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德縣林遮峪遺址石城牆發掘區示意圖
日前，山西晚報記者從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獲悉，考古工作者在忻州保德縣林遮峪遺址發現一段殘長約140米的石城牆，其遺址的內涵與時代，和黃河對岸陝西石峁遺址的文化內涵和時代頗有幾分相似。
林遮峪遺址，位於忻州市保德縣林遮峪鄉林遮峪村村南堡梁台地的最前端，緊鄰黃河，是黃河東岸一處重要的龍山至夏商時期遺址，遺址面積約40多萬平方米，地表遺物豐富。早在1971年，考古工作者就曾在該遺址內發現一座商代晚期墓葬，出土青銅器30件，引起學界關注。2005年，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曾對該遺址進行系統的調查和試掘，試掘面積約200平米，在遺址周邊調查發現面積不等的同時期遺存四處。
▲保德縣林遮峪遺址發現的商代鈴首劍
▲保德縣林遮峪遺址發現的商代金弓形飾
▲保德縣林遮峪遺址發現的方格雷紋出戟瓿
為實施和推進“河套地區聚落與社會研究” 課題，2019年6月開始，再次對林遮峪進行發掘。
▲Q2正俯視
▲墓葬位置與城牆關係
據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相關工作人員表示，目前發現的一段殘石城牆Q1從解剖情況來看，石城牆局部向東南傾斜倒塌，其余保存較好，石城牆利用自然石片或石塊壘砌而成，中間用土石填築，目前未發現基槽及護坡。Q2從遺址盜洞剖面清理情況來看，倚生土而建，立面約90度，石片之間的黏合劑為草拌泥。
▲左：M7正俯視
右：M7卜骨及豬下頜
▲左：M2正俯視
右：M2墓主腳端豬下頜
此外，在該遺址的發掘過程中，考古工作人員還發現13座墓葬，均為豎穴土坑墓，墓向不一。
M1、M2、M7、M10較深，在M2、M7腳端的填土中發現豬下頜骨及卜骨。葬具為單棺或上下蓋板葬，仰身直肢，推測時代為龍山晚期到夏時期。其余墓葬擾土層下即見人骨，個別墓葬已被破壞，多數不見葬具，除M6隨葬綠松石項飾1串、銅泡1件、銅耳環2件外，其余墓葬均未發現隨葬品，推測時代為商時期。
▲M6正俯視
▲M6項飾
從本次發掘情況來看，林遮峪石城始建於龍山時期早期，廢棄於龍山晚期，夏商時期基本上已經失去防禦功能，至於石城牆結構、遺址聚落布局及墓葬年代等問題，還有待於進一步的發掘來揭示。
同在黃河一線：那些考古發掘的石城
陝西石峁遺址
石峁城址位於陝西省神木市高家堡鎮，地處黃土高原北部的黃河一級支流——禿尾河北岸的梁峁台塬之上，城內面積逾400萬平方米，以“皇城台”為中心，內、外城以石砌城垣為周界向內拱衛，巍峨壯觀，氣勢恢宏，結構清晰，是中國北方地區龍山時代晚期的超大型中心聚落和區域政體中心。
2011年以來，由陝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隊、神木市文體廣電局聯合組建的石峁考古隊，對這裡進行了區域系統考古調查和重點複查，先後對外城東門址和皇城台等進行了重點發掘。
▲石峁遺址平面圖
石峁遺址的主體內涵是一座包含“皇城台”、內城、外城三重城垣的超大型史前城址，城內面積超過400萬平方米。其氣勢恢宏，構築精良，規模大於年代相近的良渚遺址(300萬平方米)、陶寺遺址(280萬平方米)等城址，是目前所見的中國史前時期最大的城址。
石峁城址以皇城台為核心，內城牆和外城牆呈半包圍狀將“皇城台”環抱，依山勢而建，形狀大致呈東北—西南方向。城內密集分布著大量宮殿建築、房址、墓葬、手工業作坊等龍山文化晚期至夏代早期遺跡，城外還有數座“哨所”預警遺跡。石峁內城面積210萬平方米，外城面積 190萬平方米，內、外城的城牆長度達10千米左右，寬度2.5米。
