以突破的瓶頸期時，就可能宣告失敗，而真正能留名科學史的研究者更是少之又少。
另外，科研界還面臨著一個更大的問題是，研究人員的收入失衡正越來越大。
2017年7月，《自然》網站發布一份調查稱，“科學界的1%：科研中的收入不平等是如何越來越糟的”。
調查提出，頂尖科學家的工資正在飛速增長，但其他人卻被遠遠拋在身後。2015年，在加州大學實驗室中，有29名醫學研究者賺取超過100萬美元，至少有10名非臨床醫學研究者拿到40萬美元以上，但同時加州大學數千位博士後只能拿不到5萬美元的薪水。年輕教授做得更好，但很多人的報酬依然不到頂級研究者的四分之一。
加州大學的這個現象並非獨一無二。如果說過去科學領域的工資收入相對其他經濟領域更為公平的話，那麽隨著這幾年競爭越來越激烈，收入差距拉大的速度也逐漸增快。
圖片來自《自然》網站（以上基尼系數中的“0”意味著每個人的收入都是一樣的，數值越大就不平等性增加，1表示最大的不平等——除了一個人之外，每個人都一無所獲。）
從上圖中也可發現，對工作抱怨最多的是“可支配資金”，佔20%；在工資漲幅上，歐洲科研人員的工資停滯是最多的，亞洲與北美大致持平，增長率均在60%左右。
無疑，科學是危險和昂貴的，而最大限度降低風險的方法是選擇一個被證明是勝利者的人。有美國研究人員發現，新的科研大樓在全國各地興起，但科研機構更願招聘能帶來基金資助的高產科學家。這導致科研機構之間爭奪一小批頂級科學家，也有可能推高他們的薪水。而行政部門增加的預算，最終還是被這些熱門科學家申請到。
但從青年科研人員的角度而言，獲得職位要求越來越高，資金申請越來越難，這一切仿佛構成了一個惡性循環。
這也難怪《自然》雜誌2016年9月在推特上問：“年輕科學家面臨的挑戰是什麽？” 有人回答，“老科學家”。可見，科研人員的世代問題正日益突出。
最近，中國國務院發布了關於如何減輕科研人員負擔、提高收入的相關檔案，期待這些檔案能落到實處，真正給科研工作者帶來利好。
【參考資料：《自然》網站，中國科協《第四次全國科技工作者狀況調查報告》，“知識分子”等發布的《青年科研人員職業發展現狀調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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