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接班人》為例的考察
編者按
小說《接班人》講述的是知識青年如何在老一輩的教育下獲得政治視野，使平凡的理發師工作變得有意義。這是一篇業餘文學愛好者創作的在今天看來並不成功的短篇小說——這一現象本身就體現了社會主義文化“文藝大眾化”的要求，即體現為創作對象也體現為創作主體的大眾化。這篇作品吊詭之處在於，由於業餘作者的身份，小說既無意識地表達了“時代話語”日漸“教條化”的現實狀況；同時作品本身又體現出創作者對這套觀念性話語的深信不疑。也即這篇小說作為一種“時代的症候”，留給我們的問題是，觸及創作者感性世界的真實體驗為什麽只能被日漸“教條化”的語言所表達？
本文發表於《現代中文學刊》2016年第2期，感謝作者惠賜本文！
一
蔡翔則在《革命/敘述 中國社會主義文學—文化想象（1949—1966）》一書中進一步詳細的闡述了“物”、“消費”、“日常生活”在1960年代所引起的焦慮，在蔡翔看來，“在物質相對豐裕的1960年代，尤其在城市，某些消費主義的‘症候’已經隱約出現”，而由此引發的社會主義對“物”的警惕乃至焦慮與之正構成了“文化政治或者政治的文化衝突”，傳遞出的是“工業化時代向消費時代悄悄轉折的信號” [iii]，蔡翔直言：“如果說，在1950年代，物質豐裕的‘現代’成為一種控制社會的總體性的力量（這一力量導致了‘生產’的正當性），那麽在1960年代，‘生產’（物質豐裕）卻引起了‘革命’的焦慮”[iv]。“日常生活的焦慮”或者說“物的焦慮”所反映的正是當革命的理念貫徹入社會主義的建設和治理之中、當現代性的需求和革命的理念相互碰撞時，所產生的矛盾與衝突。
這一矛盾與衝突構成了1960年代的時代主題，也構成了1960年代的文學藝術創作的大背景，換言之，此一時期相當一部分的文藝創作所要表達的主題都致力於用“革命的理念”對“日常生活的焦慮”予以克服。儘管這“焦慮”在不同的文學文本中表現的不盡相同，教育的方式卻大同小異，比如在話劇《千萬不要忘記》的結尾，問題青年丁少純在爺爺的教誨下幡然醒悟，唐小兵認為這幕話劇是用“最傳統的忠孝馴服”取代了“革命”的基本價值，來召喚“革命接班人”，由此，傳統父權體制的壓製壓抑了時代真正的焦慮。老一輩人充當教育者的角色，苦口婆心規勸“誤入歧途”的青年人，確實在前三十年文學中屢見不鮮，不過此種“傳統”究竟是前現代社會的“父權體制”傳統還是延安以來的革命傳統，恐怕需要進一步追問。蔡翔在分析《千萬不要忘記》和《年青的一代》這類作品時，也注意到了教育的問題，他認為這兩部話劇中通過把“革命史”轉化為對“家史”的敘述重新確認了“‘老人—青年’的‘教育與被教育’的合法關係”[v]。也即是說，在這些文本中，不僅文本本身承擔者“教育”的功能，在文本內部，完成“教育”手段的也是“教育”——老人對青年的諄諄教誨。
文化藝術承擔著教育的功能，並不奇怪——在新中國的語境中，“教育”從來就不簡單的體現為學校教育系統，而是一場面面俱到貫穿全社會的文化實踐。大到社會運動，小到個人生活，無論是文化藝術、還是生產勞動，都或者是教育的對象，或者是教育的手段，最終要達到教育的目的——旨在建立一種新的意識、思想、文化和歷史理解，1960年代的文藝創作自然也不例外；而老一代人的重新出場，不僅意味著對革命傳統的征用，同時也說明，對於1960年代的年青人，“接受教育”是一件異常嚴峻的事情。能不能有效的用“革命理念”克服“日常生活的焦慮”，關乎的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在“文化長官權”上的爭奪。如果處理不好這一問題，“革命中國”將會面臨著“解體”的危機。
