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樁罪惡裡，黑羊與灰鷹曾是同謀

編按：《黑羊與灰鷹》一書以作者麗貝卡·韋斯特的沿途見聞為線索，追溯了巴爾乾歷史上源於民族、宗教、地緣等因素的內外政治糾葛和軍事衝突。與此同時，她也在對當地居民生存現狀的見證中，力圖揭示當地各民族命運的悲劇之謎。

“黑羊與灰鷹”是韋斯特筆下的一個隱喻，它源於斯拉夫人中流傳的一篇關於拉扎爾大公在科索沃戰役中英勇作戰，卻在戰爭尾聲時為烏克·布蘭科維奇背叛，最終慘敗的著名詩篇。“灰鷹”，象徵著巴爾乾苦難之人的內心始終湧動著一股為神聖犧牲的、如鷹般洶湧的渴望，“黑羊”則代表了他們以“被獻祭的羔羊以毀滅的姿態達至永恆”的祈盼。

然而，集中在斯拉夫人身上的精神特質卻令韋斯特感到危險。她意識到，他們想當正確的、正直高尚的人，卻不是做正確的事，“和平主義者真正想要的是被打敗。拉扎爾王子和他的軍隊將接受聖餐，將被土耳其人打敗，然後他們會得到救贖。”在這樣的信仰下，他們背叛了跟隨他們的、相信他們會為其贏取仁愛與和平的人們，長達五百年。

她也由此想到自己和自己的同類，西歐的自由主義者們，“我們覺得自己比敵對的保守主義者神聖多了，因為我們用神父的角色替換了羔羊的角色，於是我們忘記了自己並沒有在履行人類主要的道德義務，即保護愛的成果。我們覺得自己比敵對的保守主義者神聖多了，因為我們用神父的角色替換了羔羊的角色，於是我們忘記了自己並沒有在履行人類主要的道德義務，即保護愛的成果。”“我們覺得自己比敵對的保守主義者神聖多了，因為我們用神父的角色替換了羔羊的角色，於是我們忘記了自己並沒有在履行人類主要的道德義務，即保護愛的成果。”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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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樁罪惡裡，黑羊與灰鷹曾是同謀

文/麗貝卡·韋斯特

節選自《黑羊與灰鷹》

他又啃了一大口蘋果，一邊用力嚼，一邊走下公路。我對康斯坦丁說：“真是少見啊，他沒去責怪貴族間的爭吵。”康斯坦丁若有所思：“沒有，但我認為他不是這個意思。”“但他是這麽說的啊，‘我們心不齊’，這話他今天說了兩次。所有的史書上都說斯拉夫人在科索沃戰敗是因為貴族親王間的紛爭。

他能有什麽其他意思呢？”“的確，我們民族總說戰敗是因為不齊心。在科索沃之前，的確有很多斯拉夫貴族親王，他們總是爭吵，但我認為這說法和事實毫不相關，”康斯坦丁說，“我認為，這說法的意思是，每一個斯拉夫人對待土耳其的態度都很分裂，其實是提及我們關於灰鷹的著名詩篇。”“我從沒聽說過呢。”我回答。康斯坦丁站起來叫德拉古廷，德拉古廷繼續咀嚼著，走了回來。“知道嗎，她居然從沒聽說過我們的灰鷹詩篇！”“太可惜了！”德拉古廷也叫起來，吐出些蘋果籽，他們開始一同吟誦：

Poetio soko titsa siva,

Od svetinye, od Yerusalima,

I on nosi titsu lastavitsu ...

“我來幫你翻譯，”康斯坦丁說，“用你們的語言來說，它不如本來那麽美。但你也能聽出，它完全不同於其他任何詩，它對我們非常特別……”

灰色的鳥在飛翔，那是灰鷹，

來自耶路撒冷，聖地，

他的喙叼著燕子。那不是灰鷹，不是灰鳥，

是聖以利亞。

他帶的，不是燕子，

是書，來自聖母。

在科索沃的大公面前，

他把書放下，在大公的膝上。

書上的話罕見無雙：

“拉扎爾大公，血統高貴的王啊，

你想要怎樣的王國？

神聖的王國？

抑或世俗的王國？

如果你要的是世俗的王國，

請鞍馬執韁，佩劍出戰，

結束土耳其侵略，

趕走每一個土耳其士兵！

如果你要的是神聖的王國，

請在科索沃修建教堂，

地板不用大理石，

鋪上絲綢和紅衣，

讓你計程車兵接受聖餐，以及軍令，

你計程車兵都會戰敗，

你，王子，隨之而敗。”

