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寫：新京報記者 滕朝、劉瑋、張赫、楊暢
編輯：報報
據中央電視台人力資源管理中心消息，央視首屆春晚總導演黃一鶴因病醫治無效，於4月8日凌晨2時40分在北京去世，享年85歲。
黃一鶴出生於1934年4月，遼寧沈陽人。1949年入伍後，在解放軍文工團從事音樂創作；1960年轉業到中央電視台，從事編導工作，創作了一千多部不同規模、不同形式和不同體裁的電視片。1983年，黃一鶴採用直播的形式吸引觀眾的目光，開辟了電話點播節目的專線並應用於首屆春晚。隨後，他擔任了1983 年、1984年、1985年、1986年以及1990年共五屆央視春晚的總導演，並成功推出了《吃雞》《吃麵條》等經典作品，啟用了李谷一、朱明瑛、蔣大為、劉曉慶、馬季、薑昆、朱時茂、陳佩斯、馮鞏、趙本山、鞏漢林、黃宏等一批活躍於春晚舞台的骨乾力量。
黃一鶴。資料圖片 周崗峰/攝
新京報採訪了劉曉慶、李谷一和朱時茂，聽他們追憶記憶中的黃一鶴，還原當年開拓春晚的故事。
春晚開拓者
首創直播、主持人、點播節目
央視在除夕舉辦晚會，最早可以追溯到1958年。然而由於條件落後、電視機及衛星轉播不普及，大多只是排練幾個獨唱、舞蹈節目，從未在社會引起太大轟動。
直到1982年深秋，黃一鶴接到任務籌備1983年春節晚會，他決定大膽地做一次“質的飛躍”。他集中了馬季、王景愚、薑昆等藝術家組成策劃編創組，並提出實況直播，開辟電話點播，啟用節目主持人的提議。黃一鶴的提議曾得到了不少反對的聲音。薑昆也對此存疑，然而黃一鶴隻回答了一句，“足球賽如果不直播，你看錄播有意思嗎？我要讓中國所有觀眾跟我們一起過春節的時候，都有身臨其境的感覺。”
於是，黃一鶴在600平米的演播室裡擺放了五台攝影機，沒有絢麗的舞台背景和先進的燈光，工作人員加起來不到60人。但茶座式的觀眾區、主持人與觀眾的親密互動，直播的既視感，都讓春晚有了濃濃的年味兒。
不僅如此，黃一鶴還首創了“主持人”這一概念。在此之前，國內只有“報幕員”，按照流程通報節目名稱；但為了春晚能夠更好的與觀眾交流，把節目通過更有意思的方式串聯起來，黃一鶴便嘗試找一些懂幽默，又能活躍氣氛的人搭配在一起主持，產生一些新的趣味點。
馬季、薑昆等相聲演員的名字出現在名單中，但只有兩個男的不好搭配，於是人氣頗高的劉曉慶入選；又怕相聲演員嘴太貧，曾演過不少內涵喜劇的王景愚得到了上春晚的機會。
劉曉慶在接受新京報採訪時回憶起當年黃一鶴是如何說服她上春晚主持的，“黃一鶴導演來請我的時候也沒有怎麽說服我，只是我自己鬥爭了好久，因為當時我是拍電影的，電視機在中國觀眾家裡很少，一個聯歡會，犧牲和家人團聚的時間，因為我一個月工資只有50塊錢，買一張車票很難。好不容易一年攢下的錢，要坐車回去和家人團聚。所以，這個機會是非常可貴的。
但春節聯歡會的規定就是要現場直播，就是說的是一個聯歡會，也沒覺得是多大的一個事兒。當時沒有什麽功利主義，主要是大家一起熱鬧就行，所以我也沒有提什麽要求，直播上就直接向四川人民問了好。然後從春節聯歡會的舞台上就直接去了火車站，然後就趕回成都和父母團聚。”
劉曉慶說，當時是聯歡會，沒想到一下變成了第一屆春晚，變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晚會。當時看不到外國的電影，更加看不到外國的綜藝節目，在這種情況下，黃一鶴導演完完全全（當然大家也有一份磚瓦的貢獻）創造了這種形式的春節聯歡會，一直到現在都沿用至今，所以今天黃一鶴導演去世，“我非常地、非常非常地難過，因為他就是經典。”
