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讀第46期，過年一回家，最令人頭疼的一件事，可能就是向爸媽和七大姑八大姨們解答自己的工作是做什麽的。
在他們眼裡，在私企工作絕不是長久之計，所謂的互聯網行業隨時會倒閉，在家自由寫作等於沒有工作。
雖然爸媽不了解我們在做什麽，但並不妨礙他們從自己的經驗出發，提出一些“過來人”的建議。
我們本來就常常煩惱，到底什麽是自己的理想工作，過年回家再聽到這些“老人言”，大概率只會發生一場不愉快的對話。
這種爭吵大可不必，因為我們對人生職業的早期認知，本就來自於家庭，父母的建議也早已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我們。我們對父母建議職業的抗拒，是我們想證明自己可以過得比父母“更好”，進而能糾正父母那些錯誤的思想。
本期深讀，告訴我們，究竟如何平和而理性地看待家庭、父母對自己工作選擇的建議。
哪怕最終我們確定了一種理想的、適合我們的職業，也並不意味著我們的麻煩就此結束了：我們很可能需要克服一系列心理障礙，因為這些障礙阻止了我們向既定目標邁進的步伐。
其中一個最令人望而卻步的障礙源自我們的家庭。在人類歷史長河中，在大部分時間裡，年青一代的職業命運總是自然而然地由上一代人所決定。有當農夫或士兵的父親，就有當農夫或士兵的孩子；有做裁縫或教師的母親，就有做裁縫或教師的孩子。選擇十分有限，人們一旦偏離既定的發展路線，隨之而來的懲罰必將是十分嚴厲的。在18 世紀的普魯士，法律規定貴族的兒子不得經商。在19世紀的英格蘭，一個有聲望的父親是不會讓自己的女兒成為一名歌手或是演員的。如果女兒執意這麽做，父親有權將其關進精神病院。從觀念上來看律師的兒子是不可能當搬運工或木匠的。
接著，到了20 世紀初，在浪漫主義思想的影響下，社會逐漸從階級和父母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在兩個核心領域，即愛情和工作方面，父母將權力下放給了孩子們，把選擇權交到了每一個子女手中。獲得解放之後，我們想嫁給誰、想娶誰，都是我們自己的權利，我們也可以自行選擇想要從事的職業。
但奇怪的是，這些理論上的自由蒙蔽了我們的雙眼，使我們並未察覺到，其實家庭的期待仍然在影響我們，限制我們的職業選擇。我們的父母不再有合法的權利來凍結我們的銀行戶頭，或者從身體上限制我們，但是心理操縱的核心工具仍然掌握在他們手中：一旦我們忤逆他們的意願，他們就會威脅說要收回對我們的愛。愛和武力或法律一樣，也可以將我們掌控於股掌之間。
在我們的內心深處，總有一種我們稱之為“家庭工作模板”的東西在起作用，它限制了我們甘願為之獻身的工作的類別，也鼓勵我們朝著一系列優先目標努力。某種工作是否唾手可得，完全取決於我們家庭背景。
從最良性的角度出發，家庭工作模板是我們的家庭對職場理解的結果。每個家庭都從事過一系列職業，因為有家庭成員是其中的從業者，久而久之，這些職業就被人格化了，也被放置於一系列家庭成員可以想象的職業範圍之內。所以，我們不難想象，如果家裡有人是醫生，那麽從孩提時代起，我們就常常聽說病人好笑的習慣、病房裡的爾虞我詐、資深醫生的怪癖、學醫過程的種種苦與樂等等。人們自然而然地就會認為，等時機成熟之後，他也會決定投身於醫療事業。還有一些家庭是律師世家、會計世家、水手世家、酒店業世家、鎖匠世家和屠夫世家。孩子從小聽到的都是法庭上的趣聞逸事，或是治病救人的故事；教育的種種好處，或是開餐館的強烈自豪感；完成一樁大買賣之後自信心爆棚的故事，或是在城市的大街小巷裡巡邏的那種榮譽感。在輕鬆的家庭環境中（此時職業與個人之間的鴻溝最小，一些令人豔羨的職業生涯似乎也唾手可得），由於從小耳濡目染，有些工作相對於其他工作而言，似乎更有可能。初看之下，空中交通管制員這個職業似乎遙不可及。但是，如果這個是我們的叔叔，而且在我們眼裡，其實他就是那個會修整草坪、會和我們開開玩笑的人，那麽這種職業就不會可望而不可即了。
