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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個月成立超8000家相關企業,垃圾分類生意不容易

相關數據顯示,僅在今年6月17日至7月17日,全國新成立了8346家經營範圍包含“垃圾、垃圾分類、垃圾回收、垃圾處理”的企業

涉足垃圾分類企業,主要集中在投放和收運環節,並探索出不同的商業創新模式

多數項目處於虧損階段,可持續性依然有待探索

垃圾分類處理尚處於探索期,對於資本參與和商業模式創新還需繼續鼓勵

政府應做好頂層設計,進一步明晰企業和政府角色,哪些由政府主導,哪些放開給市場

企業希望政府在相關基礎設施建設上發力

原題《難念的垃圾分類生意經》

文丨《瞭望》新聞周刊記者杜康 吳書光 李倩薇 周穎

“每公斤乾垃圾0.8元環保金獎勵,本次乾垃圾簽收重量為6公斤。環保金可用於小區超市購物以及網上商城。”在北京市昌平區京科苑小區,北京愛分類公司的回收員給一戶居民完成垃圾稱重後,向居民講到。

7月1日起,《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正式實施,標誌著上海成為全國第一個實施生活垃圾強製分類的城市。隨後,北京、廣州、深圳也逐步加入到垃圾分類推進城市的隊伍中來。

在生活垃圾分類全面推進過程中,涉及垃圾分類的企業感覺“春天到了”。同時,大量資本也紛紛入場垃圾分類,各類創業項目火熱,垃圾分類商業模式層出不窮。天眼查數據顯示,僅在今年6月17日至7月17日,全國就新成立了8346家經營範圍包含“垃圾、垃圾分類、垃圾回收、垃圾處理”的企業。

但是,《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在北京、上海、廣東、山東、四川等地採訪中發現,垃圾分類熱鬧的背後,多數項目處於虧損階段,可持續性依然有待探索,垃圾分類生意經難念。業內人士認為,考慮到生活垃圾分類的公共屬性,政府還需加強頂層設計,進一步明晰企業和政府角色,實現“兩隻手”協調發力垃圾分類。

4月10日,北京市東城區某小區居民在體驗智能垃圾分類箱 李欣攝/本刊

模式創新層出不窮

“有些街道或社區缺乏垃圾分類推進經驗,公司幫助制定分類推進方案,協助宣傳,並與居委會、物業一起入戶宣傳督導。”上海綠主婦項目負責人郭文靜介紹,公司主要聚焦於垃圾分類投放環節,幫助社區制定方案、宣傳引導、上門監督。

在此過程中,小區購買“綠主婦”提供的智能垃圾箱,每300~500戶購買一組,每組智能垃圾箱包括乾垃圾、濕垃圾、有害垃圾、可回收四類,垃圾箱能夠自動稱重,並給予居民账戶相應積分。積分可以用於指定商戶、小區便民服務點,及“綠主婦”網上商城的消費。

記者採訪中了解到,生活垃圾處理主要分為投放、收運、處置等幾個流程。當前涉足垃圾分類企業,主要集中在投放和收運環節,並探索出不同的商業創新模式。

不同於“綠主婦”,愛分類公司的一個業務重點是垃圾收運。愛分類公司給居民免費提供回收袋,袋子上貼有溯源二維碼,方便識別居民账戶,也方便追溯垃圾投放人。居民可通過電話、微信小程序預約,愛分類公司提供上門回收服務。同時,愛分類公司也鼓勵居民到交投點投遞濕垃圾,按重量給予積分獎勵。

在成都,奧北環保公司的運營方式則是將垃圾細分為14種,居民可將回收袋投放到最近的自助投放點。奧北定期到投放點收取回收袋,後端分揀和稱重後,根據袋子上的二維碼識別用戶身份,返還錢款。

“居民或機構如果希望參與分類,必須在微信中實名認證並交費10元購買回收袋,奧北通過這一模式吸引真正想行動的人,自助投放點由機構提供或改造。”據其董事長汪劍超介紹,奧北現有的自助點基本是用戶主動找到奧北要求設立。

賠本賺吆喝

記者採訪中發現,垃圾分類企業各種模式創新下,利潤來源也非常多元:

可回收物的回收價值;

硬體售賣,如智能垃圾箱;

建立信息系統,為居民账戶積分的同時,也為信息系統積累用戶和流量,探索將流量變現;

幫助宣傳推進垃圾分類,或者建立信息系統,可對居民分類情況進行數據分析,由政府購買服務。

但是,多樣的商業模式創新,以及多元的利潤來源,實際上並未帶來真正的盈利。目前,多數參與生活垃圾分類處理的項目或企業都在虧錢。

愛分類公司當前主要收入來源是乾垃圾的銷售收入和政府購買第三方服務。愛分類公司相關負責人算了一筆账:6月份,公司乾垃圾的銷售收入約為30萬元,政府採購收入約40萬元,但公司每個月人力成本和運營費用在80萬元左右,另有居民的環保金支出20萬元左右,處於虧損狀態。“現在的用戶規模是10萬戶左右,隨著用戶增多,運營邊際成本的下降,有望達到盈虧平衡。”

“為了吸引居民,我們給出的回收價會略高於市場回收價格,能賺的差價變少。此外,小區可回收物存儲空間小,基本上兩三天就得運走,而對接的下遊回收企業基本都在郊區,物流成本特別高。”郭文靜向記者坦言,如今智能垃圾箱硬體銷售為企業帶來的收入不算多,公司將盈利寄希望於通過給更多社區提供服務的基礎上,實現“流量變現”。

有投資人對當前垃圾分類市場進行分析後認為,虧損的原因在於諸多商業模式都還在探索中,其中部分明顯不可持續,成熟的盈利模式尚未出現。以比較普遍的“互聯網+回收”為例,其並未因觸網而實現回收效率提升和回收成本降低。一些互聯網公司自建運輸體系及分揀中心,扣除人力和運輸成本後,毛利遠低於傳統做廢品回收的散戶。而當前備受推廣的上門回收,不僅沒有降低運輸成本,其實還增加了人力成本。此外,部分企業寄希望於“流量變現”,未來能不能走通也是未知數。

在該投資人看來,如何結束“賠本賺吆喝”的窘境,是絕大多數生活垃圾分類項目或企業面臨的共同課題。

垃圾分類還需“兩隻手”

採訪中,上海市徐匯區綠化市容局環衛科科長曹丹俊表示,一定要認識到垃圾分類所具有的公共屬性,要謹防市場化運作下企業倒閉背後隱藏的垃圾分類回收隱患。

對此,多位專家和管理部門認為,垃圾分類處理尚處於探索期,對於資本參與和商業模式創新還需繼續鼓勵,同時,政府應做好頂層設計,哪些由政府主導,哪些放開給市場。

上海市長寧區綠化市容局環衛科科長萬振良認為,政府應保證對關鍵環節的把控力度。“長寧區目前正在建設濕垃圾運輸的轉運站中心,來自各小區的濕垃圾在這裡粉碎後裝入集裝箱,由大型貨運車運至市級處理企業。可以認為轉運站中心是一個區濕垃圾運輸鏈條的最核心環節,一定得由政府建設,否則將會給垃圾轉運帶來混亂。至於由哪家企業來運營,可以公開市場招標。”

相對於政府,企業則更希望政府在相關基礎設施建設上發力,如加快可回收體系“點、站、場”建設,以降低企業運營成本。郭文靜介紹,“街道有了回收站之後,我們就能把可回收物暫時儲存在那裡,降低物流成本。回收站歸屬街道,但運營方可以面向市場公開招標。”LW

刊於《瞭望》2019年第3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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