▲石峁東城門遺址發掘現場
這些石砌城牆不僅是防禦性設施，還具有神權或王權的象徵意義。它的出現暗示著在公共權力督導下修建公共設施等活動，已成為石峁這一北方地區早期都邑性聚落的重要特徵。專家認為，石峁遺址具備了早期王國都邑的必要條件。其性質被定義為“公元前2300年中國北方區域政體的中心”，是4300年前大河套地區政治、經濟、文化及統治權力中心，也是不同於仰韶時代維護社會新秩序的禮製和宗教中心。
近年來，皇城台周邊發掘出石雕人頭像、鱷魚骨板、彩繪壁畫、玉器、鑄銅等高等級遺存，推斷“皇城台”為高等級貴族或“王”居住的核心區域。考古隊在對皇城台門址一帶發掘時，揭露出廣場、甕城、南北墩台、門道等。其中面積2100平方米的廣場，被確認為中國史前時期最大的廣場。據了解，皇城台門址前設置甕城和廣場，開創了中國都城正門結構的先河。
▲石峁遺址出土的陶器及玉器
碳十四系列測年及考古學證據表明，石峁城址初建時代不晚於公元前2300年，廢棄於公元前1800年前後，是公元前兩千紀前後 (即龍山時代晚期至夏代早期)中國所見規模最大的城址，相當於6個故宮，被譽為本世紀中國最為重要的史前考古發現之一。
接下來，主要說一說獲得2019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的“石峁遺址皇城台”。
▲皇城台工作區域
皇城台位於城址中部偏西，為一處四圍包砌石砌護牆的高阜台地，是內城和外城重重拱衛之核心，三面臨崖，一面以“皇城大道”與內城相接。2016年皇城台考古工作啟動，發掘地點分別位於東護牆北段上部、門址及台頂大型夯土高台建築基址。
▲東護牆北部段上部牆體
▲東護牆北段上部紝木洞
東護牆北段上部本次清理長度約120米，自上而下揭露石牆7~8階，高度8~15米。護牆階與階之間相疊，並有寬度不等的退台。靠近台頂的石砌護牆高達5米，往台底部位，牆體變矮、層階增多。局部牆體有多次修葺增補的現象，部分牆面上密集分布著紝木。
▲東護牆北段上部牆體外側棄置堆積
發掘之前，這一區域主要被來自皇城台頂部的棄置堆積覆壓，棄置堆積內出土了陶、骨、石、玉、銅等各類標本4萬餘件，還有一些紡織品和漆皮殘片。這些遺物大部分是皇城台在使用期間的生活垃圾。其中，以骨針數量超過1萬枚。20余件口簧即先秦文獻中記載的樂器—簧，形製完整、考古背景清晰、共存器物豐富，是世界範圍內年代最早的口簧實物。
成層分布的100余片卜骨、造型生動的20余件陶鷹，數量可觀的建築用瓦，牙璋、琮、鉞、環等玉器，錐、刀、環等銅器以及海貝、象牙、絲織品等高等級遺物，無不彰顯著皇城台的特殊地位和性質。
▲東護牆北段上部棄置堆積內出土陶鷹
▲東護牆北段上部棄置堆積內出土骨針
▲東護牆北段上部棄置堆積內出土骨簧
門址位於皇城台東側偏南，自下而上依次由廣場、外甕城、南北墩台、鋪石坡道、內甕城、主門道等組成。廣場平面呈長方形，面積超過2000平方米。外甕城為平面呈折角“U”形，在其外側牆根處牆面發現兩件玉鉞，當系鋪設廣場地面時有意埋入。內甕城平面呈“L”形，下連南墩台、上接主門道。主門道為橫“U”形的“回廊”，由兩側石牆上發現的對稱分布的壁柱槽推測，主門道應系一覆頂的封閉空間，也是登上台頂的最後一道“關卡”。門址一帶出土的遺物以陶、玉、石、骨器及壁畫殘片為主。
▲皇城台門址結構圖
皇城台門址形製完備、結構複雜，除與外城東門址同樣具備強烈的防禦色彩外，外側長方形廣場及兩側伸出的長牆，可能還具有一定的禮製功能，對後世都城門址結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門址外甕城出土玉鉞
大型高台建築基址 沿門址內的坡道向上攀登，可達皇城台台頂。台頂發現一處大型高台建築基址——大台基，圓角方形，夯土台芯，四周以石砌護牆包砌。