因為“日常生活的焦慮”投射的是一種普遍的結構性危機的存在：歷經十年建設，社會主義中國已經形成了初步的國民經濟體系，生產、分配、消費領域的差異在此時凸現，而城鄉、農工、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間的差距也日益增大，三大差別無法消除，修正主義滋生，導致社會生活的現實土壤在不斷生產著無產階級的“敵人”。這種結構性危機的嚴峻性還在於，如果說，1950年代末的“大躍進”運動曾試圖對近十年所產生的官僚機構的常規化以及新形式不平等等問題予以克服，那麽進入1960年代，新的局面則是由於“大躍進”的失敗而把問題進一步加劇了的社會狀況。
以“教育”為手段，意味著，面對如此“危機重重”的社會狀況，難以通過改善現實的生產關係來調整這一社會結構，而是致力於調動人們的“主觀能動性”來反作用於生產關係，通過提高人們的思想意識、政治覺悟來克服“危機”，在思想領域對“日常生活的焦慮”予以鬥爭，以“主觀”改變、創造“客觀”。“培養社會主義的接班人”即在這一語境中展開。
像丁少純、林育生這樣的青年，正處於此種社會狀況中。針對這一時期的青年人，國家意識形態話語不斷的強調意義感，要求把超越性的人生意義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連、要求年青人以共產主義道德來作為自身的行為準則。可另一方面，國家的現代化建設所依賴的發展模式不斷在產生等級制度、特權階級。也即，這一代青年人被要求在思想層面克服現實生活中實際的差異性結構。生產關係不斷產生實實在在的“不平等”，而這一代青年人卻需要把這種“不平等”納入到一種全新的對世界的想象中，通過一種想象性的革命理念既接納這種“不平等”的現實存在，又要對其消化、克服、轉化，防止革命走向自身反面的同時，還要開創出一個超越性的、總體性的生活世界。
而對於即將畢業的青年學生來說，首當其衝面對的問題就是“就業”。選擇什麽樣的職業，是一個在現實層面關乎自身發展的重大問題——由三大差別所形成的等級製社會結構而導致的勞動分工，不僅意味著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區別，有時候還彰顯著“體面與不體面”的尊嚴感。
如何選擇，體現的是能否實現自我克服、自我教育，能否重新認識被傳統價值觀視為“平凡”“低人一等”的工作，能否在這樣的工作中獲得自我價值找尋到人生意義，並且，最終在“意義感”的召喚下自覺自願的服從安排。
本文所試圖解讀的小說《接班人》，就講述了一個高中畢業生，如何用“大話語”對“理發師”這樣一種看似“低人一等”的職業觀進行克服的過程。不過，引起我注意的並不是“克服”本身，儘管作者“一廂情願”的讓小說中的人物成功的進行了“自我克服”，然而，就文本內部的邏輯而言，這場克服其實是失敗的，是用一種“教條化”的方式完成的，也正因創作者的業餘，無意中表達出了“時代話語”日漸“教條化”的狀況；然而，作品本身又體現出創作者對這套觀念性話語的深信不疑。也即，通過這篇小說的文本內外，讓我更感興趣的是，觸及創作者感性世界的真實體驗為什麽只能被日漸“教條化”的語言所表達？
二
短篇小說《接班人》發表於1963年第6期《上海文學》上，作者是楊秀昌，沒有找到關於作者的更多資訊，不過從這一期《上海文學》“本刊編輯部”的推介撰文來看，楊秀昌應該是一位愛好文學創作的業餘作者。這篇就藝術而言不甚成熟的作品能在《上海文學》上刊出，得益於《上海文學》從同年三月舉辦的《燦爛的生活》征文活動，這次征文，針對的對象是“廣大的業餘文學工作者”，要求是“反映當代鬥爭生活的作品，使文學更有力地為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服務”[vi]；時代要求文藝大眾化，不僅表現在創作對象上，也體現在創作主體上，這也是意圖打破專業作家體制的一種努力；而且業餘作者的創作也更能折射出社會普遍的看法，也恰是這篇構思不夠精巧的作品，為我們進入1960年代提供了一種別樣的視角，呈現出了文本之外的社會情感結構以及裹挾在其中的普通人的情感模式。 故事講述了一個生活在城市中沒有考上大學的高中畢業生，如何從最初看不起理發師這一行業，到最後熱愛並成為理發員的轉變過程。
