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統計，非洲尼日爾的女性平均生育7個孩子，而韓國女性平均只有1個子女，然而兩國家的經濟卻十分懸殊，尼日爾是世界上最不發達國家，亦是“人類發展指數排名最低的國家”，而韓國經濟雖然近些年在逐漸衰退，但依然是亞洲經濟最繁榮的國家之一，這也應了那句老話，“越生越窮，越窮越生。”
據聯合國的推測，未來“生育率”會逐步下降，人類壽命會有所延長，預計到2100年，世界的的人口也將由今天的77億升至112億，這也是“最佳估算”，聯合國有絕對的信心肯定，真正的數字將介於96~132億之間。
人口不斷增長所帶來的影響對人們歷來存在分歧。有些人認為，人口的膨脹勢必將帶來更為擁擠的環境，同時環境汙染不斷加劇，自然資源消耗殆盡。而樂觀的人則認為，“三個臭皮匠頂個諸葛亮”，新增的數十億大腦將幫助人類找出解決之道！
然而如果預測不準確，或者說是錯誤的呢？
人口統計學家認為，聯合國低估了生育率下降的速度，其實它已經開始大幅下挫。工業革命之前的數據很不穩定，但來自保存良好記錄的國家數據，如美國的數據表明一個典型的家庭婦女會生育7個或更多的孩子。
到1960年，全球“生育率”降至5，而今天則是2.4。這僅僅高於2.1的“人口替代率”（“人口替代率”是為使一個國家或某個區域在人口上出生與死亡達到某種相對的平衡而產生的一個比率，即每個婦女平均生小孩的個數，去扭轉失調或保持平衡狀態），這個比率超過2個，因為並不是每個人長大之後都再生育子女。
幾乎所有發達國家都擁有“次級替代生育率”，經合組織的平均生育率為1.7，中等發達國家接近2.3，只有在貧窮國家，生育率仍然高居不下。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它的比率是4.8，而在“重債窮國”（如世界銀行所稱）則達到了4.9。
最近的研究顯示非洲生育率下降的幅度小於預期，像非洲這樣長此以往下去，未來的世界的人口將遠超於現在的人口。
之所以會這樣，是因為“教育支出”在20世紀90年代停滯不前，1980年左右出生的許多女性受教育程度遠低於上一代人。
然而聯合國從過去的趨勢中推斷，非洲的教育落後使得未來預測的“生育率”會更高。
然而教育的停滯已經逆轉，大趨勢則是越來越多的女性完成了基礎教育（見下圖）。經過一段時間的停滯之後，“生育率”將會恢復下滑的趨勢。
如果將“教育因素”考慮在數據模型之內則會產生截然不同的預測結果。
Lutz先生和他的團隊製作了一個系列數據模型顯示，如果教育和其他社會指標的進步停滯不前，那麽到了2100年，全球人口將達到120億。
如果目前的情況持續下去，人口數量將在2075年達到94億的峰值，然後到2100年下降至89億。如果進展再好一些，到2100年世界人口達到90億左右的峰值之後將回落到70億，也就是今天的水準（見下圖）。
這些估計值是基於三個氣候變化專家設計的情節。評估這是否合理，重要的是要了解為什麽有些女性會生育多個子女，而其他人則很少？
受到傳統文化、宗教信仰的影響，如重男輕女，不允許墮胎等觀念的影響，在一切欠發達地區，女性依然以多多生育子女為榮。
這不僅僅是為了“傳宗接代”，也有人認為，“人多力量大”，多生育子女意味著家庭“勞動力”的增加會帶來一定的經濟回報，對有的人來說，這意味著一種“經濟保障”，“養兒為防老”也是目前中國不少傳統家庭的共識。
這也讓筆者想到自己的親身經歷，一個同為80後的同學家中有三個姐姐，一個弟弟，算上他一共5個子女，他母親在生了3個女兒之後，依然堅持要生一個男孩，因為在當地的風俗之中，沒有兒子是會被人瞧不起的！
而《Economist》記者採訪的一位典型的非洲婦女Nyero的觀點也是如出一轍，Nyero非常“同情”那些沒有孩子的人，她養育子女非常有愛心，相信“宿命論”，但與發達國家的“直升機式養育方式”（Helicopter parenting）有著很大差別。
相對於一些富裕國家的人們來說，撫養子女的經濟觀念是有著很大的不同的。他們的孩子在18歲成人之前會消耗掉父母大量的時間、資源和精力，或更長的時間，更有甚者成為“啃老族”。
同時孩子們的父母沒有讓他們在田野裡勞作，而是試圖用教育來填補他們的生活，希望他們能夠進入一所好大學，找到一份好工作。然而這些是十分昂貴的，所以即使是發達國家的父母們只能負擔的起那麽一、兩次。
《Economist》同時講述了一位居住於韓國首爾的Chung Yeon-jeong女士，她是一家小型製藥公司的翻譯，目前正在休產假。她34歲才有了第一個孩子，然而這在尼日爾很有可能都是“奶奶級”人物了，因為在尼日爾生育第一個孩子的年齡中位數為18歲。
很顯然Chung Yeon-jeong要比Nyero富裕的多，但即使只有一個孩子，她也感覺很有壓力，在孩子出生後不久，她就跟父母搬到了其他地方，因為她和丈夫在首爾是無法購買到一間足夠大的公寓的，當然這與國內逃離北上廣的人群是一樣的。
很多年輕人在北上廣奮鬥了很多年，甚至到結婚生子，但由於住房壓力以及生育子女之後，因為孩子的“上學問題”心力交瘁，最後黯然撤離。