劉曉慶主持
王景愚、馬季、薑昆任主持人
薑昆曾說，黃一鶴非常有“拚勁兒”，因為他的腦海裡總有一個清晰的整體構思，對設計好的節目能夠精準考慮，並讓主持人像一個鉤子一樣，有機地把節目串聯起來。1983年春晚播出後，一夜間全國所有晚會都有了“主持人”這一席位，而春晚主持人也成為晚會的標誌性符號。
“觀眾想看什麽就播什麽”是黃一鶴辦春晚的初心。1983年春晚的“熱線電話”便開創了觀眾互動的先河。當年黃一鶴在演播室放了4部電話，觀眾可以打電話實時點播節目，還能參與有獎猜謎。那年除夕，熱線電話從中午12點一直到第二天凌晨從未間斷，晚會結束後，還有一位工人打進電話，說晚會播出時他正在工作，沒有聽到馬季的相聲，希望馬季補說一段。於是馬季便在電話裡為他補了一段十幾分鐘的單口相聲。這在當年“電視台是上帝”，觀眾提意見都成問題的時代，幾乎是不可思議的創舉。
1983年春晚現場設點播台
而當年最紅的李谷一，一晚上被觀眾“點唱”了7首歌曲，其中甚至包括被封為“靡靡之音”的《鄉戀》。在改革開放初期，人們依舊思想仍僵化，這類表達個人情感的歌曲很難登上“ 大雅之堂”。然而黃一鶴卻堅持用熱線電話證明“ 觀眾的選擇”。
他曾回憶，83年春晚第一通互通電話撥進來，點播的就是《鄉戀》。但領導始終不同意演唱這首歌曲。隨著點播的電話越來越多，直到黃一鶴把第五通觀眾熱線提議給領導，領導終於一跺腳說“黃一鶴，播！”後來這首歌成為了當年最火的流行歌曲。春晚結束後，大量觀眾來信，讚揚央視是“人民自己的電視台”。
“當時我們就是希望觀眾可以改變晚會的播出程序，觀眾可以指揮電視台，節目播出應該是個流動的狀態，導演組要根據觀眾的要求播出節目，觀眾想看什麽我們就播出什麽。”黃一鶴曾說。
《鄉戀》
新京報採訪了李谷一，她也回憶到，當時在節目組後台首次見到黃一鶴的情景，“當時他風風火火跑來跑去的，時間特別緊張，我也沒來得及跟他講話。”李谷一記得，第一屆春晚其實並沒怎麽彩排，直播過程中節目也有些銜接不起來，但黃一鶴創新的啟用了和場外觀眾電話互動點歌的形式，讓李谷一在舞台上一連演唱了包括《鄉戀》在內的7首歌曲和2首戲曲對唱。
“黃導是肯定這首歌曲的重要人物，他的思想特別活躍，而且敢於嘗試，他的所作所為都是為群眾需求服務。從《鄉戀》解放開始，我們的文藝發展也打開了一扇門。大家總是說李谷一很紅，但我能有今天的成就，是與他分不開的。”
1984年除夕，央視春晚接近尾聲時，李谷一演唱了一首《難忘今宵》：“無論天涯與海角，神州萬裡同懷抱，共祝願祖國好……”從此之後，這首歌不僅傳進千家萬戶，也成為了歷年以來春晚的固定節目。
在李谷一的記憶中，這首《難忘今宵》的誕生也與黃一鶴有著直接的關係，“1984年，黃導考慮要為晚會寫首體現家國情懷的結束曲，希望能讓所有炎黃子孫一起慶祝新年，他就請了著名詞作家喬羽和著名曲作家王酩聯手創作了這樣一首歌。”
李谷一說，黃一鶴是一位非常尊重演員的導演，“當時他很謙虛問我對這首歌的意見，我說那咱們先錄音吧！結果錄完音發給他之後過了一個星期，他就給我打電話說，這首歌通過了！於是就有了一直唱到今天的《難忘今宵》。三十多年過去了，黃導的遠見流傳了下來。”
李谷一回憶道，這些年她與黃一鶴的聯繫一直沒有中斷，“有一年，我的從藝五十周年演唱會請他來看，他還很高興。但是我最後一次見到他，是在央視的一檔欄目上，當時他的身體已經不太好了。”如今聽聞黃一鶴逝世的消息後，李谷一表示很難過，“我永遠銘記他的相知之恩，希望老哥一路走好。”
黃一鶴和李谷一合影。圖源視覺中國
膽魄和堅持
差點因邀請張明敏被開除
1983年春晚獲得不俗反響後，黃一鶴完全可以按同樣的模式繼續搞1984年春晚，然而為了滿足觀眾對晚會驟然增長的期望，黃一鶴決定冒著風險再次創新。