取《接班人》為題目，就內容而言，指的是主人公“我”最終接了理發師的班，從此以理發為業。寫理發師，卻以“接班人”為題，象徵意味很明確。“接班人”在中國語境中明確指稱建國之後繼承共產主義事業的年青一代；進入1960年代，隨著中國在現代化建設過程中遭遇到的新困境，以及中蘇關係交惡所帶來的中國社會將要“變修”的危機感，對“接班人”的培養也進入全面展開的階段。“接班人”被寄予厚望，肩負著“反修防修”的重任，這一培養方案的成功與否將直接關係著中國的未來。如果說，馬烽在1954年創作的短篇小說《韓梅梅》所處理的“青年人未來出路問題”還囿於就業危機層面的話；那麽到了1960年代，“接班人”的提出則直接把這個問題上升到了國家政治層面，青年人何去何從與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休戚相關，青年問題的嚴峻和迫切也由此可見一斑。
在此文中，這名業餘作者把包含著如此巨大能量的“接班人”，當作標題安置在一篇小而又小的習作上，一方面折射出關於“接班人”的話語表達已經彌漫在普遍的社會氛圍中；另一方面，賦予“理發師”以“接班人”的“地位”，至少對於作者本人而言，就不是站在一般的意義上去看待一份普通的工作，而是以大局觀、大視野超越了這份工作——小人物獲得大視野，從而發揮自己政治上的“主觀能動性”——首先發生在作者身上，然後，才發生在作者的創作中；亦即，這是一個被培養起來的“接班人”意圖在自己的作品中，也“培養”一名“接班人”，讓自己筆下的人物通過獲得政治視野，超越“理發師”的職業局限，成長為革命的接班人。
把“理發師”與共產主義的“接班人”貫通，是因為每一種職業都被鑲嵌進了“為祖國服務”的體系中、都被納入進革命事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中，這樣的意義感、崇高感使一份平凡的職業不再平凡而充滿價值；不過，“理發師”這一職業在1960年代的中國語境中，還不全然等同於一份普通的工作；作為服務性行業的一種，在解放前的城市中，“剃頭的”與“修鞋的”一樣，是最低人一等的，不僅在於這是“伺候人”的行業，還在於缺乏技術含量；而且像上海這樣的城市，“剃頭司機”、“修鞋的”“小裁縫”大都來自於蘇北地區，因為經濟落後的緣故，大批蘇北人來到上海以從事苦力、碼頭工人等職業為生，生活習慣也被認為粗魯沒文化；所以，“老上海”向來瞧不起蘇北人，那就更別提“剃頭的”了。技術含量低是一方面原因，更主要的是這一職業與一整套粗俗的生活方式相聯。儘管小說並沒有呈現出明顯的地域背景，但理發這一行當，即便在新中國成立之後，相比較同屬體力勞動的“工人”，也更難獲得尊嚴感。
一邊是地位低下的“理發師”，一邊是承擔建設社會主義重任的“接班人”，在一般性的理解中，這兩者地位天懸地隔；要把這兩者相提並論、等而視之，意味著要讓一份“伺候人”的工作不僅獲得尊嚴感，而且還擁有使命感，這是一件異常艱難的任務；不過透過作者創作本身可以看到，新中國的教育實踐，在相當程度上是成功的，且看作者是如何讓他筆下的人物也同樣獲得使命感。
這篇小說的一個特點是敘述者是第一人稱“我”，又以諸多心理描寫為主，恰好為我們展現了一個主體被召喚的過程。
