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歇爾·杜尚（Marcel Duchamp，1887.7.26-1968.10.2）

我很幸運，因為我基本上沒有為了糊口去工作。我認為從實用的角度看，為了糊口而工作是挺傻的。我希望有那麽一天我們可以不必為糊口而生。感謝我的運氣，使我不必“下海”掙錢。我從某個時候起認識到，一個人的生活不必負擔太重和做太多的事，不必要有妻子、孩子、房子、汽車。幸運的是我認識到這一點的時候相當早，這使我得以長時間地過著單身生活。這樣，我的生活比之於娶妻生子的普通人的生活輕鬆多了。從根本上說，這是我生活的主要原則。所以我覺得自己很幸福，我沒生過什麽大病，沒有抑鬱症，沒有神經衰弱。還有，我沒有感到非要做出點什麽來不可的壓力，繪畫對於我不是要拿出產品，或要表現自己的壓力。我從來都沒有感到過類似這樣的要求：早上畫素描，中午或是晚上畫草圖，等等。我不能告訴你更多了，我是生而無憾的。

“才智”這個詞是人發明出來的最有彈性的詞。有邏輯學的或者是笛卡爾式的才智。但我想，布勒東的說法另有一種意思，他從超現實主義的角度擬想出了一種更為自由的形式。對他而言才智是這樣一種能力，它能夠穿透普通人不能理解或難以理解的東西。這就像是在探索某一個詞的意義，這個詞會具有遠較字典上給出的更豐富的意義。布勒東和我是同一類型的人——我們有相同的視域，這就是為什麽我認為我懂得他對才智的看法：放大、拉長、延展、膨脹......隨你怎麽理解。

但是我羞於用“創造”這個詞，這個詞的原意，社會性的意義是挺好的，但是，從根本上說我不相信藝術家的創造功能，他和其他任何人是一樣的人。他的工作是要做某種事情，那麽商人也是做某種事情，你明白嗎？另一方面，“藝術”這個詞讓我感到有趣。就我所知它是從梵文來的，它的意思是“做”。現在，每個人都在做些什麽事，而那些在畫布和畫框之內做東西的人就被稱為藝術家。起先他們都是被稱為工匠的，我更中意這個稱呼。無論在世俗的、軍事的或藝術的生活裡，我們都是工匠。

杜尚，下樓梯的裸女，1912，收藏於費城藝術博物館

和藝術家混在一起，我指和藝術家住在一處，一起交談，使我不大開心。然後，1912年有一件意外的事，給了我一個所謂的“契機”。當我把《下樓的裸女》（注：《下樓的裸女》是杜尚在1912年創作的一張用分解的形體表現運動感的畫。這張畫1912年被巴黎的立體主義畫展拒絕，但1913年在美國的軍械庫畫展中引起轟動，使杜尚成為美國人眼裡的歐洲重要現代藝術家。）送到獨立沙龍去的時候，他們在開幕前退給了我。在這樣一個當時最為先進的團體，某些人會有一種近似害怕的疑慮！那時立體主義不過才流行了兩三年，他們已經有了清楚明確的界線了，已經可以預計該做什麽了，這是一種多麽天真的愚蠢。這件事使得我冷靜下來。我對於這些曾被認為是自由藝術家們的行為的反應是，我離開他們去找了個工作，成了巴黎一家圖書館的管理員。

杜尚和《大玻璃》

我在《大玻璃》上花了八年時間，同時也做一些別的作品，那時我已經放棄了畫架和油畫，我對這些東西覺得討厭，不是因為已經有了太多的畫或架上繪畫，而是因為在我眼裡，這並不是一種必要的表達我自己的方式。《大玻璃》是透明的，這個優點救了我。當你畫一張畫，即使是抽象畫，總有一種要把它填滿的需要。我想，為什麽呢？我經常向自己問許多為什麽，從這樣的提問裡產生懷疑，懷疑一切。我的懷疑是那樣的多，以至於到了1923年我對自己說：“不錯，這個方式很好。”其實，我並沒有在一個預計的時候放棄所有的事。

杜尚在下棋

下棋是一種視覺的和變化多端的遊戲。如果在字面的嚴格意義上來說，它不是屬於幾何的，那麽，它是屬於機械的，因為它有移動。它是描繪，它是一種機器的現實。這些棋子本身不好看，好看的是下棋這種形式，不過，什麽是好看——如果好看這個詞可以用的話——好看就是移動。不錯，在方式上它就是機器，比方說，一件考德爾的作品就是機械的。在下棋中，在移動的範疇中存在著一些很美麗的東西，但是在視覺的範疇中卻沒有。那是對移動或者說對動作的想象，下棋，就是這個移動產生了美，這種美完全存在於人的頭腦中。

來源概藝網，攝詩采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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