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飛正傳》：王家衛對自己的深情凝視

▲《阿飛正傳》海報

王家衛慣常於刻畫城市中的空巢青年，在高度資本化又常常面臨“出路問題”的香港，他聚焦那些高度自我、向往自由又渴望依靠的香港青年或客居者，無論是這部《阿飛正傳》，還是後來的《重慶森林》、《墮落天使》等電影，王家衛都在呈現都市男女支離破碎、一閃而過又真摯存在過的情感，王家衛曾說：“我所有的作品都圍繞著一個主題：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更具體一點，就是感情的錯位、拒絕與被拒絕。《阿飛正傳》中每個人都曾被別人拒絕，他們害怕被別人拒絕，於是先拒絕別人。”（原文首發於文匯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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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飛正傳》是奠定王家衛電影風格的作品。王家衛的處女作是《旺角卡門》，但當時還是新人的他，拍起商業片來遵循著香港商業片的一些基本套路，《旺角卡門》還不具備王家衛自己的獨特氣質。但從《阿飛正傳》的第一分第一秒開始，我們知道，一位不同凡響的電影大師出來了。

《阿飛正傳》是王家衛非常投入的一部電影，他為了拍好這部片，花了六十多萬尺膠片，據說“劉嘉玲一個抹地的動作，他拍了四十六次；劉德華一句台詞，重複拍了二十多次。”儘管該片票房不佳，但獲獎連連，而且後勁良好。在次年的香港電影金像獎中，它一舉囊獲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男主角、最佳攝影和最佳美術指導。而《阿飛正傳》後來在歐洲發行，片價高於第一次。

也是在1991年，在第28屆金馬獎最佳導演的爭奪中，王家衛憑借《阿飛正傳》擊敗了關錦鵬的《阮玲玉》、李安的《推手》以及楊德昌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

這部電影概括起來，是這麽一個故事：

“旭仔（張國榮飾）是個反叛青年，渴望高飛，卻隻做著風流浪子。戲一開頭，伴著鞋聲，他以背影出場。借買汽水挑逗賣汽水的蘇麗珍（張曼玉飾）；同居後，因她要結婚，便分手。邂逅豔舞女郎（劉嘉玲飾），用耳環誘她返家，女郎從此不能自拔。歪仔（張學友飾）半夜由窗爬入旭仔家，撞見豔舞女郎，遂成心中女神，但她永不接受他。蘇麗珍想委曲求全，重回旭仔身邊，遭拒，難抑失戀之苦，向巡夜的警察超仔（劉德華飾）傾訴。旭仔因養母拒告生身母所在，故意與她作對，獲知生母在菲律賓，前往尋根，卻遭拒絕，不獲一見。旭仔搶護照欲往美國，卻死在異鄉。”（《阿飛正傳的創新與後勁》）

“阿飛”在粵語裡有混混的意思，旭仔和歪仔這兩位浪子是電影的主要人物，尤其是旭仔，他是大家閨秀之子，又從小與生母分別，身上兼顧了貴族氣和孤獨感，無根的孤獨與迷惘深深纏繞著他，他一度尋求埋頭於尋歡作樂來排解，但發現無濟於事。他要尋找生母，又無功而返，最後還客死他鄉，成為一個“失根”的象徵。電影裡，“無腳鳥”的意象被反覆提及，王家衛借旭仔之口道：“我聽別人說這世界上有一種鳥是沒有腳的，它只能夠一直的飛呀飛呀，飛累了就在風裡面睡覺，這種鳥一輩子只能下地一次，那一次就是它死亡的時候。”旭仔的一生，就是一隻“無腳鳥”的真實寫照。

王家衛慣常於刻畫城市中的空巢青年，在高度資本化又常常面臨“出路問題”的香港，他聚焦那些高度自我、向往自由又渴望依靠的香港青年或客居者，無論是這部《阿飛正傳》，還是後來的《重慶森林》、《墮落天使》等電影，王家衛都在呈現都市男女支離破碎、一閃而過又真摯存在過的情感，王家衛曾說：“我所有的作品都圍繞著一個主題：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更具體一點，就是感情的錯位、拒絕與被拒絕。《阿飛正傳》中每個人都曾被別人拒絕，他們害怕被別人拒絕，於是先拒絕別人。”

這部電影也是在剖析王家衛自己。王家衛出生於上海，三歲跟隨父母南下香港，他自己本身也有一個漂泊、失根的情節。《阿飛正傳》裡，張國榮是香港人，她的養母卻操著一口上海話，吳儂軟語與粵語的對碰不是一種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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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阿飛正傳》的第一分鐘開始，王家衛就開始通過台詞、聲音和意象來強調“時間的流逝”。當旭仔在蘇麗珍的店鋪裡，鏡頭特地給牆上的鍾表與旭仔的手錶特寫；當旭仔與舞女歡愉過後，他靜靜躺在床上，指針轉動的聲音也格外清晰；當旭仔與劉德華飾演的警察最後對話，警察問：“你可記得去年四月十六日下午三時你在幹什麽？”

旭仔當然記得，於是有那一句經典的台詞：“一九六零年四月十六號下午三點之前的一分鐘你和我在一起，因為你我會記住這一分鐘。從現在開始我們就是一分鐘的朋友，這是事實，你改變不了，因為已經過去了。”

旭仔一輩子都記住一九六零年四月十六號下午三點，而蘇麗珍一直記住他，但卻已經錯過他，他們曾經是一分鐘的朋友，發展到兩分鐘、三分鐘、每天一小時，又在一個瞬間後，彼此的生命開始錯過。

