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李建利
遠處的西山，近處的滇池，熙熙攘攘的遊客。
沒有遊玩者會到海埂基地來，只和滇池一街之隔的基地安靜享受著屬於自己的陽光。
滇池邊從西伯利亞飛來過冬的紅嘴鷗，嘰嘰喳喳的吃著遊客手裡的麵包屑，這裡的一切都很難與足球直接有所關聯。
不斷有車子往海埂基地開，海埂的大門已經頗具現代化，球場上有少量的球隊在大聲的叫喊著訓練。
若乾年前，這裡的滇池，這裡的公園，這裡球場，一切都關於中國足球。海埂，也像中國足球“回不去的故鄉”一樣，深深的烙在每一個中國足球人的記憶裡。
海埂基地
那是海埂最為艱難的一段時期，吃水靠牛車拉，做飯用肥肉當油，對外聯繫只能靠電報。
但卻是海埂基地工作人員最為幸福的一段日子。
那還是八幾年的事。一天，海埂基地放起了鞭炮，基地食堂裡也是一片歡騰的氣氛。沒有什麽特別的喜事，只是因為基地工作人員的“孩子們”中國隊在比賽中2-0戰勝日本隊，進軍奧運會。基地像過年了一樣。
“沈阿姨，為我們高興吧，為我們歡呼，我們出線了。”張俊秀給海埂基地沈阿姨的電報中洋溢著喜悅。沈阿姨只是海埂基地的一名工作人員，“這電報我們部門的人都沒發，就發給我了，把我高興的，叫他們趕快回一個，給他們祝賀一下。”
之所以球員會發給基地的沈阿姨，是因為平時球員都喊她“沈媽媽”，隊員們遇到高興不開心，甚至談戀愛都會跟他分享。沈阿姨說自己看著這些隊員從青年隊到成年隊，從小孩到長成人，都把他們當成自己的孩子。每次冬訓看到沈阿姨，高洪波在離很遠的地方就會叫“沈媽媽”。
“你們走吧，我跟我媽說會話。”“你媽在哪”，記者問高洪波，雖然彼時生活很艱苦，但海埂基地的工作人員就像隊員的親人一樣。當時的海埂基地還是土場，球員訓練特別苦，衣服破了，基地裡的工作人員就把自己的絨衣剪了，用來給球員補衣服。訓練的時候，水也沒有，飲料也沒有，“都是提前燒開了水，弄幾個壺拿幾個杯子送到場地上給球員喝，隊員看到很高興。”
沈阿姨也挺愛哭的。
89年的世界杯預選賽，中國隊1-2不敵阿聯酋，看著球員們場地裡難受的表情，沈阿姨也沒有忍住，“只差一步到羅馬的時候，球隊失敗我們也挺著急的，看著那些隊員特別可憐，他們頭低著，扭向一邊。我都哭了。”
分別的時候沈阿姨也哭，每次海埂冬訓送球員的時候，沈阿姨都會流淚。像沈阿姨這樣海埂基地的工作人員，從不懂球變成球迷，不計其數。
他們孩子的榮譽就是自己的榮譽。
12分鐘跑與YOYO
海埂基地火過一陣子，因為體測。
甲A時期，12分鐘跑以及YOYO體測兩個新名詞先後誕生，足協組織的冬訓體測讓甲A各隊集中在了昆明海埂基地。
“1988年，坐了三天兩夜火車來到海埂，這裡見證了體測。”宿茂臻回憶起那段歲月，難說苦不堪言。
體測是甲A時代的產物，也是一代球員的噩夢。YOYO體測，總有一批球員難通過。這裡面，郝海東和高洪波是典型的體能苦難戶。
時至今日，郝海東提起體測還念念有詞，“你能說跑不過那個就是體能不好嗎？體能也不能用田徑去衡量。”當時國安俱樂部為了幫助高洪波通過體測，專程為他聘請了一名田徑教練。
在那個時代，沒有人去討論體測的好壞。“YOYO體測就是在昆明海埂第一次實行，全是YOYO滴、滴的聲音，每個場地都在乾這個事情，以前都是煤渣跑道的球場，從早上6點鍾開始，一個隊接著一個隊跑步，一直到下午，每天一個一萬米。”長期跟隊的記者回憶起當時的場景。
“有的人把海埂當成噩夢，但對我來說那卻是天堂”，區楚良所說的很多人的噩夢大多數都關於體測。他口中的天堂，是因為海埂這個地方擁有著太好的足球氛圍。