小說寫於1963年，以倒敘的方式展開：
……當我整理好最後一把剃刀的時候，再也抑製不住內心的激動，回想起我這難忘的一年：
去年夏天，高中畢業後沒有考上大學，真是難過極了。整天待在家裡，唯恐碰見自己的親戚朋友，特別是聽說有些沒有升學的中學生要安置到各種服務性行業上去的時候，真如冷水澆身，心想一個高中畢業生，去做這種工作，真是太沒出息了。[vii]
“我”是一個沒有考上大學的高中生——這一人物設定精心，針對性很強，直接面對的就是“中學生就業”以及“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的問題。與馬烽寫作《韓梅梅》的背景相似，由於教育資源的不夠充沛，尤其是大專院校的匱乏，無法滿足相當一部分中學畢業生繼續升學的願望；因此一大批中學畢業生就面臨著現實就業選擇的問題。與農村受過教育的學生不願意參加農業生產一樣，這批城市裡受過教育的青年學生，看不起體力勞動，不願意從事與體力勞動相關的工作。小說中的“我”就是這樣一個經過普及教育之後以從事服務性行業為恥的中學畢業生。設定在“我”身上的難題，其實要比破除“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的差異更難也更微妙。
這段話的情感邏輯也與此相關。“我”首先是“難過極了”，由考試失利而帶來的挫敗感不難理解，不過繼續分析，挫敗感具體是什麽呢？小說在後文中提到“我”“一心向往著大學生活，想將來當上什麽家，名揚四海”，那麽可知，挫敗感首先就源於“我”無法成為自己想要成為的一類人，這關切到自我價值的實現，而自我價值在此處等同於某一領域的專家、大知識分子。挫敗感如此強烈，以至於難過得“整天待在家裡”，“唯恐碰見自己的親戚朋友”，雖然沒有展開描述，小說也絲毫沒有交代“我”的家庭背景，不過這句話要傳達給我們的資訊卻是：在中學生即可稱之為知識青年、大學資源普遍匱乏的60年代，沒有考上大學，讓“我”覺得會在親戚面前抬不起頭，那麽“我”的這一主觀判斷有沒有現實基礎呢？不得而知。後一句似乎提供了依據——“特別是聽說有些沒有升學的中學生要安置到各種服務性行業上去的時候，真如冷水澆身”，“特別”兩字更強調了落差之大：“我”失去了“成名成家”的機會已經夠沮喪了，竟至於要淪落到“服務性行業”上去，那是真如冷水澆身透心涼。這句心理描寫在寫出了我對“服務性行業”拒斥的同時，也描繪出了“我”的職業觀：知識分子尤其是專家名家高人一等、服務性行業低人一等。這不僅僅是腦力勞動高於體力勞動的觀念，還包含著普遍的文化心理：中國傳統社會中，伺候人的行業總是低人一等，而在新中國成立之後的社會機制中，服務行業隸屬於服務業，難以獲得尊嚴感，相比較，像工人這樣的職業因為與國家大力發展重工業的目標相吻合，即便是體力勞動，也能獲得人們的尊重與重視；比如在《韓梅梅》中，自視頗高的張偉就嫌棄在機構裡當勤務員“沒出息”，因為“那是伺候人的差事”，轉而去當工人，而他的母親就整天宣傳“工人是最吃香的。聽說工人是長官”[viii]。
而通過“聽說沒有升學的中學生就要安置到……”這樣的表達方式，還能隱約讀到對“被安置”同樣抱著不值態度的未出場者。
那麽這段敘述就傳遞了這樣一些資訊：認為“高中生”而去從事“服務性行業”是“沒出息”的這一價值觀，不單是小說中的“我”所有，而且至少沒有出場的“我”的親戚、和“我”周圍的一些人也同樣共享。
這群共享同樣價值觀的未出場者與對韓梅梅“明目張膽”冷嘲熱諷的村裡人是同一類人；不過，這個群體，在兩篇小說中的“待遇”大相徑庭，小說《韓梅梅》中，這群人生活在“光天化日”之下，他們的話語，與國家政治話語幾乎要平分秋色。但是在此篇小說中，這群人卻成了失語的隱秘群體；他們似乎環繞在“我”的生活世界，但是讀者卻得費九牛二虎之力才能捕捉到他們的身影。讀者只要稍微想象“他們”如何繪聲繪色對“我”講述“被安置”的不幸，就會發現，作者在描寫“我”的心理活動時，是怎樣的選擇性無視這個並非不重要的群體了。