很少有人認為跳出家人的閱歷去擇業是完全錯誤的、邪惡的或是愚不可及的。但它或許只是我們暫時還想象不到的東西。如果我們的家庭成員中沒有一個人從事過與運動、電子或戲劇相關的工作，我們可能會覺得無從入手。我們愛的那些人無法幫助我們在這些領域裡取得成功。他們限制了我們並不是因為他們是卑鄙小人，也不是因為他們把我們性格的方方面面研究了個透，然後拒絕接受我們真正的興趣愛好，而是因為他們自己的閱歷非常有限。
儘管如此，在實際操作中有時也會出現一種價值觀的博弈。家庭工作模板的出現有可能是父母尊崇和嚮往的結果，也可能是因為他們自己的害怕和逃避。在許多家庭中，父母們在提到某些職業時會肅然起敬。比如，成為一名偉大的作家，或高等法院法官、校長或公務員。這些往往不是父母們現在所從事的工作，而是他們曾經一度嚮往但從未實現的理想。
許多人把自己未竟的夢想又傳給了自己的孩子，讓孩子來完成。通常他們並不會告訴自己的孩子，其實他們是把這些包袱轉嫁到了孩子的肩上。但是父母們成功地向子女們傳遞了一個資訊，即追隨一條既定路線是獲得愛與尊崇的必由之路；當年父母過於膽小而未能成為建築師，或因為受到阻撓而未能實現夢想、成為企業家，子女們則繼承父母的願望，成為他們曾經夢想中的建築師和企業家。膽小也罷，受阻也罷，父母一般羞於啟齒，但這些雄心壯志一直縈繞在心頭，揮之不去。父母看起來並不是具有鋼鐵般意志的人，但奇妙的是，15 年前對某個特定職業方向投去的羨慕一瞥至今仍影響著我們—反之亦然。
同樣，我們也很可能會收到零星的資訊，說某些職業配不上我們，與我們在生活中的地位並不相符。現如今，父母們不會設定絕對的障礙。並不是說我們一旦進入物業管理行業或是成了一名音響工程師，他們就從此不再和我們說話了，而是說他們會營造出一種強有力的精神氛圍，把某種工作的負面資訊清晰無比地傳遞給我們。明明是社會廣為接受的工作，我們的父母卻在潛移默化之中向我們傳遞出了一種不屑之意。他們悄無聲息地傳遞出這樣的資訊：理智的人是不想成為醫生的，會計只是膽小者的職業。他們會暗示，當老師純粹就是浪費生命，只有毫無節操的人才會從事廣告業。他們還在潛移默化中傳遞著一種觀點：所有建築師都有輕微的精神病，任何利用我們心理的人都是騙子和怪胎。
我們可以感知到父母的願望和興奮之處，而這些願望和興奮之處也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為我們愛父母，希望自己能和他們合拍。這是很自然的。但不幸的是，它們很可能會和那種可以給我們帶來滿足感的工作格格不入。
在《米德爾馬契》（Middlemarch ，初版於1871—1872年）一書中，喬治 · 艾略特（GeorgeEliot）講述了弗雷德 · 文西（Fred Vincy）的故事。弗雷德是當地一名成功的製造商的兒子。他深愛著自己的父母，他的父母則堅定地認為他應該成為一名牧師—並不是因為他適合這份工作，而是因為他父親對牧師推崇有加，他自己最初的願望也是成為一名牧師。最後，弗雷德成了一名測繪員，這份工作他乾得很開心。但是，喬治 · 艾略特用長達數頁的篇幅說明了此舉對於弗雷德而言是多麽巨大的精神鬥爭。她描述了弗雷德辜負了父母願望之後的痛苦心情。弗雷德因此也和姐姐產生了隔閡，姐姐認為弗雷德所從事的工作讓自己感到難堪。同時，弗雷德也覺得大學同窗們都認為自己是一個失敗者。喬治 · 艾略特向我們敘述了一個差點就無法從父母的工作模板中掙脫出來的人物的故事。
喬治 · 艾略特深知，我們許多人從來都無法和弗雷德一樣，敢於冒著眾叛親離的危險，成就一番事業。對於我們來說，這是不足為奇的：在愛與個人滿足感之間，我們往往為了保全與把我們帶到這世界上的親人們的關係，而關上了原本可以打開我們視野的那一扇門。但這又是情有可原的。
現代社會與以往社會的不同之處在於，“何為明智之舉”這一資訊被悄悄地濾過了。弗雷德 · 文西的父母本可以開誠布公地和他討論職業選擇的問題，也可以迫使他接受具體的條件。但現在很少有父母會這麽做。這和給孩子真正的自由，讓他去做自己認為正確的事情是不一樣的。因為家庭工作模板只是隱性的，我們可能看不到其對我們所產生的一種強有力的影響。為了還我們自由，我們需要積極地思考很可能會把我們困在其中的家庭期待之網。