大公讀畢，陷入深思：

“主啊，這話從何而來，何以如此！

我應該選怎樣的王國？

神聖的王國？

抑或世俗的王國？

如果選擇世俗的王國，世俗的王國存在不過一時，

但神聖的王國將永世長存。”

大公選擇了神聖的王國，

放棄了世俗的王國。

他在科索沃建起教堂，

地板不用大理石，

鋪上絲綢和紅衣。

他傳召塞爾維亞大主教，

以及主教十二位。

他讓士兵接受聖餐，以及軍令。

王子下令時，

土耳其人侵入科索沃。

“接下來，”康斯坦丁說，“有很長的篇幅，文字非常混亂，講述大公如何英勇作戰。戰爭尾聲時，他們看起來好像即將勝利，但烏克·布蘭科維奇背叛了他們，於是他們慘敗。詩雲：

土耳其人擊垮了拉扎爾，

拉扎爾大公被滅，

他的軍隊隨之而滅，

兵士七萬七千人。

萬物神聖，萬物可敬，

上帝的榮光得以實現。”

我說：“這就是所發生的事，拉扎爾是‘和平誓言聯盟’的成員之一。”走過面前山脊上一長片黑麥地，一陣風吹過，仿佛戰栗襲過皮膚和血液。我一邊剝蛋殼，一邊離開其他人。我知道，詩裡提到了一些我生活中真實而令人不快的東西。“拉扎爾錯了，”我暗自思忖，“他拯救了自己的靈魂。但之後五百年間，在這片平原上，或者歐洲任何其他地方方圓數百裡，沒有人被允許保留他的靈魂。他應該為了他們，選擇被罰入地獄。不，我在說什麽？我正把國家置於個人之上。我相信某些終極人權優先於其他權利。我的意思是，其實我不相信這詩的主旨。我不相信有任何人會為了自己的救贖，而拒絕將幾百萬人從痛苦的奴隸生活中解救出來。戰爭的問題其實無關緊要，事實上，儘管戰爭可能有點令人厭惡，但人們為了使民族抵禦入侵，不得不做的許多事比戰爭更甚。為了保護我們免於病菌困擾，許多人不得不從事和汙物打交道的、讓人極為反感的工作；為了讓人們充分利用經濟資源，海員和礦工也不得不忍受各種不適和危險。但是，這首詩的確表明，和平主義態度無關於戰爭的恐怖，因為它絲毫沒有提及這個。它直入問題的核心，表明觀點：和平主義者真正想要的是被打敗。拉扎爾王子和他的軍隊將接受聖餐，將被土耳其人打敗，然後他們會得到救贖。詩裡沒有一個詞是關於避免殺戮的，相反，被視為理所應當的是他全力以戰，殺盡能殺的每一個土耳其人。重點不是說他無辜，而是說他應被打敗。”

我完全明白了為什麽這首詩攪動了我的心緒。當我站在弗魯什卡·格拉的弗爾德尼克修道院裡的墓旁，觸摸拉扎爾王子乾枯的手時，我就清醒地意識到，他是我熟悉的類型。他是那種熱愛榮譽、自由與和諧的群體中的一員，與我們時代的赫伯特·費希爾、西塞爾勳爵和吉伯特·默裡教授同列。我一直追隨著這些人，我知道他們是正確的。我的理性承認，依照他們的規則，也只有依照他們的規則，純潔的幸福才會在地球上扎根，並且欣欣向榮。可是，當時代催生了這些優秀的人，以及如我一般的追隨者時，為什麽這樣的幸福卻沒有實現呢？我們準備走向繁榮時，為什麽仍然存在貧窮？存在對孩子未來的漠視？存在男人對女人的壓迫？存在種族之間的殘酷？我知道答案。我已經知道了很久，只是這首詩讓我的意識承認了我的知曉。

這答案也在一些集會上有所顯現。這些集會由心系他人的自由和福祉的次要群體講話或參與，常散發出一種奇怪的危險感覺。對立方的集會，由那些希望奴役他人以滿足己利，或是因為從中得利而希望保留不公的社會制度的人組成的集會，只是讓人單純地厭惡其貪婪和愚蠢，但並沒有散發出這種危險的感覺。危險的感覺在各個方面被喚起，比如，講話人和聽眾中女性的著裝。貧窮或工作過度不能解釋這種穿著類型，它們並不是特別廉價；要找到它們倒是頗費功夫，因為它們完全不是尋常著裝。它們除了使穿衣人疏離公眾觀點以外，別無他用。不幸的是，當他們試圖改變群體信仰時，不應該竭盡全力地做這些事來爭取群體的尊重。也可能，他們並不是真的想把事做成。這種懷疑常常由講話者的音質和聽眾的反應引起。講話人的口音真摯親切，一直在頌揚美德。但他們的話聽起來不像是說未來權力一旦掌握在他們手中，會被用於善行。他們的聽眾，似乎也沒有將自己視作命定的統治者。他們漫不經心地鼓掌，嘲笑他們背後的敵人，其間夾雜著孩子們激動的笑聲。他們想當正確的人，不是做正確的事。他們覺得沒有義務成為生活主流的一部分。