就小說的創作主題而言，接下來應該是破除以“體力勞動”、“服務性行業”為恥的觀念——不是通過追問社會結構，而是以自我克服、用主觀改變客觀來克服問題的方式，幾乎構成了社會主義時期解決問題最主要的方式。
小說首先安排“我”“無巧不成書”的去理發店理發，等了半天給“我”理發的卻是一個“十六、七歲的小姑娘，穿著一身雪白的工作服，小辮子一甩，倒挺神氣的。她手裡拿著軋剪，笑嘻嘻地招呼著我。怎麽，這樣小的年紀能剃頭嗎？我用輕視的眼光向她看了一眼，帶著不快的心情，懶洋洋地跟著她坐上了理發椅。心想真倒霉，我真不願意她給我剃。同時我又替她叫屈，年紀這麽小，個子這麽矮的女同志，能夠給人剃頭，為人民服務了，卻還要被人家瞧不起。”
有意思的是，“我”“輕視”小姑娘和我替她“叫屈”竟是同一個原因：年紀小，個子矮。“輕視”源自於“我”的以貌取人，如此外形讓“我”對她的理發技能不信任；至少在此時，並不是對“理發”這一行業本身的不屑。換句話說，如果小姑娘的手藝嫻熟，“我”就不會輕視她。
可最後“我又替她叫屈”，叫屈的理由卻是如此“年紀小，個子矮”的小姑娘“為人民服務了，卻還要被人家瞧不起”，這“瞧不起”如果是指向“手藝差”，那麽這話就應該表述為“就算是為人民服務，也應該要手藝好，否則照樣被人家瞧不起”；所以，“瞧不起”並不是指向“手藝差”。那麽這話的潛台詞就是：一個小姑娘能夠克服自己年紀小個子矮的困難給人剃頭，已經很了不起了，卻照樣被瞧不起，由此可見，即便是“為人民服務”，因為從事的是“剃頭”這一服務性行業，所以照樣沒出息、不光彩。
描寫這段插曲，作者本意恐怕是塑造出一個和“我”情況相似的青年人（後文緊接著提及，“我”發現小姑娘手藝還不錯，而且是“去年中學畢了業才來的”），以此為“我”的轉變做鋪墊。
然而，作者自己恐怕也沒有意識到這段描寫其實揭示出了“我”更為內在的心理，進一步強化了“我”對服務性行業的不屑，以致即便是“為人民服務”這樣的大話語也並不能動搖“我”的價值觀。
緊接著回家之後居委會主任來找“我”，說：
“小楊，你來得正好，我們研究過，準備也安排你到理發店，看還有什麽意見沒有？”我的心跳動得很厲害。叫我怎麽說呢？我喃喃地說：“笨手笨腳的，恐怕搞不好。”
“不會可以慢慢學，只要自己熱愛它就一定能掌握它，有什麽困難，黨一定會幫助你的。”主任再次親切地勸說。
“我的心跳動得很厲害”這句話如果加一句補充說明的話，恐怕是——這一天究竟還是來了，我該怎麽辦？——顯然不能真實的表達意見，所以以能力不足——“笨手笨腳的，恐怕搞不好”作為回絕的托辭。可問題是，“我”為什麽不能直截了當的回答呢？是親切的主任不夠親，還是什麽困難都能解決的黨失靈了呢？
顯然是，“我”不僅清楚的知道此時社會上的主流價值觀、壓倒性的話語是什麽，而且“我”也同樣清楚“我”的真實想法在此時的社會氛圍中不具備合理性。因此，“我”沒有底氣表達出自己的真實想法：我不想去，因為中學生去做理發師沒出息。這一段心理活動生動的呈現出了當時的人們內心的真實想法與社會氛圍之間的微妙關係。
三
