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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名下的蒼涼:胞弟眼中的張愛玲

張愛玲曾在1944年5月發表的散文《童言無忌》中這樣描寫她唯一的弟弟:“我的弟弟生得很美而我一點也不。我比他大一歲,比他會說話,比他身體好,我能吃的他不能吃,我能做的他不能做。有了後母之後,我住讀的時候多,難得回家一次,大家紛紛告訴我他的劣跡,逃學、忤逆、沒志氣……”

張愛玲筆下那個“很美”而“沒志氣”的弟弟,名叫張子靜(1921-1997)。張愛玲辭世之後,有感自己“風燭殘年、來日苦短”的張子靜,決定把自己所知道的一些事情寫出來。在文章中,張子靜真情回憶姐弟往事、家庭變故、人世滄桑,其中不乏鮮為人知的細節。

1995年中秋次日,從太平洋彼岸傳來姐姐離開人世的消息。那幾天,我的腦中一片空白,時常呆坐半天,什麽也想不出來。再讀《童言無忌》中的“弟弟”,重溫那些熟悉的文字,我的眼淚終於忍不住汩汩而下,“很美”的我,已經年老;“沒志氣”的我,庸碌大半生,仍是一個凡夫。父母生我們姊弟二人,如今隻余我殘存人世了。

這麽多年以來,我和姐姐一樣,也是一個人孤單地過著。但我心裡並不覺得孤獨,因為知道姐姐還在地球的另一端(美國),和我同存於世。尤其讀到她的文章,我就更覺得親。姐姐待我,亦如常人,總是疏於音問。我了解她的個性和晚年生活的難處,對她只有想念,沒有抱怨。不管世事如何幻變,我和她是同血緣、親手足,這種根底是永世不會改變的。

幼年時期的張愛玲與弟弟張子靜 在天津法國公園

顯赫家世下的悲劇童年

以前評介我姐姐的文章,或多或少都會提到她的顯赫家世。我們的祖父張佩綸,光緒年間官至都察院侍講署佐副都史,是“清流黨”的要角;我們的祖母李菊耦則是李鴻章的大女兒。母系的黃家—首任長江水師提督黃翼升,以及後母系的孫家—曾任北洋政府國務總理孫寶琦,也都間接或直接地對我姐姐有所影響。

我們的父親和母親,一個是張禦史的少爺,一個是黃軍門的小姐,結婚時是一對人人稱羨的金童玉女。5年之後,1920年9月,母親生下姐姐,小名小煐;次年12月生下我,小名小魁。

我開始有記憶的時候,我們家已經從上海搬到天津,住在英租界一個寬敞的花園洋房裡。那是1924年,姐姐4歲,我3歲。那時我父親和同父異母的二哥分家不久,名下有不少房屋、地產。我母親也有一份豐厚的陪嫁,日子過得很寬裕。但不久父親結識了一班酒肉朋友,開始花天酒地,嫖妓、養姨太太、賭錢、吸大煙,一步步墮落下去。

母親雖然出身傳統世家,思想觀念並不保守。尤其受五四運動及自身經驗的影響,她對男女不平等及舊社會的腐敗習氣深惡痛絕。對於父親的墮落,母親不但不容忍,還發言乾預,這就和父親有了矛盾。

我姑姑也是新派女性,站在母親這一邊。後來她們發現兩個女人的發言對一個男人並不產生效力,就相偕離家出走以示抗議—名義上是出國留學。那時我母親28歲,已有兩個孩子。這樣的身份還要出國留學,在當時的社會是個異數。

十多年裡,我們家從上海搬到天津,又從天津搬回上海,然後母親遠走英國,又回到上海家中,與父親離婚後再次出國。但姐姐與我一直生活在一起,直到1938年她逃離這個家。

父母離婚後,父親為我們找了個後母。

記得後母剛進門那段時間,和我姐姐表面上還保持著禮節性的見面招呼,偶爾也談談氣象,聊聊日常生活。

那年暑假,姐姐在父親書房裡寫作文,寫完放在那裡,到舅舅家去玩。後母無意中看到這篇作文,題目是《後母的心》,就好奇地看下去。

這篇文章把一個後母的處境和心情刻畫得十分深刻、細膩。後母看完很感動,認為姐姐這篇作文簡直就是設身處地為她而寫的。後來凡有親友到我家,後母就把《後母的心》這篇文章的大意說個不停,誇姐姐會寫文章。

1937年夏,姐姐從聖瑪利亞女校畢業。她向父親提出要到英國留學,結果不但遭到拒絕,還受到後母的冷嘲熱諷。父親那時經濟狀況還沒有轉壞,但他和後母吸鴉片的日常開支太多,捨不得拿出一大筆錢來讓姐姐出國。姐姐當然很失望,也很不高興,對父親及後母的態度就比較冷淡了。

1937年秋,姐姐和後母發生衝突,後母罵了她,還打了她一巴掌。姐姐拿手去擋,後母卻說姐姐要打她,上樓去告狀。父親不問青紅皂白,跑下來對姐姐一陣拳打腳踢,把姐姐打得倒地不起還不罷手。他打姐姐時嘴裡一直說著:

“今天非打死你不可!”