12分鐘跑流行的時候還在90年代末，就算是單純的跑步，海埂的球場邊也站滿了球迷，球迷翹班去看球員跑步，“看台上全是人，樹上也有球迷爬上去，平場地時堆起的土坡也都站著球迷看球員訓練。”老球迷回憶道，2000年以後還是如此。
“那個時候球迷真的很瘋狂，從昆明市區騎著自行車前往海埂基地，在球員經過的大門外圍滿了球迷，球員要通過那道門去訓練，球迷蜂擁而至，那時候的女球迷特別多。”昆明的媒體人也同樣說到。“我媳婦就是在那認識的。”
當時的海埂基地交通不便利，也處在昆明的郊區外，旁邊不遠處就是村落，球員來到這裡就意味著要過很久的集訓生活。
封閉與黑車
所有關於海埂的報導裡，幾乎都會提到“大鐵門”和“狼狗”。時至今日，大鐵門和狼狗早已不見蹤影。但這兩個詞卻是封閉的象徵。
到體測那個年代，海埂與外界的聯繫從電報變成了一部插卡電話。
海埂基地裡，只有一部磁卡電話，所有的球員都只能用這一部電話跟外界聯繫，時長會出現排隊的情況。長期與外界隔絕的封閉生活，很容易讓球員厭倦，球員翻牆逃出去也成為了當時很多人私下裡達成的共識。
球員多，住的地方也相對集中，各個樓裡面的球員在無聊的時光中就會互相串門，約著一起出去。“晚上的時候海埂的大鐵門會鎖著，國腳們晚上喝完酒回來翻牆進來也是常有的事。”昆明本地的媒體人說，那個時候球員出去玩是常事。
而在夜場裡撞見知名球員在當時那個年代也不足為奇了，90年代的時候，昆明五華體育館球場有跳舞唱歌表演的地方，很多昆明本地球迷也經常去五華體育場踢球，在踢完球之後一起喝酒放鬆，偶有聽到看台下面的娛樂場所的服務生說自己見過國家隊的球員，“我們都不相信，說她吹牛”老球迷說，服務生就把筆電拿出來，上面有很多國家隊球員的簽名。
大鐵門鎖不住球員的寂寞，狼狗也看不住他們逃出去的心。
沒有手機和電腦的年代，所有的娛樂只有出去唱歌、吃飯以及打遊戲。由於海埂基地離昆明市區較遠的緣故，也就滋生了另外一個行業，黑車。
時過境遷，海埂基地以及周圍的很多東西都變了，唯一沒有變的就是基地裡面仍舊在問你“坐車不？”的黑車司機。
黑車司機回憶起自己拉過的球員及教練。
“安貞煥、李鐵、唐堯東、李章珠。”不是球迷的他卻能叫出，“亞泰、超越、建業、力帆、松江、延邊、貴州、寧夏、實德”橫跨甲A中超甚至中乙的隊伍。
不管是球員還是教練，上車後都是喜歡打電話，有了電話的年代已經消解了一大半的寂寞，“曾經有次聽到某著名球員在車上說‘怎麽不好好踢，你不好好踢想進來我有什麽辦法’”，用黑車司機的話說，他們聽到了很多不該聽的話，但聽過了就忘了，也不懂其中的含義。
他更喜歡聊球員出去吃東西，“球員出去基本上都是吃東西，基地雖然好吃，但誰也受不了天天吃。”“原來都是那種三個輪子的車，海埂附近的商場球員們想去的我們都知道，他們不願意走，都是讓我們開進去。”而海埂基地也默許了黑車的存在。
後來由於翻牆出去的人太多，各個隊加強了管理，頒布了很多禁令。黑車就成了球員們出行的唯一工具。“翻牆是有這麽回事，但是後來樓層高了加強管理之後就沒了，一般封閉了也就出不去了。”
像黑車司機李司機這樣的人大多數來自基地不遠處的海埂村，海埂村為了順應海埂基地球隊的發展，衍生了黑車司機和飯館老闆。
在海埂訓練的不僅有中國球員還有外國球員，韓國球員更喜歡吃泡菜和料理。“韓國人喜歡吃泡菜，他們每次出去吃都是去固定的地方吃料理，反正他們錢多，還請我們吃過，但我們吃不慣。我認識安貞煥的翻譯，安貞煥每次出去的時候都會打電話讓他的翻譯跟我說，拉到地方之後還要等他們，再把他們拉回去。”李司機憤憤的說，“才要100塊錢來回，我自己還要交停車費。”
