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語：
正確理解各國的對外頭寸——經常账戶、存量頭寸和貨幣——對於強調政策制定者的共同責任至關重要，即在對外失衡出現過度風險之前進行應對。敬請閱讀。
文/IMF經濟學家
全球金融危機後，經常账戶總順差和逆差佔全球GDP的比重從2007年的約6%大幅降至2013年的3.5%左右。此後，根據我們新一期《對外部門報告》，全球經常账戶失衡僅略有下降，2018年佔全球GDP的比重為3%，且由新興經濟體轉移至發達經濟體；中國作為新興經濟體，目前經常账戶與經濟基本面總體相符。
截至目前，貿易行動和緊張局勢並未顯著影響全球經常账戶失衡，因為貿易轉向了其他關稅較低或不徵收關稅的國家。然而，正如之前部落格所強調，貿易緊張局勢和相關不確定性正在拖累全球投資和增長，尤其是在與全球供應鏈融合程度最高的部門（在多個國家從事生產活動）。
儘管全球經常账戶失衡收窄，存量失衡（以各國外國資產和負債的淨額總和來衡量）持續增加，原因是債權國多半出現順差，而債務國出現逆差。目前，存量失衡佔GDP的比重達到了40%的歷史峰值，比20世紀90年代初高出3倍。此外，受良好的全球融資條件支撐，部分經濟體的主權和企業對外負債總量近年來急劇增加。這給逆差國的借款者和順差國的儲蓄者都帶來了金融穩定風險。
正確理解各國的對外頭寸——經常账戶、存量頭寸和貨幣——對於強調政策制定者的共同責任至關重要，即在對外失衡出現過度風險之前進行應對。
對外失衡的風險
對外失衡不見得是引發擔憂的原因，因為各國在某些時點都有很好的理由來保持逆差和順差。例如，人口年輕、發展迅速的經濟體出現逆差並向人口老齡化、增長潛力減弱的發達經濟體借款是非常自然的。然而，正如過度負債的家庭在收入不足以償債時無法獲取信貸，境外借款規模過大或增速過快的經濟體也可能容易受到資本流動驟停的影響。這將進而對債權人經濟體造成負面影響，因為其對外資產將遭受損失。因此，挑戰在於確定對外失衡何時規模過大或構成風險。
結合數字工具和國別觀察，我們估計2018年總體經常账戶中過度順差和逆差的比重約為35%-45%。過度的經常账戶順差仍集中於歐元區（主要由德國和荷蘭驅動）和其他小型亞洲發達經濟體（韓國和新加坡），而過度的經常账戶逆差仍集中在英國、美國和部分新興市場經濟體（阿根廷和印度尼西亞）。
繼經常账戶多年來維持高額順差後，2018年中國對外頭寸轉向與經濟基本面總體更相符的水準。中國經常账戶順差減少反映了結構性因素以及擴張性信貸和財政政策的共同作用，以及過去十年中匯率靈活性增強和相關的實際升值。
2019年
當前對外失衡格局的風險（至少在近期內）總體可控，因為經常账戶逆差和債務國頭寸主要集中於發行儲備貨幣的發達經濟體。儘管如此，不是所有人都能置身事外。貿易和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加劇——對全球增長和風險偏好具有負面效應——可能影響高度依賴國外需求或外部融資的經濟體。
中期來看，若不實施減少失衡的糾正政策，貿易緊張局勢可能變得根深蒂固。此外，主要國家進一步增加對外債務可能導致成本高昂且具有破壞性的調整，並對世界其他國家產生溢出效應。
因此，順差國和逆差國必須共同努力來減少全球過度失衡，以支持全球增長、維護全球穩定。
如何應對失衡
目前，很多國家接近充分就業，公共預算的回旋空間有限。因此，政府需要謹慎校準其政策，確保實現國內和對外目標。經常账戶逆差過大的國家，如英國和美國，應采納或繼續實施有利於增長的財政整頓；而經常账戶順差過大的國家，如德國和韓國，應使用財政空間來提振公共基礎設施投資和潛在增長。
此外，量身定製和有序實施的結構性政策在提振國內潛在增長的同時，應該在解決對外失衡中發揮更重要的作用。鼓勵投資和抑製過度儲蓄的改革——例如通過取消準入壁壘或加強社會安全網——將為經常账戶順差過大的國家實施對外再平衡提供支持。而對於經常账戶逆差過大的國家，提高生產率和工人技能水準的改革有利於促進出口。即使是我們評估為對外頭寸與基本面總體相符的經濟體，如中國和日本，也需要采納應對國內失衡和預防對外失衡再現的政策；這要求實施促進部門（如服務業）競爭的結構性改革。
匯率靈活度仍然對促進對外調整至關重要。正如今年的分析性章節所強調，國際貿易的不同特徵，包括融入全球價值鏈的程度以及貿易以主導貨幣（如美元）結算，可能弱化部分對外調整機制，短期內限制匯率靈活度的益處。因此，匯率靈活度可能需要得到其他加強出口響應政策的支持，包括改善信貸可得性和交通運輸基礎設施。然而，允許匯率發揮其作用仍然是實現持久的中期再平衡的關鍵。
更廣泛來看，所有國家都應避免扭曲貿易的政策，因為它們往往會損害全球貿易、投資和增長。相反，順差國和逆差國應努力重振國際貿易，強化過去75年中使全球經濟受益的多邊貿易體系規則。
（完）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19年7月19日（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
本篇編輯：鄒秋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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