如果這意味著任何程度的汙染，他們寧可另辟渠道，形成一池純潔的靜水。事實上，他們願意領受聖餐，被土耳其打敗，然後升入天堂。

這樣一來，他們證明了自己不如自己的對手。這些對手不會想讓自己偏離生活的主道，他們簡單地相信，侵略和暴政就是確保人類未來的最佳方式，所以承擔了將這方式付諸實施的職責。自由之友的確沒有任何理由認為自己在哪方面高於對手。實際上，他們也因為自己的原則而希求失敗，而非成功。

他們之中沒有一個人，哪怕是最卓越的人，成為愷撒，像成為善良的自己一樣。在出現一個善良的愷撒之前，每個女孩仍然一出生就面臨險境。自省其心，我知道我也不清白。我時常琢磨，如果有需要，我能不能為了自己的原則而忍受煎熬，這個問題對我至關重要。不應這樣問，我應該更急切地問問自己，可曾盡我所能踐行自己的原則，怎樣才能獲得力量，讓自己的原則獲得絕對的勝利。但是，這些問題仍然停留在我的腦海裡。它們沒能激起我的勇氣，在我思考自己的殉道精神時，它們在焦躁地等待。

“如果是這樣，”我對自己說，“如果生於這個世界、熱愛善良勝於醜惡的人們，都帶著與生俱來對失敗的衝動，那麽整個世界就是一個巨大的科索沃，被鮮血浸染、讓人厭惡的平原。在這裡，願意走出去的人們與不願意的人們對戰，他們將自己的事業出賣給敵人。仁愛在大部分的歷史時間裡慘遭迫害，比它偶爾獲得成功的時間要漫長得多。”我開始悲泣，我一生都與之同行的左翼人士，是他們對外國政治的態度，造成了這種背叛。他們一直正確，卻從來不把自己的正確施加於人。“如果這種傾向天然存在，屬於基督和猶大的關係，”我想著，“我們倒不如死掉，越早越好，美麗承諾後的失敗更加痛苦。”我背對著平原，不去看濕漉漉的草地，不去回憶普裡什蒂納那個壓在犁頭下的愚蠢女人，衰弱無力地守護著領袖陵墓的那個目光渙散的牧師，面色慘白在蘇丹的棺木前假意跪拜的招攬員，也不去想象基督教斯拉夫人失去的榮耀—奧斯曼土耳其也有其榮耀，與之不同，但相當，也同樣消失。即便不用肉眼或心靈去看這一切，我仍然感到萬念俱灰。我開始跑，想快點和同伴們待在一起。

我剛剛離開的小團體裡新增了第四個人，一個阿爾巴尼亞老人，戴著白色的無簷便帽。這種帽子對於他們民族，就像土耳其氈帽對於穆斯林一樣。

大家邀請他分享我們的食物。他坐在地上，背對著我。我走得更近些時，他轉身和我打招呼，帶著阿爾巴尼亞人獨有的社交微笑。我看見他的臂彎裡躺著隻小黑羊，就像我在羊場見到的，在岩石上祭祀用的那種。“科索沃”的本義是平坦。