而韓國的Chung Yeon-jeong根本無法想象在一個沒有自來水的泥瓦屋裡撫養7個孩子是一個怎樣的場景。“饑腸轆轆的人只想有一口飯吃就滿足了，而那些裝滿冰箱的人則渴望得到更少的東西”——一個充實的事業，一個靈魂伴侶，還有就是與每個孩子一起度過的美好時光。
而Nyero從未提及這些“第一世界的奢侈品”。對於韓國的Chung Yeon-jeong來說，這些都非常重要，但卻很難與“一群”孩子聯想在一起。
中等收入國家的大多數女性的表現與發達國家的女性相似，這也是為什麽她們的生育率只是略高於“替代”水準的原因。
我國自1979年實施獨生子女政策以來，只有一個孩子的觀念已經根深蒂固，即便近年來政策逐步放寬，但出生率仍在繼續下降。
據官方統計顯示，目前的生育率僅為1.6。但人口統計學家認為生育率實際上可能更低，印度的情況也差不多，生育率只有2.3。
“一旦1、2個孩子成為家庭結構的主流，那它就會成為一種常態。”Darrell Bricker和John Ibbitson在其合著的書《Empty Planet: The Shock of Global Population Decline》中寫道，“夫妻不再認為生育子女是他們的家庭或者上帝的責任。相反，他們選擇養育孩子是因為把這當做是個人的成就。而且他們很快就會實現這一願望。”
對於那些貧困、高生育率國家的婦女來說，這依然是一個很大的疑問。據聯合國預測，到2025年，只有1％的人口將生活在生育率高於5.0的國家或地區。32％的人將生活在生育率為2.1—5.0的地區。
有人認為“大家庭觀念”已經成為區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般很難改變。然而以前這種觀念幾乎在所有地方都盛行過，但社會的進步，人們生活水準的提升，教育的普及，這種觀念已經不是主流觀念，所以沒有理由認為它是不可變的，只是時間的早晚罷了。
影響家庭子女數量的因素主要有以下3個，一個是“收入”，另一個是“城市化”，而最重要的一個則可能是對“女孩”的教育。他們在學校度過的時間越長，她們生育的孩子越少。
相反，從理論上來說，因果關係可能會以另一種方式流動，即青少年女性懷孕的時間越早，被迫輟學的風險就越，但這樣的影響可能很小。當研究人員隻關注女孩在性成熟之前接受的教育時發現，在學校裡待的時間越久，那麽意味著生育子女的數量就越少，這表明“學習”會降低生育率。
大量的社會研究都指向了這一論點，“教育”可以為女性提供更多的選擇，從而降低女性的生育率，因為這增加了找工作的機會，減輕了家庭負擔，即使另一半想要更多的子女，也很容易遭到女方的拒絕。
教育為女性提供了解開傳統道德規範的心理工具和信心，例如“少生孩子，多種樹”。這也使她們更好地理解並使用避孕措施。教育改變了家庭把全部希望（改變命運）寄托在孩子身上，這也影響了她們的生育數量。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教育的功能絕非一朝一夕的事情，未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有一位女性直到25歲才開始學習，然後花10年的時間構建職業生涯，那她將無法，也不願在這期間被孩子束縛，那麽她生育子女的數量自然就會受到限制。
或許有朝一日技術可以消除這種年齡限制，但現在很難再有8個孩子這樣的大家庭，除非像Nyero那樣，從十幾歲就開始生孩子。
在生育率剛剛開始下降的國家中，教育的差異也尤為顯著。例如，在埃塞俄比亞，在2005年的家庭調查中發現，沒有正規學校教育的婦女生育率為6.1; 而受過中等或以上教育的女性的生育率則為2.0。
更好地教育女孩幾乎是每個政府都認同的重要目標之一。因此，如果未來的女性受教育程度比現在差，那後果不堪想象。完成小學教育的全球比例從1997年的76％上升到現在的90％。
西方社會過渡了200年到今天，孩子數量從7個到2個，進步的速度也是相當驚人的。而生育率的降低則可能就發生在從農村遷移到城市的這一代人身上。
《Economist》就列舉了在非洲肯亞一個從鄉村遷移到城市的典型例子。一間律師事務所29歲的接待員Dorothy Achieng，她的母親有8個孩子，而Dorothy則只有2個孩子。雖然她的母親是文盲，並讓她的大兒子在一個小型家庭農場工作，但她仍然希望自己的孩子上學讀書。
肯亞農村的生育率為4.5，城市為3.1。與Dorothy一樣，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生育子女的數量都遠遠少於父母那一輩。
當問及Dorothy是否計劃再要孩子的時候，她表示打算再生孩子，因為她想把最好的留給孩子。
這何嘗不是目前有著良好的教育背景的父母亦或者有先見之明的人的想法，大家也真正意識到，“質量”往往要比“數量”更加重要！
文/譯：巴山
文章部分內容翻譯自《經濟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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