我們應該問一問自己，在家庭工作閱歷的圈子裡究竟有什麽，在圈外又有什麽——我們還需要考慮，是否出於隨意的或是勢利的原因，忽略了某種合情合理的選擇。我們應該問一問自己，我們的父母有哪些未能實現的夢想，這些夢想現在是否落到了我們的肩上，而這些夢想與我們更深層次的自我是否匹配？我們應該了解一下，我們的父母在內心深處對不同的職業是如何排名的。儘管他們表面上說什麽所有工作都是好的（他們當然會這麽說），“我們只希望你過得快樂”，但也要特別注意一下他們是否暗示某些工作更有意義，而某些工作並不值得我們去做。
通過這種耐心的探索，我們就會看到家庭對我們的擇業還殘存著什麽樣的影響：是某些重要的擇業選項被屏蔽了，還是它使我們無法全身心地投入一種我們內心深處認為真正適合我們的工作？
我們的工作是否步入了正軌，有一個至關重要但又秘而不宣的指標，那就是——我們是否覺得自己比父母做得更好。這並不是說我們卑鄙無恥、冷酷無情，相反，它恰恰說明我們找到了一份稱心如意的職業，一份有意義且讓我們充滿生機與活力的工作。
但是，我們必須弄明白一個問題： 何為“ 做得更好”？從傳統上來看，做得更好就意味著賺的錢更多。如果這一代人住得起大房子，花得起錢參加豪華遊，就說明這一代人比上一代人過得更好。
但是，除此之外，“做得更好”還有一種更為有趣、更為微妙的闡釋方式。做得更好還意味著我們可以通過我們的工作糾正父母的一些心理上的退縮、盲點或是過激。含辛茹苦地將我們撫養成人的父母，在其生活經歷中總會有一些缺失。或許是父親這一輩子享受的快樂並不多。或許父親年幼的時候就飽受財務不穩定的影響，所以他對工作的評價主要看的是安全感。或許母親在尋找冒險經歷的過程中有一些瘋狂，那是因為過於沉悶的成長歷程使她產生了一種逆反心理。她熱愛那些功敗垂成的藝術家，熱愛那些永遠也不可能取得成功的激進的製片人。她弟弟因循守舊，一直都是家人嘲笑的對象，而她卻能把弟弟模仿得惟妙惟肖。
我們在不知不覺中渴望治愈父母的心理創傷，而我們的職業選擇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恰恰受到了這種渴望的引導。比如，有的人可能會盡其所能向父母表明，既穩定又於個人有意義的職業是存在的，有理想的同時也能取得世俗成就的職業也是存在的。孩子可能想告訴父母，一個人可以既有豐厚的收入，又能享受和孩子在一起的天倫之樂，或者對科學有所思考和興趣。我們強烈渴望超越我們上一輩的某些局限性。
我們最後的職業選擇可以視為對父母生活中一些缺憾和困惑的補償，同時並不會摧毀父母對其至關重要的東西的信仰。我們受到一種代際使命的激勵，要為父母療傷，為其糾正錯誤。我們經常認為，可以在自己的一生之中解決所有問題。但是，要形成一種對工作的明智、有效（也是令人滿意）的態度，可能需要兩三代人的共同努力。毫無疑問，我們未能實現的願望只能留待我們的子女去實現了。
因此，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擺在了面前：就成熟程度和快樂程度而言，我們如何通過工作從心理上超越我們的父母？糾正上一代人在思想和情感上的錯誤究竟意味著什麽？我們如何才能幫助我們的父母（哪怕他們已經不在人世，或者對我們的幫助並不是特別感興趣；逝者安息，我們不會再用這種小事滋擾他們）？這些問題可以幫助我們專注於自己的發展需要。
希望超過我們的父母不僅是有用的，而且是有教育意義的——我們並不是想讓我們的父母難堪，而是想糾正某些曾讓他們痛苦不堪的有缺陷的態度。可能我們的父母不夠有策略（當然這完全不是他們的錯），或是太土裡土氣；抑或是他們過於天真，或是過於憤世嫉俗。他們一輩子都帶著某些問題過活，而我們卻不必如此。我們能夠化解他們所遭遇的挫折，而且可以從中獲得經驗和教訓。在選擇一種職業的過程中，我們應該花一點時間，一開始就問一問我們自己，比我們的父母做得更“好”從深層意義上來說到底意味著什麽。
本文所選片段摘錄自《人生學校：理想的工作》，阿蘭 · 德波頓 主編，王紹祥 譯，2018年11月由未讀 · 生活家出品，已獲得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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