雖然叫黑車司機，但他們的價格卻不黑，還是有著鄉下人的淳樸。除去吃飯，李司機拉的最多的就是帶球員去打遊戲。“男足都差不多，那些U15的孩子要去打遊戲，要借我們的身份證開卡，我說不借不借自己去。”
訓練結束，黑車司機們會在訓練場邊聊天，看到熟悉的球員招呼過來，球員看到教練在旁不好意思的說“不去了”。
“封閉，天天把他關起來是不行的。外國球隊沒有管的這麽嚴的，管的嚴也不行，我知道的。”李司機突然感慨到，他倒是經歷過不少球隊的變化，就像他自己的車一樣，不斷地更新換代。
李司機突然說起安貞煥，也不知道他現在怎麽樣了，以及大連實德。聽到已經沒有這個隊的答覆，“老了，都不來了。”他喃喃道，也不知道是在說他自己，還是再說他經歷過那些中國足球。
人口販子
海埂之所以火，跟那個年代中國足協的規定有很大關係，再加上昆明特有的高原氣候，讓海埂在職業聯賽初期成了球隊扎堆訓練的地方。
“以前整個冬訓必須全部在海埂，那時候是中國足協集中冬訓，還沒有紅塔，也是分批來的，比如甲A球隊先來一個月，完了甲B再來，然後中乙。”據雲南當地的媒體人介紹，集中訓練中國足協還專門派官員來做冬訓督促工作，組織比賽。簡稱冬訓辦。
由於冬訓辦的存在，海埂裡的球隊也有了被管理者條條框框的約束。最讓球迷激動地莫過於冬訓後期的“小甲A”比賽。
在海埂差不多一個月的時間，最後十天基本上就是以比賽為主，由於有冬訓辦的存在，這個任務就落到了冬訓辦的頭上，冬訓辦負責編排賽程，當時還是甲A，也就是所謂的小甲A比賽，天天都有比賽可以看，聯賽其實就是那裡面的縮影。
只有有些隊在這個時候還沒有確定外援。在海埂選外援，是早期職業聯賽在海埂的一大風景。
早年間，資訊不發達，每個隊選用外援的方式簡單粗暴。海埂基地在這個時候多了很多“人販子”，他們沒有什麽資訊源，只能到海埂基地來碰運氣。“全部球隊都在海埂，就形成了一個什麽現象，中國初期的經紀人，在沒有資源的情況下，組織了一幫外援，組一個隊殺到海埂基地，開始和俱樂部的人聊，需不需要外援。”
說這話的記者也曾經充當過這個角色，“也不是我運作的，因為經紀人找到我，只有兩個人非洲外援，讓我接待一下這兩個外援，找球隊試訓，經紀人給這兩個外援80美金一天，在海埂住上個把月，行的話就留下來，不行的話就回家。”
整個海埂基地，內援外援全部交織在一起，像一個市場一樣。而這些球員本身的職業更是讓人稱奇，他們可能在自己的國家是泥瓦工、業餘球員、計程車司機，到了中國就很有可能變成職業球員。
“聯賽初期，沒有特別好的資源，那個時候只要能找到老外面孔，能踢兩腳球都想來試試，那年間流行著一句話，‘人傻錢多，速來中國’，外國人拍電報給家鄉去，叫自己的親戚朋友來中國踢球，這邊的錢太好掙了。”參與過這種交易的人心知肚明，所以他們也被叫做“人販子”。
8000足記的假新聞
有一群人其實始終貫穿在海埂的各個故事裡，就是記者。
一直流傳到現在的一句話，“不上海埂就不算真的足球記者”，那個年代是不是真的有8000足記？“2000年開始我跑足球，剛好經歷了那個最火爆的冬訓年代，至少有四五百人。”
基本上大點的報社都會派記者去海埂，海埂周邊的酒店全部住滿，大多數記者都住在名聲在外的“環碧小墅”。記者回憶起那個年代不禁笑了起來。
“2000年左右的時候，網絡不是很發達，環碧小墅裡面有一根傳真線，大家都是手寫，稿件要傳回報社，那根線非常搶手，因為只有一根所以要排隊，排隊傳文字圖片。環碧小墅就是一個新聞的集中地。”