小說發生的背景是1962年夏天，中國社會從“大躍進”開始就上演了一系列轟轟烈烈的運動，無論是“紅專辯論”還是教育革命中“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等，都在意圖宣傳“勞動不分貴賤”這一理念。追溯起來，“我”的初中高中正經歷這些過程，“我”對這些話語不可能不熟悉。換句話說，“我”知道“正確”的話語是什麽，可這套話語並不真的能說服“我”，亦即國家政治理念關於“勞動”的意識形態在“我”身上是失效的；而且關鍵是對於這套意識形態，“我”不能說也不敢說出自己的真實想法；對比小說《韓梅梅》中，張偉對韓梅梅的勸說直截了當的回應： “我丟不起這份人！””、“我沒你進步，誰愛表現誰表現去！”[ix] “我”的“憋屈”正說明在經過數場運動之後的1960年代，國家政治理念生產出一套壓倒性意識形態話語的同時，也生產出了一套壓抑性的表達機制。由此便可知，“我”的真正問題是，國家政治理念關於“勞動”的一整套話語對我而言是無效的。強調勞動的價值，是整個中國現代政治的重要基礎。勞工神聖，一直是中國革命史的基點，對於中國這樣一個農業大國，強調並確立勞動者的尊嚴，不僅必要，而且必須。然而，在進入新的歷史時期，這個基礎在解決新問題時卻遭遇了困難，老辦法不能解決新問題。那麽要解決問題，則必須有一套新方案。
首先必須厘清的是，為什麽身在紅旗下長在紅旗下的“我”會產生“看不起體力勞動”這種意識？為什麽十幾年的“紅色”教育對“我”無效？“我”身上的這一潛在問題雖然作者並沒有明確提出，更無意於回答。這似乎在暗示我們，這是在經歷了“教育革命”之後的社會的普遍印象：以往的教育確實出問題了。但留給我們的縫隙是，如果“教育革命”之前的教育出了問題，那麽，“教育革命”本身呢？是否“教育革命”致力於破除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差異這一目標也是失效的？這一問題很關鍵，它直接決定了小說後面的展開。因為，如果作者認定“教育革命”是有效的，這篇小說似乎失去了講述下去的基礎。那麽如果作者認為“教育革命”是無效的話，他給出的方案應該是比“教育革命”側重於用“主觀改變客觀”的方式更進一步。
同時，如果把看不起“剃頭的”視為舊社會的思想意識，它又如何在新社會新青年身上複辟的？進入60年代，歷經若乾次社會運動，舊有的階級和意識形態早已無所遁形；那麽，我們只能得出結論：是現實社會滋生了“我”的思想意識。
新中國在教育普及運動為的同時也生產出一批知識分子，他們在獲得知識的同時，也形成了視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有巨大差異的觀念。現實的社會結構無疑支撐了這一點，在1960 年代，儘管經歷了1959的大躍進失敗，不過歷經十年建設，社會主義中國已經形成了初步的國民經濟體系。生產積累所帶來的物質的逐步豐裕相應也在分配和消費領域產生了連鎖反應，特別是城市中，分配的不平等導致消費的差異在此時凸顯出來。把發展生產力作為首要目標，採用科層製的方案建設社會主義，進一步加大城鄉、農工、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間的差別。自上而下的現代化建設方案，只會強化這種差別，從而形成等級製的社會結構，一旦有特權階層的存在，新一代的年輕人就會自覺或不自覺處在這一結構中，從而進一步強化由官僚體制構成的社會結構，加劇思想分化。如果不能對這一社會結構有效克服，任其蔓延、擴大的話，最終會危及到社會主義的政治理念。然而“按勞分配”所產生的問題卻無法通過生產關係來調節，唯一的方法就是通過提高人們的思想意識、政治覺悟來實現，在思想領域對不平等采取鬥爭的方式，以“主觀”改變、創造“客觀”。這套方式並非中國社會進入1960年代的創造；事實上，這也是新中國社會的特點——通過激發人的意志去把客觀世界主觀化，從而使人的“精神”擺脫物質的束縛，讓不再從個體欲望的角度看待世界成為可能。所以，我們看到，當社會需要“教育”、“動員”人民群眾時，總是先創造主體，創造先進人物。
也正是這一方式，回答了前一個問題：“教育革命”所產生的效果，一方面，它成功的在“我”這樣一代人身上根植了“勞動神聖”的觀念；但另一方面，這套觀念在與具體日常生活相結合的時候卻出現了某種程度的斷裂。
