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蘭成：孤獨的周作人

孤獨的周作人

隨手翻翻《苦竹雜記》，覺得周作人實在是大可佩服的，雖然有著一些保留。

讀書如此之多，而不被書籍弄昏了頭，處世如此平實而能不超俗，亦不隨俗，真是大有根底的人。在這凡事急促、局限而潦草的時代，他使人感覺餘裕。可是對於那時代的遺老遺少，以其沉澱為安詳，以其發霉為靈感之氤氳者，他所顯示的卻是是非分明，神清氣爽的一個人。

然而懂得他的人似乎並不多。弄政治的人尊敬他的聲望，可是從來就和他談不來。革命青年，又怪他不來長官革命，說他是落伍了。而剩下一些捧他的人，也並不比政客或革命青年更能了解他。

政客不必談，因為他們從來不把誰當作人去要求了解的。革命青年呢，我以為倘肯虛心地想一想，周作人在他的一面實在是提供了可寶貴的貢獻。因為革命青年之中很多人只是公式地看取政治的與社會的制度，卻不知道如何去注意這政治的與社會的制度的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一面。周作人後期幾乎是不談政治，連社會的制度那樣的名詞都很少見他觸及。他隻寫些關於平平常常的生活的文章。可是這平平常常的生活，正是政治的與社會的制度的全面滲透，使我們更切實地了解這時代的。

大概因為辛亥革命以來，政治的社會的變革反覆了無數次，而人們的日常生活卻仍然停滯在原地方的緣故，才使周作人發生這樣的觀念；從日常生活革新起，從人們的生活情調與生活智識革新起，所以變成人文主義者的吧。因為對政治的理解沒有修養，也不措意，又因為人文主義的誡條是明事理，體忠恕，就使他漸漸地離開一切面紅耳赤的爭鬥了。正如他自己所說：“一、有話未必可說，二、說了未必有效，三、何況未必有話。”他只是想做一個平實的人（不是平淡，也不是平凡，而是平實）。

也可以說是因為離開一切面紅耳赤的爭鬥，他這才有觀察人生的餘裕的。然而他又決非旁觀者。是非於他是這樣的分明，他將如何表示，而不致牽入面紅耳赤的爭鬥呢？現實的生活又確是到處充滿著面紅耳赤的爭鬥，周圍的人們都在這麽急促、局限，而潦草的過著日子，他將怎樣保持人生的餘裕呢？這就使他踱進了民俗學的園子，在那裡尋得回旋的余地，並且從明清人的小品文和日本人的小品文去找題材，提出嶄新的見解，非常恰當而深刻地用前人的事物與言語來說明現實生活，正如借用太陽的反光來照明月球，使大家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見一樣。

可是缺點也就出在這裡，借用題材，難免被題材所限，終不如直接以當天發生的事情做題材的親切。倘說周作人與魯迅有何不同，則可以說周作人取材於明清人和日本人的小品文，而魯迅則取材於報章和雜誌。而且，人們對於這時代的變動的憤怒與喜歡，究竟淹沒了對於小事物的愛好，而從周作人的文章裡所看到的情緒上的餘裕，也只能引起悵觸而已。人是要求餘裕的，倘然過的是劇烈而迫促的生活，則要求以這劇烈而迫促的生活為題材，而從這裡面去發現情緒上的餘裕，但周作人的文章卻是以餘裕的生活為題材而示人以餘裕。這是青年人之所以不易和周作人的文章親近的緣故。

有人以“少年愛綺麗，壯年愛豪放，晚年愛衝淡”，來解釋青年人程度之低，而把周作人拉到老年人的那一夥裡去，一些少年而已老成的人們深以自己已能賞識“衝淡乃文章之最高境界”，做了周作人的朋友與門生為榮，他們其實是並不認識周作人的。

末了，還有一點余談，我覺得周作人晚年的文章，造句時或夾入之乎者也，自稱為“不佞”，也是一個小毛病。可是學他的人似乎正喜歡這些。

本文來源：一九四三年十月上海《人間》第一卷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