據殘存高度估算，原夯土台體高度當不低於5米，其上分布著房址、石砌院牆、“池苑”等重要遺跡。根據地表石塊分布及石牆走向推測，大台基呈圓角方形，四邊長度相當，總面積在16000平方米左右。
▲大台基南護牆及夾牆、夾道
南護牆最高處殘高約4.5米，在其外側另有一道石砌夾牆，走向與南護牆平行，兩者之間形成寬約9米的夾道，夾道內地面保存較好，與皇城台門址地面相連。
截止目前，大台基南護牆共發現了70件石雕，除21件砌築於南護牆牆面上、1件矗立在夾道地面上之外，其余均出土於夾道內的南護牆倒塌堆積中。依其形製可分為平面型、塑像型、立柱型三類；雕刻技法以減地浮雕為主，兼有少量陰刻和圓雕；圖像內容可分為人物、動物、“神獸”、符號等。
關於這些石雕是否“舊物新用”還是處於原本的位置，依然存在較大的討論空間。
▲大台基南護牆及夾牆、夾道
▲大台基南護牆11號石雕
▲大台基南護牆11號石雕細部
▲大台基南護牆26號石雕
▲大台基南護牆34號石雕
▲大台基南護牆26號石雕
▲大台基南護牆47號石雕南側面
從圖案主題、表現手法及繪製技藝等方面來看，這些石雕與中國北方地區的自紅山文化以來形成的石雕傳統有著密切的關係，可能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後石家河文化”玉器、二裡頭文化綠松石“龍”“虎”，甚至商周青銅禮器的藝術構思和紋飾風格。
本次發掘中，從覆壓護牆的棄置堆積中出土了大量鬲、斝、盉、瓶、豆、甕等龍山時代晚期典型陶器。結合已有測年結果，皇城台大台基的主體使用年代當不晚於龍山晚期。
大型夯土高台建築基址、氣勢磅礴的石砌護牆、設計精巧的城防設施以及藏玉於石、殺戮祭祀等特殊跡象，以及石雕、陶鷹、卜骨、陶瓦、口簧、玉器等珍貴文物，不僅彰顯了皇城台的核心地位，而且暗示著石峁城址在中國北方地區社會複雜化過程中具有的區域政治中心和宗教中心的雙重角色。
山西興縣碧村遺址
碧村遺址位於山西省呂梁市興縣高家村鎮碧村北，地處黃河與蔚汾河交匯處，是進出黃河的重要關口之一，歷史上著名的“合河城”和“合河關”就在碧村附近。
該遺址東距興縣縣城約20公里，西離陝西省神木縣石峁遺址直線距離51公里，遺址面積約75萬平方米，自西向東主要包括寨梁上、小玉梁、殿樂梁、城牆圪垛等四個台地，含仰韶、龍山、漢代、遼金、明清等階段堆積，以龍山時期遺存最為豐富，遍布整個遺址。
▲石砌房址、圍牆及墩台（北—南）
2014年6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人員在考察陝西石峁遺址出土玉器時，得知興縣也有類似玉器出土。根據這一線索，在碧村小玉梁進行了初步調查，發現了大量積石堆積和盜洞。在向山西省文物局匯報這一情況後，成立了課題組。2014年對該遺址及周邊區域開展了系統調查，2015年進行了小規模的科學發掘。
調查
2014年9月對碧村遺址進行了系統調查，初步確認了碧村遺址南、北、西分別以蔚汾河、貓兒溝、黃河為天然屏障，僅在遺址東部的城牆圪垛邊緣砌築了一道城牆。而小玉梁則是該遺址一個核心區域，在小玉梁台地頂部暴露有大型石砌房址，以往還出土有不少玉石器。同時，為從更大範圍內了解碧村遺址的相關情況，10月至11月又對碧村遺址所在蔚汾河流域開展了調查，發現史前遺址12處，以仰韶中期、龍山時期為主。此外，還發現3處漢代墓地。
在這些遺址中，存在龍山時期石牆的石城遺址5處，除碧村遺址外，其他面積多在10萬平方米以下。遺址範圍內可見遺跡主要有灰坑和白灰面房址，還有零星窯址;地表遺物以陶片為主，可辨器形有鬲、甕、斝、高領罐等，還有少量細石器。
這些石城主要位於蔚汾河或黃河岸邊的山梁上，相鄰城址間距在10公里左右。遺址周圍多有深谷、河流環繞，石牆一般砌築在遠離河岸的緩坡上，其余各面利用天然溝壑或河谷作為天然屏障，形成了一個相對封閉的區域。在碧村周圍不到100平方公里的範圍內，發現的這些帶有防禦性質的石砌城牆，其構築的獨立單元所代表的人群雖然表現出相同的考古學文化面貌，但他們之間可能互不隸屬，相互之間既有聯繫，又互相防禦。