幸虧祖母留下的老傭人何乾不顧一切地把他拉開,姐姐才沒有真的被他打死。

姐姐當著全家大小受這一頓打,心裡的屈辱羞恨無處發泄,立即想要跑出去。但父親已下令關門,連鑰匙也沒收了。之後,姐姐就被軟禁在樓下一間空房間裡。除了照料她生活起居的何乾,父親不許任何人和她見面、交談;也囑咐看守大門的兩個警衛務必看緊,不許姐姐走出門。

姐姐在那空房裡也沒閑著,每天清晨起來後,她就在落地長窗外的走廊上做健身操,鍛煉身體,偷偷地為她的逃走做準備。後來她得了痢疾,身體虛弱,每天的健身操才停了。

父親從何乾那裡知道姐姐患了痢疾,卻不給她請醫生,也不給她吃藥,眼見病一天天嚴重。何乾唯恐發生什麽意外,就躲過後母,偷偷告訴父親。何乾是我祖母留下的老女仆,說話比較有分量。父親也考慮到,如果撒手不管,萬一出了事,他就要背上“惡父”害死女兒的壞名聲。於是父親選擇了消炎的抗生素針劑,趁後母不注意的時候到樓下去為姐姐注射。這樣注射了幾次後,姐姐的病情控制住了。加上老保姆何乾的細心照料和飲食調養,姐姐終於恢復了健康。

1938年初,姐姐趁兩個警衛換班的空檔,偷偷從這座她出生的房子逃了出去,再也沒有回來。

1944年,姐姐在《天地》月刊第十期發表《私語》,把她被軟禁、生病、逃走的經過細說了一遍,但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她漏寫了一段,就是父親幫她打針醫治。父親後來看到這篇文章,除了難堪與矛盾已經無法生氣—那時姐姐已是上海最紅的作家了。

姐姐不屑為我寫稿

1943年秋,上海正值“孤島時期”,我和幾位同學決定合辦一個刊物—《飆》。希望在那個苦悶的年代,《飆》能帶來一陣暴風雨,洗刷人們的苦悶心靈。記得當時約到稿件的名家有唐弢、董樂山等。但編輯張信錦對我說:“你姐姐是現在上海最紅的作家,隨便她寫一篇哪怕只是幾百字的短文,也可為刊物增色不少。”我想也有道理,就去找姐姐約稿。

還沒走到姐姐的住處,我就想到這樣貿然前去似乎不大穩當。姐姐當時可說是紅得發紫,向她約稿的著名報紙雜誌很多,她成天在家裡做一個“寫作機器”也應付不了那許多約稿。果不其然,聽完我的來意,她一口回絕:“你們辦的這種不出名的刊物,我不能給你們寫稿,敗壞自己的名譽。”說完她大概覺得這樣對我不像個姐姐,就在桌上找出一張她畫的素描說:“這張你們可以做插圖。”—她那時的文章大多自己畫插圖。

我從小被姐姐拒絕慣了,知道再說無益,就匆匆告辭。

回來之後,沮喪中,張信錦說:“那就請子靜先生寫一篇關於你姐姐特點的短文,這也很能吸引讀者。”

我擔心姐姐看了會不高興,而在報上寫出聲明或否認的文章,但張信錦說:“不會吧?一來你是她弟弟,她怎麽能否認?二來稿子的內容一定無損於她的聲名形象,只有增加她的光彩,凸顯她不同於凡人的性格,我保證不會出什麽問題的。”

張信錦的分析鼓舞了我的勇氣。於是我憑著自小對她的觀察,寫了《我的姐姐張愛玲》:

她的脾氣就是喜歡特別:隨便什麽事情總愛跟別人兩樣。就拿衣裳來說吧,她頂喜歡穿古怪樣子的。記得三年前她從香港回來,我去看她,她穿著一件矮領子的布旗袍,大紅顏色的底子,上面印著一朵一朵藍的大花,兩邊都沒有紐扣,是跟外國衣裳一樣鑽進去穿的。領子真矮,可以說沒有,在領子下面打著一個結子,袖子短到肩膀,長度隻到膝蓋。我從沒有看見過這樣的旗袍,少不得要問問她這是不是最新式的樣子,她淡漠地笑道:“你真是少見多怪,在香港這種衣裳太普通了,我正嫌這樣不夠特別呢!”嚇得我不敢再往下問了。我還聽別人說,有一次她的一個朋友的哥哥結婚,她穿了一套前清老樣子繡花的襖褲去道喜,滿座的賓客為之驚奇不止。上海人真不行,全跟我一樣少見多怪。

還有一回我們許多人到杭州去玩,剛到的第二天,她看報上登著上海電影院的廣告—談瑛做的《風》,就非要當天回上海看不可,大夥怎樣挽留也沒用。結果只好由我陪她回來,一下火車就到電影院,連趕了兩場。回來我的頭痛得要命,而她卻說:“幸虧今天趕回來看,要不然我心裡不知道多麽難過呢!”