1984年中國即將迎接中英雙方關於香港問題聯合聲明的簽署，黃一鶴大膽萌生了邀請港台同胞的想法。當時他曾在公車上偶然聽到張明敏唱的《我的中國心》，歌詞有黃河、長江，於是他便通過新華社香港分社邀請張明敏參加春晚。同時，黃一鶴也邀請港台藝人和趙忠祥、馬季、薑昆等人共同擔任主持。雖然為了確保萬無一失，黃一鶴先對張明敏等人進行了“調研”，但仍有一些領導不同意如此“激進”的做法：“春節晚會是現場直播，可不是錄像，萬一他要說出一句不得體的話誰負責？”甚至某領導曾打來電話，稱如果黃一鶴再堅持己見，就把他撤掉。黃一鶴當即掛斷。但正是這樣的膽魄和堅持，最終造就了經典春晚節目《我的中國心》。
黃一鶴的“叛逆”不僅如此。1983年，啞劇小品《吃雞》大獲成功，黃一鶴便聯想到在1984年春晚再推出一個語言類節目。當年國內還沒有對白小品，於是黃一鶴看中了憑借《二子開店》《夕照街》等電影名聲大噪的陳佩斯，和因《牧馬人》而紅遍全國的朱時茂，並親自邀請二人從零開始創作小品《吃麵條》。
《吃麵條》截圖
由於沒有任何參考案例和經驗，朱時茂和陳佩斯在天壇體育賓館的房間裡憋了一個星期後，曾前前後後不辭而別了三次，“他倆覺得不好意思：住賓館，不交糧票、油票、肉票，光吃飯不乾活。”
每次黃一鶴都是曉之以情動之以理：“我們是為老百姓做一檔好的節目，要沉得下心，吃得了苦。搞創作大家都沒主意，就是要同甘共苦一塊戰鬥！”
在這之前，陳佩斯和朱時茂曾演過一個系列小品《拍電影》，內容是兩個小青年想考電影學院，向主考老師展示自己的才華。由於小品太長，黃一鶴看了之後要求他們隻抓《吃麵條》這一點。一個多月後，《吃麵條》基本成形，“但是大家心裡都沒底”。為了檢驗效果，黃一鶴把體育界的名流莊則棟、李富榮請來看演出，大家齊聚賓館飯堂，密密麻麻地坐在馬扎上。
“朱時茂跟我說：演到一半的時候，笑聲沒了，一看馬扎上也沒人了，心裡一慌。接著演下去，慢慢地笑聲恢復了。地上爬起一個人，又爬起一個人，都捂著肚子，笑得上氣不接下氣……”“笑果”好成這樣，黃一鶴卻害怕了：“這麽笑可以嗎？這樣的笑法，會不會被視為大毒草痛批一頓啊？”
彼時黃一鶴為港台演員上春晚忙於特批手續的事宜，已無暇顧及《吃麵條》的審查命運。臘月二十七，上級領導下批示準許張明敏登台，大家士氣大振。然而除夕夜晚會開始前一刻，陳佩斯和朱時茂又一次不見了。
當兵出身、習慣在活動前視察一番的黃一鶴，在演播大廳二樓的一個幕布後面，找到了二人。“他倆情緒很低落，說到現在也不知道《吃麵條》能不能上，就在這兒躲一躲。”時隔三十年，回憶起這一幕，黃一鶴仍不禁哽咽：“在那個歲月裡，人們乾一點破格的事，就要付出很沉重的代價。當時我思想鬥爭很激烈，含著淚跟他倆說：佩斯、老茂，這個節目沒有人說可以上，但是也沒有任何人說不能上。我是晚會的導演，我就可以做決定了：上！出了問題我負責。但你倆記住一條：表演時一定要按照審查的本子來，不要添枝加葉捅婁子。”
《吃麵條》播出後，也曾有人質疑那是無意義的笑，黃一鶴卻反唇相譏：“誰說沒有社會意義？小品最後一句話畫龍點睛：‘你就別考演員了，該幹什麽幹什麽去吧！’你覺得做演員容易，可是連吃一碗面都吃不像，就是諷刺那些好高騖遠的人。”
因為小品《吃麵條》特別成功，第二年，黃一鶴很自然地又給朱時茂和陳佩斯這對黃金搭檔發出了春晚邀請函。一開始哥兒倆還是不太情願，但黃一鶴在電話中再次使出了“殺手鐧”——“請你們吃個飯。”
《吃麵條》
新京報也採訪了朱時茂，據他回憶，黃一鶴導演對1985年春晚的形式做了很大膽的嘗試，將春晚舞台搬到了北京工人體育館，但該屆春晚過後黃一鶴受到一些批評，說整個春晚有點拖遝。後來，黃一鶴還做了自我批評。