小說就此呈現出一幅較為複雜的圖景，60年代的青年人生活在這樣一種社會狀況中：一面是現實社會不斷在呈現差異，等級製的社會結構不斷在提醒青年人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實際區別；一面是國家政治理念話語不斷生產一種普遍的以勞動為光榮、以自我犧牲為美德的強勢話語，以此教育青年人對差異予以克服。而同時，又因為“正確的勞動觀”不僅是一種美德，還代表著政治品質，所以，像“我”這樣的高中畢業生，即便並不認同“正確的勞動觀”，也只能表現為口服而心不服。所以小說真正面對的難題就在於如何處理、縫合觀念與現實的距離。
那麽，小說中又是如何扭轉的呢？
第一天上班，我心裡真像一團亂麻似的，想這想那，擔心碰上自己熟識的人，只是無精打采地站著。劉司機大概看透了我的心思，就說：“舊社會裡，剃頭的、做裁縫的、上鞋子的人是被瞧不起的，是低人一等的；而今天不同了，每個人都成了國家的主人。服務性行業上的工人，受到黨和政府的器重，受到人們的尊重，是要兢兢業業地乾，每個人的工作都是無上光榮的。劉主席在全國群英會上還對清潔工人時傳祥說過，現在在黨的長官下，作什麽工作都是光榮的，都是為人民服務，都是革命事業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這是小說最重要的一段話，不僅在於，這番話使“我”醍醐灌頂，從此“端正態度”。還在於它揭示出文章意圖表達的一個主題：伺候人的體力勞動，是如何在新社會轉換為“為人民服務”的。新政權成立，勞動人民從政治地位上翻身了，但在文化上並沒有獲得同樣的權利。只有新的勞動觀念——人人都是國家主人，勞動不分貴賤——的確立，才能使勞動人民在文化上也翻身。唯其如此，同樣是“剃頭的”，在舊社會是伺候人、低人一等的體力活，在新社會才能變成堂堂正正受人們尊重的工作。首先把社會結構中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差異置換為德性問題，從而使採用說服教育的方式喚起道德感來對其克服成為可能。這也構成了“前三十年”文學創作的一個特點，比如在1960年代廣泛引起討論的話劇《千萬不要忘記》和《年青的一代》中同樣如此，教育的問題在戲劇中被想象性的解決了，黨最終成功教育了林育生們，崇高的為社會主義建設的理想不僅喚醒了他們，也以此撫平了腦力勞動/體力勞動以及地區發展的差別。
果然，也正因為聽了這番話，“我”才意識到“過去我總看不起剃頭的，上鞋子的，認為乾這活兒不光彩，沒出息。因而在畢業之際，我就片面地考慮志願問題，不高興去幹踏踏實實為人民服務的工作。一心向往著大學生活，想將來當上什麽家，名揚四海。現在才感到這種想法不對頭。”
劉司機的話，與主流話語並無二致，“我”也並非自外於當時的社會，但為什麽是劉司機的話點醒了“我”？
小說讀到這裡會略感失望，因為面對“口服心不服”的“我”，此番說服教育等於是重複了“教育革命”的方式——而問題卻解決了。作者複製了60年代解決問題的典型方式——經過教育（老一輩的苦心教導、先進人物的典型事跡）之後重新認識到自身的缺點，繼而克服改正成為一名合格的接班人。這種想象性的解決讓我們很容易聯想到小說中“我”在面對居委會主任提問時的心理狀態：叫我怎麽說呢？
就如“我”下意識的反應是“不能說實話”一樣，作者的寫作也下意識的採用了“說服教育”來解決問題，這固然體現了以主觀覺悟來召喚革命主體是最主要的方式，但也揭示了試圖解決問題的無力感；這種無力感最終通過慣常的激昂的語言表達出來，而當言語越高蹈，它的實際意涵則越空洞；這，最終使得國家政治理念的表述與日常生活世界的實際狀況距離越來越遠。
