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8號的一則通知，炸開了山東菏澤天安國際廣場小區的業主群。
導火索是菏澤第一實驗小學的招生聲明：
聲明中指出，第一實驗小學因辦學規模達上線，學位嚴重不足，因此對入學條件做了重新說明。
購房合約不能作為按片區劃校依據，房產證在19年8月31日後取得的，將按照新增居民對待，由教育局統籌安排至新增校舍。
該小區業主對這則通知爭議的核心問題是：開發商在前期建案銷售中，曾以學區房作為售房賣點，聲明發出後，小區內業主家適齡入學兒童將被劃入環境、師資、教學設施不定的“新增校舍”，孩子恐怕無法享受到優質且成熟的教育資源。
這個事件反映了一個在全國各級市場需求裡相當重要的一個問題：教育和房產的關係。
瘋狂的學區房
在我國，教育資源是稀缺的，而長久以來，我們教育資源的分配則是以戶籍作為參考標準的。
適齡兒童的入學是按照戶籍所在片區劃分，而戶籍又和房產綁定，有房才能落戶，所以這就催生了“學區房”的概念。為了讓孩子享有稀缺的名校教育資源，學校周邊的學區房就變得炙手可熱。
在江蘇南京鼓樓區，琅小、29中雙學位名校一套二手學區房，2018年時曾以單價13萬/平成交。
前不久，北京西城區一套面積僅12.2平方米的“老破小”學區房以總價360萬出售，單價30萬/平。
30萬是北京二手房均價的5倍，在一些二三線城市是一套房的首付，而現在卻成為了家長為一平米學區房付出的價值。
中國家長對教育的追求，簡直可以用狂熱來形容。
焦慮引發的“學區房”狂熱
記得幾年前，有一篇特別火爆的文章是在探討中國社會的階級分層問題。而階級的劃分依據，是以掌握社會資源的多寡來決定的。
1、社會等級日益分化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發展經歷了幾十年的超高速發展。在社會財富不斷的積累過程當中，資源分配不均，貧富分化日益嚴重的問題越來越凸顯，這也成為了群體焦慮產生的根源。
如何實現階層跨越？教育被認為是成本最低、路徑最直接的方法。
這也就造成了，家長在孩子教育上的傾盡全力和不擇手段。
《2017中國家庭教育消費白皮書》中指出，中國家庭對孩子的教育支出佔家庭年支出的50%以上。
而在美國，這一數據僅佔10%左右。
為了不“輸在起跑線上”，中國的學生在日常的課程之餘，還面臨著各種課外輔導班、興趣班，減負基本上是空頭支票。
而“房子”不過是享受優質基礎教育的一張通行證而已。
2、教育資源稀缺，優質的教育資源更稀缺
中國14億人口，24歲以下人口佔比大概在35%左右。從2006年開始，高中以下學校（含高中）規模正在以每年平均減少1.73萬所學校的速度縮減。而通過學校的合並，優質的教育資源和師資也在不斷的向極少數的學校集中。
優質教育資源的集中，又催化了家長們對名校和“學區房”的追捧。
學校為了維持正常的教學質量和水準，只能依靠提高門檻來控制學生數量。於是，名校的入學門檻也越來越高。
最後演變成“拚爹模式”，誰掌握的社會資源多，能在學校設下的門檻上邁過，誰就享受了名校資源。
前不久，成都某小學入學面試，該小學篩選的標準是父母畢業於211院校。這件事就已經很說明問題了。
教育資源的稀缺性，決定了獲得的難度，決定了準入門檻，也同樣決定了在名校就學的學生的眼界、人脈、見識、經驗。
這是一個循環。
所以，對於追求“學區房”的人而言，學區房代表的不僅僅是一紙入學通知書，還有背後或明或暗的資源；而房子未來到底價值幾何，則是由背後資源優質程度決定的了。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