不過在朱時茂看來，“其實黃導也是在探索，他為後來的春晚導演提供了一個經驗，後來的春晚沒有一個在這種大的體育館裡做。”
因為這些事情，黃一鶴導演給朱時茂留下的最深印象是，非常有魄力，敢作敢當，“他要是不同意的，覺得不行的，就是不行。他要覺得好的，絕不會放棄。”
兩人最後一次見面大概是幾年前，朱時茂忘記了是在什麽場合，隻記得擁抱了一次，“那種有過合作的友誼，見面之後那種親切的感覺是發自內心的。
得知黃一鶴導演去世的消息後，朱時茂也很意外，前段時間他還想去看望他，但因為工作忙就沒去成，留下了遺憾。
“黃導應該是開辟了中國電視春節晚會的先河，都說後來這些春節晚會都有什麽改革，其實都是沿著黃導的路子走下來的，他給全國人民送來了一份大餐，每年中國的老百姓還都希望吃到這個大餐，如果沒有黃一鶴導演，這種形式可能不會延續到現在。”
《吃麵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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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本山1990年第一次登上春晚舞台，總導演仍是黃一鶴。此前，趙本山帶著茅台闖春晚的故事黃一鶴已有所耳聞。第四年，當趙本山再次於春晚編導組面前表演《老有少心》時，黃一鶴也不禁猶豫了。“當年我對他的小品也有一些看法，主要是對格調有些質疑：藝術是為誰服務的？嬉皮笑臉逗人笑，就太沒價值了。《老有少心》這個名字就很不雅：這老頭花心啊！”事實上，此前《老有少心》在地方已演出上百場，到最後趙本山表演得已經有些“油”——不是戲讓觀眾笑，而是他本人在“逗”大夥樂。“人物形象不美”“情感不真實”“感覺抓得不準”是編導們看完後的普遍評價。
黃一鶴認為小品框架不錯，但是需要改造，他請來王景愚按照戲劇科班的手法來導小品，名字也改為更顯大氣的《相親》。“一個10分鐘的小品，往往半小時都打不住。那時趙本山還缺乏把控能力。他畢竟是民間藝人出身，早年想演多久就多久，但電視台是爭分奪秒的。上台前我跟他反覆交代：不要亂發揮，時間有限，每句台詞都要嚴格把控。”
《相親》
互聯網時代
我們更要記住黃一鶴的春晚創舉
（撰文：何殊我）
黃一鶴是春節聯歡晚會這一節目類型的開創者，也是中國電視文藝迎來春天的前行者之一，讓我們一起回顧他的成就，緬懷這位對中國電視文化行業貢獻頗多的老人。
電視晚會，是中國向電視文化貢獻的獨特文藝類型。關注者談及晚會，繞不開的話題就是春晚，而提到春晚，繞不開的就是黃一鶴了。作為央視春晚的同齡人，筆者在研究娛樂綜藝的時候，也常會撫今追昔，感歎八十年代初春晚橫空出世的天時地利人和，更加讚歎黃一鶴等人在當年的社會環境下敢於創新的巨大勇氣。
黃一鶴。圖/視覺中國
春晚從1983年春節誕生至今，不僅是老百姓大年三十的一道必不可少的年夜飯，也是中國電視文化的象徵標誌之一。三十六年來，春晚既充當了改革開放的探路者角色，國家的大政方針和不少政策都在春晚節目編排上得到體現；在大眾層面，春晚成了萬眾矚目的造星平台，陳佩斯、朱時茂、趙本山、張明敏、費翔等人在春晚舞台上鯉魚躍龍門，成為中國電視史上最為璀璨奪目的書寫者之一。
如此一來，黃一鶴最為應該被銘記的貢獻有二：一是創新，親手打造了春晚，在風氣將開未開的時候，建立、引領了一個歷史潮流；二是勇氣，在八十年代初，有膽有謀突破固有框架，努力呈現以人為本的文藝。