冬訓的時間長達一個多月，球員寂寞的同時記者其實也一樣，“記者在這邊住一個月，剛開始前十天挺興奮的，後二十天寫什麽，沒什麽東西可寫。所以當時假新聞泛濫。因為環碧小墅裡的記者太多了，很多新聞都是大家聊出來的，可能也不去證實，就躲在裡面寫。”採訪過當年盛況的記者介紹，由於假新聞就發生了當時很有名的約架事件。
時任四川全興隊主教練塔瓦雷斯，因為聽說了一名記者寫的假新聞，就要和當時那名記者約架，塔瓦雷斯也留下了那句經典的話語，“我要向一個男人一樣揍他。”當時也引發了記者圈內的轟動，很多人來環碧小墅圍觀，最終卻不了了之。
記者多，資訊流通不發達，報紙需要版面，球迷也關注。那個年代的新聞報導也產生了很多問題，“幾百個記者在那，就那麽一點內容，記者開始分撥，每天報紙的版面留很多給前方記者，但其實前方也沒有那麽多新聞元素，每天都是正常訓練也沒有那麽多花邊新聞，就出現了很多杜撰的稿件。”
採訪過當年盛況的記者描述，記者的生活上午一起喝茶，踢球，自娛自樂。還有一項固定的任務，就是幫助球隊出黑板報。
因為冬訓辦的存在，要求每個球隊周一出粉筆字的黑板報，愛國主義教育或者是訓練相關，需要字寫的好還會畫一些東西，黑板報的任務大多都落在了本地的隨隊記者身上。
足夠多的足球資源，讓海埂這個地方也成為了很多年輕足記夢開始的地方。
雖然長與孤獨為伴，一名國安的跟隊記者想起那段歲月並不覺得苦，“有一年大年三十，跟著國安隊在海埂基地裡放完鞭炮，吃完餃子，發現自己沒有住的地方，也打不到車。就自己一個人背著包，從海埂基地往回走，頂著星辰自己一個人走在滇池路上，也不知道苦，就想著回去寫一篇稿子。”
孤獨是常態，但是他們的文字記錄下了海埂，記錄下了關於中國足球的記憶。
回不去的故鄉
從回憶裡走出來，發現沒了大鐵門、沒了狼狗、沒了體測那個灰頭土臉的年代，也沒了環碧小墅以及曾經文字裡記錄的一切。
海埂的基地裡還有著訓練的球隊，但不會有追隨而來的球迷，即使國家隊來到這裡，也有人會問一句，“他們是誰”。
海埂基地也從封閉慢慢的打開了“大鐵門”，基地裡的條件在一次又一次的翻新後變得越來越好，往常沒有球隊來冬訓時，基地也向昆明本地球迷開放。海埂也從單一的足球慢慢轉變成了一個綜合性的基地，游泳、散打、籃球、高爾夫，孫楊也是這兒的常客。
基地門口原本熙熙攘攘的夜市攤位也被整齊劃一的綠化帶所取代，小餐館也隨著時代的進展而被拆遷淘汰。現在路過海埂，除了以往冬季能看到的紅嘴鷗，這裡再也看不到當初的不一樣的關於足球的“繁華”。
海埂，對外地來這的人，已不單單是足球了。
昆明人喜歡足球，沒有職業足球的日子裡，所有的業餘球場都會人滿為患。常年適宜的溫度，也給踢完球疲憊的人帶來了一絲晚霞。
沒有那個年代的自行車和三輪車，但不影響昆明人對足球一直的熱愛，但海埂，跟他們又有什麽關係呢？
再過一段時間，中超和中甲的球隊會陸續抵達海埂進行第一階段的冬訓，恢復和那個年代不一樣的熱鬧。就像每年冬天都會來這過冬的紅嘴鷗一樣，過了這個溫暖的冬天它們就會離開。
有句話一直很火，“回不去的故鄉，融不進的城市”雖然那個年代的記憶還能斷斷續續的找到，但可能再也回不去那個年代。每個球隊都在代表自己的城市在打拚，而故鄉海埂一直都在那裡。
昆明海埂基地的負責人說，“海埂基地見證了中國足球的發展和衰落，它永遠是中國足球的符號。”
我們一直都在趕路，但記得想家。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