她不大認識路,在從前她每次出門總是坐汽車時多,她告訴車夫到哪裡去,車夫把車開到目的地,她下車去,根本不去注意路牌子。有一次她讓我到工部局圖書館去借書,我問她怎麽走法,在什麽路上,她說路名我不知道,你不要覺得奇怪,我們國學大師章太炎先生也是不認識路的。大概有天才的人,總跟別人兩樣點吧。

她能畫很好的鉛筆畫,也能彈彈鋼琴,可她對這兩樣並不十分感興趣。她還是比較喜歡看小說。《紅樓夢》跟英國小說家毛姆(代表作《人性枷鎖》等)寫的東西她頂愛看。……還有老捨的《二馬》、《離婚》、《牛天賜傳》,穆時英的《南北極》,曹禺的《日出》、《雷雨》,也都是她喜歡看的。她現在寫的小說,一般人說受《紅樓夢》跟毛姆影響很多,但我認為上述其他各家給她的影響也多少有點。

她的英文比中文好,我姑姑有一回跟我說:“你姐姐真有本事,隨便什麽英文書,她都能拿起來就看,即使是一本物理或化學。”她是看裡面的英文寫法。至於內容,她不去注意,這也是她英文進步的一個大原因。她的英文寫得流利,自然,生動,活潑,即使我再學十年,也未必能趕得上她一半。

她曾經跟我說:“一個人假使沒有什麽特長,最好是做得特別,可以引人注意。我認為與其做一個平庸的人過一輩子清閑生活,終其身,默默無聞,不如做一個特別的人,做點特別的事,大家都曉得有這麽一個人;不管他人是好是壞,但名氣總歸有了。”這也許就是她做人的哲學。

這篇短文於1944年10月在《飆》創刊號發表後,果然吸引了不少讀者。姐姐給我的那張素描《無國籍的女人》也配在我那篇文章的版面上。這是我們姐弟此生唯一的圖、文合作。雜誌出版後,我拿了一本給姐姐,她看了我的“處女作”,並沒有表示不悅,我才放了心。

1995年秋,張愛玲去世後一個月,張子靜在其上海的居處,手邊是《張愛玲全集》

為愛情“萎謝”

姐姐在才情上遺傳了我父親的文學素養與我母親的藝術造詣。但在相貌上她長得較像父親:眼睛細小,長身玉立。我則較像母親:濃眉大眼,身材中等。不過在性格上又反過來:我遺傳了父親的與世無爭,近於懦弱,姐姐則遺傳了母親湖南女子的剛烈,十分強悍,她“要的東西定規要,不要的定規不要”。這樣的性格,加上我們在成長歲月裡受到種種挫擊,使她的心靈很早就建立了一個自我封閉的世界:自衛,自私,自我耽溺。

姐姐與胡蘭成相識,是在1943年12月。胡蘭成在蘇青主編的11月號《天地月刊》上讀到姐姐的《封鎖》,“才看得一二節,不覺身體坐直起來,細細地把它讀完一遍又讀一遍。”他從蘇青那裡取得姐姐在“靜安寺路赫德路口192號公寓6樓65室”的地址,就去登門求見。當天未蒙姐姐接見,但留下名片。第二天姐姐即打電話給他,此後二人就開始了往來。到了1944年8月,胡蘭成與前妻離婚後,他們就秘密結婚了。

胡蘭成寫《評張愛玲》並發表的那段時間,正是姐姐與他的熱戀期,只是當時我未能從那些溢美之詞中讀出弦外之音。胡蘭成在文章中說:“張愛玲先生的散文與小說,如果拿顏色來比方,其明亮的一面是銀紫色的,其陰暗的一面是月下的青灰色。……和她相處,總覺得她是貴族。其實她是清苦到自己上街買小菜。然而站在她跟前,就是豪華的人也會感受威脅,看出自己的寒傖,不過是暴發戶。”

胡蘭成當時官拜汪偽維新政府宣傳部政務次長。他能言善道,筆底生花,姐姐與他認識後一往情深,不能自拔,也不忌諱他的“漢奸”身份。姐姐聰明一世,愛情上卻沉迷一時。這段婚姻沒給她安穩、幸福,反倒是一連串深深的傷害。胡蘭成說她“不會跌倒”,她卻為胡蘭成跌倒了。

姐姐最後不得不無奈地說:“我想過,我倘使不得不離開你,亦不致尋短見,亦不能再愛別人,我將只是萎謝了。”

不辭,而永別

1951年,有一次我去看姐姐,問她對未來有什麽打算。我們雖然不談政治,但對政治大環境的改變不可能無知。新中國成立之後種種的變化都更激劇,也許她已經預見“更大的破壞要來”了。但她默然良久,不作回答。

1952年,我調到浦東鄉下教書。那時大家都忙著政治學習,我也較少回上海市區,和姐姐見面的機會就少了。8月間,我好不容易回了一次市區,急急忙忙到她住的公寓找她。姑姑開了門,一見是我就說:“你姐姐已經走了(去了香港)。”說完就關上了門。

我走下樓,忍不住哭了起來。街上來來往往都是穿人民裝的人。我記起有一次她說這衣服太呆板,她是絕不穿的。或許因為這樣,她走了,走到一個她追尋的遠方,此生再沒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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