黃一鶴1949年入伍，去過抗美援朝前線，1960年轉業到中央電視台從事編導工作，創作了一千多部不同規模、不同形式和不同體裁的電視片，1979年出席了全國第四屆文代會。經歷和實力，保證了他對電視文藝有自己獨特的看法和追求。當時電視剛剛在中國興起，社會上下對電視節目的需求巨大，能夠有一台晚會在除夕夜調理眾口，文化意義巨大。
但光有這些還不夠，現在談到三十多年前的社會環境，不少人往往會受到改革開放初期打破禁區的印象影響，認為在那個年代一切都是朝氣蓬勃呼之欲出的，認識不到歷史的複雜性。
實際上，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對很多看上去約定俗成的道理也未必能一下子就有社會層面的共識。就拿流行音樂來說，改革開放初期，儘管有港台歌曲和錄音機的傳入，但有人想聽鄧麗君的歌還得偷偷摸摸的。正如《甜蜜蜜》等電視劇所揭示的那樣，雖然廣受歡迎，但一直處於地下狀態。
在這種環境下，辦一台直播的春晚，其難度可想而知。黃一鶴的創新精神，在此時得到了最大的發揮，據其口述有四個妙招，“第一，搞實況現場直播；第二，搞有獎猜謎和電話點播；第三，設置節目主持人；第四，請中央領導出席。”
這樣就沒壓力了嗎？最大的壓力，莫過於現場觀眾對李谷一《鄉戀》的呼聲。這首歌，是作曲家張丕基1979年譜寫的，由於動用了前些年被禁用的架子鼓、電吉他、電子琴等樂器，旋即受到猛烈的批判和圍攻。李谷一也因為在《鄉戀》中新的演唱方法，面臨著巨大的壓力。
演唱《鄉戀》的李谷一。圖源網絡
面對無數打來要求演唱《鄉戀》的電話，黃一鶴將壓力傳給了現場坐鎮的時任廣播電視部部長的吳冷西，最終在他的拍板下，《鄉戀》的旋律重新飄揚在神州大地。退一步想，如果當時吳冷西和黃一鶴沒有化解壓力，不讓《鄉戀》在春晚舞台上出現，會怎麽樣呢？
除了《鄉戀》的奇跡，就是他在春晚上面創造性地推出小品這一獨特的表演形式了。1983年春晚，王景愚的啞劇小品《吃雞》大獲成功，讓黃一鶴意識到了觀眾對語言類節目的需求。於是，在1984年春晚上，他推出了陳佩斯、朱時茂這對反差明顯的搭檔的小品《吃麵條》，亦莊亦諧、一正一反的表演，讓春晚舞台誕生了第一代小品王，也使小品這種影視專業面試的考試項目成為與相聲並列的節目形式。後來趙本山走上春晚舞台，也是在黃一鶴的指導下，二人轉與小品表演結合，成為了春晚另一符號。
小品之外，黃一鶴請到港台藝人張明敏、奚秀蘭唱歌，請台灣的黃阿原做主持人。這種響應國家政策、滿足觀眾需求的創新之舉在當時也面臨著巨大的壓力，但是在他的堅持和勇氣之下，才有了那首感動了大江南北、令無數人落淚的《我的中國心》。可以說現在春晚等不少綜藝晚會，仍然在當初黃一鶴奠定的框架內運轉。
演唱《我的中國心》的張明敏。圖源網絡
今日是互聯網的世界，也是一個非常需要創新精神的世界。回看1983年第一屆春晚，是非常有互聯網思維的產物，直播、點播結合，努力與用戶互動，最大限度做好了用戶體驗工作。而且在現場能夠根據演出需求，及時調整節目編排，用戶運營策略調度有方。無數電視觀眾打熱線進來，不但能夠妥善有效處理需求，通信設備還扛住了如此多的電話呼叫需求，產品功能測試做的扎實，尤其是扛住了高頻次並發的壓力。如果時空交錯，讓黃一鶴導演來操刀一款互聯網產品的話，想必也會是一個超級爆款。
創新，從來都與風險並行，具備勇氣，才能將創新貫徹到底，“我喜歡創新，而且認為創新是任何時代、任何行業都面臨的一個生存和發展的課題。”黃一鶴的這句話，在今日看來，仍然具有振聾發聵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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