旭仔是一個善於移情別戀的人，因為他很少真正愛一個人，時間在他這裡是短暫而易逝的，而他最終也早早死去。王家衛電影裡的都市男女，他們真正一起相處的時間非常有限，有的甚至不過幾天幾夜就分離，《阿飛正傳》的旭仔與情人、《重慶森林》的何志武與女殺手、《一代宗師》的葉問與宮二，他們腦海中思念的時間遠多於實際相處的時間，他們相處在那“一分鐘”，他們用一生回憶那“一分鐘”。

二十世紀前半葉古巴最重要的音樂家，作曲家Ernesto Lecuona的作品，如《My Shawl》、《Perfidia》、《Siboney》、《Jungle Dreams》等。這些樂曲原本就有熱帶雨林風格，正與影片中香港、菲律賓兩地的地理環境相融合，對音樂的準確選取，無疑能令導演在運用之時如魚得水。”

王家衛的早期電影關心都市邊緣人，呈現他們孤獨、苦悶、反抗而不得的心境。為了突出這層心理，他在視覺和音樂上下了苦工。

視覺上，阿飛正傳》的主色調毫無疑問是綠色。影評人胡威爾說：“旭仔是個不羈的人，他似乎隨心所欲地像是綠色的植物擁有瘋狂的生長力，然而埋在心裡的憂傷與軟弱卻又如一抹霉綠，因為不羈而觸傷別人，讓人歎息。”王家衛曾經的禦用攝影師杜可風說：“講六十年代，免不了懷舊氣氛，但我們絕不要黑白顏色套上黃色色調那種國內外電影的傳統手法。”他們認為綠色新鮮而符合六十年代漂泊動蕩不安的時代氛圍。在《阿飛正傳》中，旭仔的房間被暗綠色裹住；蘇麗珍的的小商店、街道的鐵柵欄也都是綠色，焉論那著名的熱帶雨林鏡頭。

音樂上，王家衛選擇了古巴音樂家、作曲家Ernesto Lecuona的作品，《My Shawl》《Perfidia》《Siboney》《Jungle Dreams》等都出自後者之手。《My Shawl》的舒緩憂鬱、《Perfidia》的落寞無助、《always in my heart》的私人苦情，共同搭建起一個私人氣質很重的熱帶雨林情境下的感傷世界，骨子裡流露出對殖民文化的接受與叛逆。像《Always in my heart》，這首曲子慵懶柔和，骨子裡又有一種漂泊放縱的性感。這首曲子先後出現在影片的第二分鐘與八十五分鐘，與氤氳的熱帶雨林相映成趣，在內容上又和無腳鳥所呼應，形成一種回歸的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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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位家庭缺位的浪蕩兒，旭仔的內心少有安全感，由於童年時期的痛苦，他將自己的真情藏得很深很深，他不敢再輕易愛一個人，而隻願意有意無意的“點到為止”。旭仔不知道自己前路何方，也預感到自己的性格不適合安穩的生活，所以當蘇麗珍想和他結婚，他選擇了分手。

但旭仔是想有一個精神寄托的，他也渴望打破自己的症結。不顧一切尋找生母就是這種心態的體現。可他到死也沒有見到自己的生母，這是一個悲劇感很重的角色。

很難說是張國榮演活了旭仔，還是他不過“本色出演”。從與張曼玉的第一場戲開始，張國榮就深深抓住了觀眾的情緒。一個眼神，一個轉身，張國榮可以將孤獨、憂鬱與自傲結合的剛剛好。

張國榮是一位天生主角的人，如此獨特，如此迷人，只要他在場，他一開口，不用字幕提醒，他就是當仁不讓的主角。據說眼睛好看的演員能同時說兩種台詞，他的口會說話，他的眼睛會說話，以至於哪怕他談吐隨意，你看他的眼睛，你都願意被他誆，張國榮有這個特質。

張國榮讓《阿飛正傳》仿佛他的獨角戲，他深情鐫刻出一位浪子的一生，也讓《阿飛正傳》成為時光無法磨滅的經典。

其實，他到底演的是旭仔，還是他自己？或許我們可以說：張國榮把自己的矛盾、自己的痛苦、那些隱藏至深的真情，都托付在旭仔身上。當他對著眾人笑，他內心冷暖自知，當他一個人躲在黑暗裡，他把眼淚寄存在角落。他無法釋懷的苦悶，只好暫時在戲劇中宣泄，於別人，演戲是一份工作，於張國榮，這是一種排解。

他的一生，何嘗不是一部《阿飛正傳》。

只可惜，這部經典之作的續集卻胎死腹中。

坊間傳聞，《阿飛正傳》本打算拍續集，在香港明報周刊2211期，香港著名經紀人陳善之說：

“最初《阿飛》打算拍兩集，張國榮的戲主要在上集，梁朝偉的在下集，劉德華是貫穿整部戲的人物。華仔是城寨出來的人，拍了他在大檔賭錢，有個僅穿胸圍內褲的女人，纏住大蟒蛇在跳舞，還有他拿著把刀，靠牆刮刮刮……”

還有一個可信度存疑的說法，認為《阿飛正傳》的第二部叫《北京之夏》，王家衛本打算在北京拍，但是按照當時的規定，沒有劇本，有關部門不予審批，而且據說電影的若乾鏡頭安排在天安門，比較敏感，王家衛沒有提前寫好劇本的習慣，上一部《阿飛正傳》又大虧，所以第二部不了了之。

十年以後，一部叫《花樣年華》上映，梁朝偉與張曼玉在香港朦朧的古典街道中再次相遇，擦肩而過。在20世紀60年代的香港，又一個關於情愫與時間的故事上演，而當梁朝偉飾演的編輯問起這位曼妙女人的名字，他知道，那女人名叫蘇麗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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