同時，在已發現的石城遺址中，其小地名常有“城”字，如四方城與古城嶺兩處遺址，目前在地表仍保留有1～2米高的龍山時期石砌城牆，牆體立面規整，砌築方式清晰可見。
▲四方城遺址地表殘存的石牆（東—西）
大型石砌房址
小玉梁發掘的主要收獲是發現4座大型石砌房址。房址石牆建造統一而有序，多為長石砂岩錯縫平砌，石塊之間以砂質粘土坐漿，個別牆體採用礫石壘砌;立面均較規整，轉角方正，互不咬合。牆寬一般約0.8米，僅東牆寬約1.2米，牆體地面以上的殘高最大達1.1米。同時，通過對打破房址的盜洞進行清理發現，兩座房址在建造時，首先是平整地面並夯實，然後進行墊土取平並砌築石牆，再次墊土後，最終塗抹草拌泥和白灰。
▲古城嶺地表殘存的石牆（西—東）
石砌城牆
碧村遺址的石砌城牆位於遺址東面，地處城牆圪垛這一台地的邊緣，這段石牆南連蔚汾河，北接貓兒溝，長度約180米。本次對城牆局部進行了發掘，清理長度共計11.5米，確認石牆寬約3米，方向20°，城牆上部破壞嚴重，僅存底部及基槽。牆體殘高約0.15米，內部雜亂，為大小不一的石塊堆築而成，兩側立面規整。基槽直接打破生土，石牆緊貼基槽而建。在石牆東側散落有大量原始城牆倒塌後形成的土石混合堆積。
▲興縣碧村遺址小玉梁遺址主要遺跡分布情況
▲興縣碧村遺址小玉梁中心的石砌排房
遺物
碧村遺址出土遺物以陶器為主，多見於灰坑中，以夾砂灰陶居多，泥質灰陶和褐胎黑皮陶次之，可辨器形有鬲、甗、斂口斝、管流盉、蛋形甕、高領罐、粗柄豆、大口尊等。此外，也有零星黑色或褐色的細石葉。在打破Q1和F2的灰坑中，出土了大量龍山晚期的陶片，而在兩座房址牆體之內以及房址白灰面之下，也發現了龍山晚期的鬲、罐等殘片。在小玉梁Q1附近的文化層和盜洞中，還發掘出土了零星綠松石和玉環殘片。
在調查過程中，還見到了民間人士收藏的部分碧村玉器。據了解，這些玉器主要出土於小玉梁及附近區域，數量近百件，種類有璧、環、臂釧、琮、刀、鉞、璜、綠松石等。其中玉璧形式多樣，有環形璧、牙璧、多璜聯璧等;玉琮為矮體方形;玉刀多有穿孔。這批玉器流行素面。玉質多為青白玉，還有少量墨玉，細膩溫潤。工藝上，盛行片切割，鑽孔技術發達。璧、釧、環、琮等玉器中央的大型穿孔採用雙面管鑽成形;邊緣小型穿孔，多為單面管鑽而成。
▲出土文物
意義
相較於內蒙古中南部及陝北而言，晉西高原新石器時代考古工作相對滯後，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對晉陝高原文明進程的探索，碧村遺址考古工作的系統開展正好順應了這一客觀需要。
首先，第一次在晉西高原發現了龍山時期的石砌房址和城牆，進一步深化了學術界對史前時期北方石城遺址分布範圍的認識。
其次，該遺址發現了龍山時期規模最大的石砌房址，並確認了小玉梁上大型石砌排房的存在，為認識晉西乃至北方石城遺址的聚落形態與社會結構提供了嶄新的考古資料。
第三，碧村遺址玉器的發現，為玉文化傳播路線探索在黃河東岸找到了新的重要支撐點。
第四，碧村遺址地處黃河與蔚汾河的關鍵出入口，遺址規模大，等級高，與神木石峁直線距離也不足百公里，戰略地位和社會異塵餘生效用顯著，這為探索黃河兩岸地區文化與社會交流，提供了一個重要突破口，也為探索石峁文化與陶寺文化之間的關係奠定了基礎。
▲興縣碧村灰坑出土蚌串飾
考古發掘還在繼續，
位於黃河邊保德林遮峪遺址，
會不會與石峁和碧村一樣，
有更大的發現？
文｜山西晚報全媒體記者 孫軼瓊
考古中國 韓宏 孫周勇
圖｜網絡
圖文版權歸原作者或機構所有
-END-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文博圈立場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