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行隨便扣款容易，問出銀行名字很難

光明網評論員

日前，有媒體報導，某銀行客戶王先生的一張信用卡到期換了新卡，在新卡未激活使用的情況下，銀行仍收取了每年200元的年費。王先生逾期未還，該銀行北京西城支行便根據領用合約，從其另一個該行儲蓄账戶中直接扣收錢款還账，最後還起訴王先生索要剩餘欠款。攤上官司的王先生提起反訴，指責銀行惡意扣款。在法庭上，該銀行當庭支付了王先生被扣款本息及經濟損失，但不同意賠禮道歉。

這件事的發展鏈條是：未激活信用卡被銀行扣取年費——銀行直接從該客戶在銀行的儲蓄账戶扣錢——账戶餘額不足還款被銀行起訴——儲戶反訴銀行得到還款——銀行拒絕道歉。那麽問題來了：這究竟是哪家銀行？從公眾與銀行長期博弈的情形看，唯有“用腳投票”才是真正管用的。報導隱去了銀行的名字，似乎是有所顧慮。當銀行無所顧慮，而維權、報導卻要處處顧慮，如此市場環境，實在令人憂慮。

“未激活信用卡被收年費”固然霸道蠻橫，更令人“細思恐極”的，是它直接從客戶的其他儲蓄账號裡劃走錢的做法。理論上來說，有權查詢、凍結、劃撥銀行存款的機構是司法機構和行政執法機構，銀行“直接扣收”意味著銀行跳過了司法管轄，直接凍結、劃扣消費者的款項而不經審判。而這在銀行一側，似乎是毋庸置疑的天然權利。銀行自認為掌握客戶的账戶，就可以直接扣款，使用個人資訊無需經過合法性審核，照自己意願即可。

消費者在銀行面前，個人資訊一覽無余，可供其隨意支配；而公眾至今連究竟是哪家銀行都不知道，也折射了這種資訊不對稱、權利不對等究竟到了何種程度。

可以預想的是，隨著大數據的發展，個人資訊的暴露程度必然加劇，相關機構在調用數據時也必然更加便利。從社會輿論看，現在普通公眾更關注的已不是資訊共享如何擴大，而是資訊之間能否築起壁壘，能否自行為資訊使用設限。遺憾的是，目前來看，很難。而個人資訊又關聯著個體權利，當資訊的取用毫無節製，相關的行業監管松弛，那麽類似“直接扣款”這種便捷的糾紛解決方案，自然就會具有十足的誘惑。

當下，資訊化發展日新月異，但商業倫理乃至社會的運行倫理，並沒有真正遠離人類剛剛步入現代化時的價值地基。現代社會建築在權利清晰界定之上，一個社會能為個體提供正當且足夠的權利維護手段，是一切發展的前提。大數據也好，各種現代化器物的進化也好，背離了權利維護的價值預設，機構相對於個體器物上的優勢，必然會導向相比於前現代社會加倍劇烈的不對等。這也就呈現了如此景觀：銀行的霸道，從“錢款離櫃概不負責”一路進化成“直接扣款”，而個人權利的維護像被甩脫在現代化進程之外，依舊如此艱難，維權成功也換不來道歉一則。

這則新聞，或許會被置於“社會新聞”一欄，很快被海量資訊所淹沒；或許在不少人眼中，這也構不成一個“爆款”的重磅資訊。然而，就是這件200元的“小事”，現在也沒有得到妥善解決。一個社會的文明水位，很多時候就是“雞毛蒜皮”的“小事”來標記的。社會在現代化進程裡繞又繞不開、挪又挪不走的絆腳石，未必是龐然大物，可能就是這個銀行動動手指、客戶心力交瘁的200元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