黑羊和灰鷹曾在這裡合作。在這樁罪惡裡，就像在幾乎所有的歷史罪惡裡，和最私密的罪惡裡一樣，他們曾是同謀。關於這個，我在南斯拉夫讀到過。隱晦的東西寫得很清楚，給出一些學者尚不能闡釋的象徵。我在羊圈看到了肮髒且虛偽的祭祀，以及基於想象力的令人驚歎的神力。在那裡，我明白了，那些極其惡心的作為，都源於人們相信讓動物流血會帶來人的提升，相信向死亡獻禮會獲得生命的回報。在那裡，我意識到這種信仰是我至關重要的一部分，因為它與原始思想很親近，能夠為各種錯綜複雜的東西提供一個簡單的答案，而原始思想是現代思想建立的基礎。這信仰不僅自身醜陋：它玷汙了愛的全部。它還不遺余力地使基督意義變得無效。它巧妙地潛入教會，大展手腳，釋放出散漫的哭喊和迷醉的狂喜，並催生出荒謬得無從下筆的贖罪論學說。這學說假裝著，仿佛是基督降臨，編造出一套愚蠢難看的神奇儀式，用他的痛苦來交換毫不相關的良善。於是，真相從我們眼前被蒙蔽。他的死是在控訴我們的罪。它證明我們族群是如此殘酷，以至於在我們身邊出現良善時我們不知該怎麽辦，只得將其扼殺。我同米麗察、穆罕默德一道離開岩石時感覺到，如果我就這場祭祀多進行一些思索，可能會悟到更多的東西，關於自己不堪的天性的東西。

我看著羔羊，它那柔弱無力，像黑色小錘頭一樣的口鼻，從老人疲憊的手臂圍成的顫巍巍的庇護所裡伸出來。我不能夠再讓自己的意識退離。我們中沒有人，不管是我們族群還是其他人，能夠抵製誘惑，拒絕接受祭祀為有效象徵。在諸多思慮中，我們相信自己的心。生活本來就是這樣，並無其他。站在岩石上的男人，割破羊喉，取悅上帝，以得到幸福。我們的智學告訴我們，這男人乾的是惡心且無意義的事。我們的回應不是把這個主意作為噩夢排斥開，而是說“既然牧師犧牲羊羔不對，那我來當羊羔，當作牧師的祭品”。於是，我們建立起“對於無辜的事物來說，厄運便是榮耀”這樣的原則。如果我們談及仁愛、主張和平，之後，屠刀抹過我們的脖子便被認為是適當的。所以，類似的事件反覆出現。當我們為了正當理由勇猛作戰且勝利在望時，我們就會覺得自己違反了神聖的協議，從而轉向，尋求失敗，於是背叛了那些相信我們為他們贏取仁愛、和平的人們。

斯拉夫人就這樣，在科索沃平原上被土耳其擊敗。他們知道，基督教義比伊斯蘭教義更有利於人，因為它指責人的原罪和殘酷，穆罕默德的軍事大腦甚至都未曾識別這些東西。他們也知道，一旦被征服，他們在行為和藝術上的成就也會隨之被踐踏進泥土裡。由於岩石上的神力作用是在他們的大腦裡，他們不會走向勝利。他們覺得在這件事情上自己是正直高尚的，因而自己赴死也很正確。在這樣的信仰中，他們背叛了跟隨他們的正直高尚的人，長達五百年。我也同樣有罪，我和我的同類，西歐的自由主義者們。我們覺得自己比敵對的保守主義者神聖多了，因為我們用神父的角色替換了羔羊的角色，於是我們忘記了自己並沒有在履行人類主要的道德義務，即保護愛的成果。我們在保護民眾方面無所作為。他們擁有些許自由，因而也有些塑造靈魂的力量，可踐踏他們的其他民族充滿仇恨，沒有自由的能力，卻有將靈魂像野草一樣連根拔起的欲望。可能我們背叛生命與愛的時間，比五百年更長，在比科索沃更加廣闊的土地上，廣闊至整個歐洲。意識到這一點時，我再次感到了低能的焦慮，關於我在這場危機中的作為。這其實也是無關緊要的事。真正重要的是，我沒有忠誠地對待生命，我太憂心於虛幻的個人救贖，愚蠢到想象自己可能通過在發臭的岩石邊晃蕩而獲得救贖—那裡不過站了個男人，用肮髒的雙手讓鮮血無緣無故地流灑。

“這真是個可愛的阿爾巴尼亞老人！”康斯坦丁道。的確是的。他尤其可愛，因為他在微笑。阿爾巴尼亞人的微笑爽朗提神，給人的感覺像吃了一口西瓜一樣。他們淺色的眼睛目光灼灼，雪白的牙齒熠熠生輝。這個老人的皮膚也是白而透明的，好像一層很薄的雲。“我想他是個很好的人，”康斯坦丁說，“肯定也很可憐。他猜想我們是去特浦加礦場，所以希望我們去幫他孫子找份工作。

他說他孫子是個聰明的孩子。不知道我們能不能幫他做點什麽。”康斯坦丁發善心時總是最開心的。施善的機會讓他兩眼放光，是我們多天以來看到他眼神最亮的時候。但下面的臉頰像挨了揍似的，輪廓模糊，仿佛一張哭泣的女人臉。也許他是哭了。灰鷹也降臨於他。他把他的喉嚨裸露在格爾達的刀下，把他的摯愛之心奉獻於仇恨之前，以讓自己被打敗，保持清白。