四
還值得思考的是，作者為什麽會如此創作？
這個問題包含著兩個層面，一是，雖然小說中，“我”的“主觀能動性”沒有被調動起來，但是，創作本身卻顯示出，作者本人是一個充分發揮了“主觀能動性”的青年人；也即，“大話語”沒有說服“我”，對於作者本人，卻十分有效，作者對此深信不疑，並且急迫的想分享傳遞。那麽，是什麽讓這套話語在作者身上發揮了作用？又是什麽，使一個業餘的文學愛好者自覺的把“理發師”和“接班人”相聯，怎樣的社會結構、生活實踐能讓像作者這樣的青年人覺得：一個普通職業，卻能夠承載“接班人”這樣的政治使命；一個小人物，卻把關心大政治視為理所當然？作者用教條的語言表達出來，但其實對自身卻真實有效的那套教育方式的內涵究竟是什麽？
另一個層面則是，為什麽作者並不能動情動理的把自己的體驗表達出來，為什麽，自己深信不疑的體驗一經表達，就流於空洞和抽象；這顯然並不單是作者的業餘所導致的，在脫離時代語境半個世紀之後回望1960年代的文學作品，不免會留下這樣的普遍印象。而這篇小說的作者，作為一個業餘文學愛好者，他對語言的把握、他的表達方式，都尚在學習、摸索的過程中，他能夠學習的對象顯然是有限度的，我們不可能追溯出他這種“教條化”的表達是如何被塑造的，不過，當我們從《中國青年》對讀者來信的回應方式——一經談到日常生活就被斥為“小資”，當看到《早春二月》的抒情語言被批判為“小資產階級的趣味”，或者看到陳耘在創作《年青的一代》時，作家的創作初衷是如何一步步被改寫的，或者我們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摸索到些許時代的話語方式，當我們在談及這一時期文學形象的“空洞”時，這一“空洞”恐怕是由於此種話語方式所導致的？這不免讓人扼腕，普通小人物獲得政治能動性所開創出來的歷史意義無疑是深遠而巨大的，然而這一意義世界卻悖論性地並不能被以召喚意義感與崇高感為目的的話語方式充分表達。
[i] 唐小兵：《再解讀：大眾文藝與意識形態》，第225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5月版。
[ii] 唐小兵：《再解讀：大眾文藝與意識形態》，第233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5月版。
[iii] 蔡翔：《革命/敘述 中國社會主義文學——文化想象（1949—1966）》，第340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8月第1版。
[iv] 蔡翔：《革命/敘述 中國社會主義文學——文化想象（1949—1966）》，第334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8月第1版。
[v] 蔡翔：《革命/敘述 中國社會主義文學——文化想象（1949—1966）》，第352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8月第1版。
[vi] 《讓征文的花朵開得更美》，《上海文學》1963年第6期。
[vii] 楊秀昌：《接班人》，《上海文學》，1963年第6期。以下小說引文皆出於此，不再標注。
[viii] 馬烽：《韓梅梅》，第63頁。《馬烽小說選》，作家出版社2009年9月版。
[ix] 馬烽：《韓梅梅》，第67頁。《馬烽小說選》，作家出版社2009年9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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