“那是自然，”德拉古廷說，用的是結結巴巴的德語，以便讓老人聽不懂，“這人是個惡棍之類的。他是個阿爾巴尼亞人。阿爾巴尼亞人喜歡族鬥，當強盜，被基督拋棄，他們是大惡棍。但這人又窮又老，不管他做什麽壞事，也做不了很久了，所以我們盡力幫幫他吧。”他抖了一下，把張開的手掌放在胸上，在做深呼吸，好像是因為想到了老年，要感受自己的健康和力量，來進行自我恢復。如果不是他剛才背誦了那首關於灰鷹的微妙複雜的詩，如果那首詩不是僅僅由於他的民族能夠欣賞而存留，他可能就成了原始簡單的形象。

這是斯拉夫的神秘。斯拉夫人看起來完全是行動派，卻很重視內在生活，重視行動的源泉。而其他民族，只有知識分子才會有這樣的意識。斯拉夫的愷撒大帝，有可能因為純粹的形而上的動機而陷入危機，而在其他地方，除了神父和哲學家們，很少有人會去進行這類思考。也許史蒂芬·杜尚不僅是被清白與罪惡的想法影響，就像所有的政治家都會被影響那樣；他是被它們控制，以至於幾乎排斥更簡單和更物質的考慮。也許他像許多人那樣，死於自己的鼎盛時期，因為他希望死亡。煩擾我們所有人的血腥祭祀形象，讓他從命定的勝利中看到冤罪殺機。他站在面向巴爾乾山脈的門廊下，看著君士坦丁堡的黃金、象牙和大理石，在它的十字架上，圓屋頂上，以及港口的船舶上。他知道他是這一切的上帝，因為它們會不複存在，如果他不把它們作為清晰的想法保留在腦海裡的話。他害怕擁有那樣的創造力。他從門廊的光照下往後退，退進了無罪的陰影世界裡；君士坦丁堡就像呼到窗玻璃上的一口氣，慢慢隱去。

“南斯拉夫總是在對我講述一個接一個的死亡，”我自言自語，“弗朗茨·斐迪南之死，亞歷山大·奧布倫諾維奇和德拉加之死，邁克王子之死，拉扎爾王子之死，史蒂芬·杜尚之死。然而這個國家充滿了生命。我覺得我們西方人應該到這裡來學習怎樣生活。也許我們在西方對生活無知，正是由於我們避免思考死亡。一個人專注於陸地而無視海洋，是沒法學習地理的。”然後我叫了起來。我忽略了那隻黑羊，它伸著脖子把它顫搐的鼻頭貼到我裸露的前臂上。男人們都嘲笑起我來，阿爾巴尼亞人小心翼翼地在笑聲裡保持著禮貌的內核。我回應了他們的笑聲，但我被嚇到了。在這個群體裡，我不相信任何人，尤其是我自己，能夠擺脫對犧牲的迷醉。它造成了現在的科索沃，如果不加製止，它會讓一切的人類進步化為烏有。

注：題圖及文內圖片（如未注明）均為20世紀20-30年代的南斯拉夫鄉間(攝/Kurt Hielscher）

[英] 麗貝卡·韋斯特 著

向洪全，夏娟，陳丹傑 譯

三輝圖書/中信出版社

ISBN:978-7-5086-8069-9

三輝圖書天貓店已預售

第二次世界大戰是新舊歐洲的轉折點，作為歐洲火藥桶的巴爾乾，在 20 世紀40年代前後的命運截然不同。本書觀照了自14世紀中葉至“二戰”爆發這漫長歲月中的巴爾乾歷史。這片土地經歷過什麽？為什麽會蛻變為浸透鮮血和仇恨的信仰之地？一連串難解的謎團和苦難又是否有跡可循？

本書以作者巴爾乾之行的沿途見聞為線索，追溯了巴爾乾歷史上緣於民族、宗教、地緣等因素的內外政治糾葛與軍事衝突；也在對當地居民生存現狀的見證中，力圖揭示當地各民族命運的悲劇之謎——巴爾乾苦難之人的內心始終湧動著一股為神聖犧牲的、如鷹般洶湧的渴望，他們祈盼著，猶如被獻祭的羔羊以毀滅的姿態達至永恆。這種獨特的精神稟賦，指引巴爾乾人超越苦難，也滑向了悲劇的深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