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潮老祖母”瓦爾達：漂泊呵，漂泊

曾執導《五至七時的克萊奧》、《天涯淪落女》、《拾穗者》、《臉龐，村莊》等片的著名導演阿涅斯·瓦爾達（Agnès Varda）被稱為“新浪潮的老祖母”，她於當地時間3月28日因乳腺癌引發的併發症在家中去世，享年90歲。

本月，瓦爾達在個人的社交媒體上貼出最後一張照片—— 一張導演椅，椅子上已沒有主人的身影，空余一隻眼神寂寥的貓咪。

漂泊呵，漂泊

——瓦爾達與《流浪女》

by 王樽

從根本上說，人是習慣漂泊的動物。中外無數的格言，都在讚美遷徙、流浪等“不安分”帶來的好處。比如，“讀萬卷書，行萬裡路”比如“人挪活，樹挪死”等等。所謂“格局”、“世界觀”，直接與人的見識、體驗的多寡相勾連。英國古典作家史密斯甚至說：沒有漂泊感的人是沒什麽價值的。

當然，漂泊，或者說流浪，從來都是雙刃劍，其中，既有瑰麗奇觀，也有愁雲慘霧；既有晴和景明，更有駭浪驚濤。大起大落的絕美風情，回腸蕩氣的生死相知；魂牽夢繞的綺麗邂逅，凶險迭起的刻骨創痛；無不盡在其中。漂泊可以是“輕輕揮手，不帶走一片雲彩”的瀟灑，也可能是永遠的異鄉人“在路上”的潦倒淒情。

人生即體驗，漂泊也許是人生中最刻骨和充滿未知的體驗。古今中外，從肉體到精神，凡有大作為者，多經歷過大的漂泊。

今天的人們，可以客觀冷靜地回望那些志士仁人的飄泊傳奇。而在當時，卻鮮少有自覺的意識。事實上，真正的飄泊者，很大程度上是選擇了一種生活方式，其背後的推動力複雜而多意，很難清晰簡單地說明。

1985年，威尼斯國際電影節將最高榮譽金獅獎頒給阿涅斯·瓦爾達（Agnès Varda）執導的影片《流浪女》(Sans toit ni loi)，我曾多年關注這位“新浪潮老祖母”，覺得其人其作充滿了“我行我素”般的漂泊魅力。

這部《流浪女》，堪稱是漂泊者的影像“聖經”。影片講述的是一個名叫莫娜的年輕女子幾乎漫無目的流浪人生，其全部家當就是背包裡的舊帳篷，一兩本書和畫片等等。對觀眾而言，莫娜既沒有過去也沒有未來，從她流露的隻言片語中，似乎沒有任何不堪的過去，既無惡劣的家庭背景，也沒遭受過什麽人身迫害。好像此前在辦公室裡做過秘書工作。何時、何地、因何原因開始了義無反顧的流浪，沒有人知道，直到電影結束，仍然沒有答案。

作為阿涅斯·瓦爾達最具情節性的電影，《流浪女》從序幕就沒了懸念，觀眾一開始就看到了人物的結果——莫娜的慘死。她的屍體在一個凜冽的冬日清晨被農夫發現：蜷縮在冰冷的水溝土坎旁，面目蒼白灰暗，襤褸的衣衫遮不住僵硬的四肢，仿佛是一具風乾的動物屍首，其慘狀令人觸目驚心。

這個開頭，讓我驀然想到海明威在《乞力馬扎羅的雪》中提到的那具“凍僵的豹子屍體”。與海明威的隱喻相似的是，所有的觀眾都不知道這個年輕女子為何被寒冷和饑餓奪去了生命。於是，影片依次通過幾個曾見過莫娜的人的講述，複原了她生活的點點滴滴，共同描繪了一幅流浪女的肖像——梧桐專家和她年輕的學生：雖然難忍莫娜的渾身臭味，還是不乏好奇和熱心地為莫娜提供了食品和搭車幫助；一個行將就木的老太太和一個心懷鬼胎的女仆：因莫娜的到來改變了生活常態；外籍剪枝工人阿蘇曾收留莫娜，兩人還有過溫暖而短暫的共同時光，阿蘇本想與莫娜同甘共苦，但集體宿舍同伴的反對，讓阿蘇被迫放棄。最有意味的是，片中設置了具有哲學家形象和思維的“牧羊人”，他本是哲學碩士，卻放棄一切，選擇與妻兒到鄉村牧羊為生。莫娜偶然投奔到“牧羊人”門下，兩人的對話頗有意味——“牧羊人”說：“這樣的壞氣象已經不適合露營了。”莫娜漫不經心地說：“我不選擇氣象。”牧羊人問：“那麽，你選擇道路。”莫娜回答：“我想是的。”

這段對話充滿禪意。牧羊人是個現代生活的邊緣人，他給流浪女以具體的生活支持，實際上是想將自己的理念賦予她，他交給她一塊可以耕種的土地，讓她以自食其力的種植改變流浪的現狀。但對一切似乎都漠然的流浪女，根本不堪忍受種土豆，她再次選擇背著行囊繼續漂泊。片中的“牧羊人”與莫娜本質上屬同一類人，“牧羊人”與周邊格格不入，他超越現實，就像個先知，莫娜的命運也早就在他的預言中。他一見她就說：“如果選擇自由，等於選擇孤獨。如果不停下來，就走向毀滅。”

最終，莫娜果然走向毀滅，她遭遇了突襲和強暴，在傷痛和饑寒交迫中凍餓而死。

《流浪女》的法語片名是Sanstoit ni loi，包含著兩個意思：一是在難耐的寒冬露宿荒野的悲慘情景；二是漠視任何事和任何人的絕對自由，同時也是絕對孤獨。因此，該片也被譯為“無家無法”。影片沒有將莫娜描繪成一個受害者，也沒有將她塑造成一個脫俗的英雄，而是將她看作一個對所有事物都敢於拒絕的特立獨行的漂泊者。

就像自始至終誰也不知道莫娜為什麽流浪，我以為，這部影片最大的好，就是很難說清主題，或者說沒有我們習慣的“主題思想”。就像流浪女本身的生活，充滿變數、未知，多意而不易把握。影片並不想不去尋根探源，或暗示背後的微言大義，只是呈現一種人生——一個流浪女的流浪和死亡。莫娜熱愛自己的生活方式，她接受別人的幫助和善意，卻不想被任何人所改變，她拒絕一切改造，即使是因愛之名。

談到《流浪女》的拍攝緣起，瓦爾達曾自述，要拍攝那些“具有強烈感覺的東西。她不想靠懸疑的情節驅動觀眾，“這就是我把莫娜的死放在影片開頭的原因，一開始人們就發現她死了。我們不是講述這個女孩的故事，所以人們會想：‘也許他們會救她。’很清楚，她已經死了，孤單單地死在水溝裡，身體凍僵了，死得很慘。她看起來就像一堆垃圾，與水溝的顏色相近。講故事的方式不是為了引起同情，不是為了獲得理解，不是為了這些東西。它想表現的是說‘不’這種行為在許多情況下產生的後果（莫娜總是說‘不’），我不知道她為什麽最終沿路流浪而且說‘不’。但是，我想看到她的那個對抗社會的‘不’在她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那裡得到了怎樣的反應。這樣，人們就不再試圖追究‘她是誰’以及‘她在想什麽’，隨著影片的進展，人們越來越不追究這些問題，由於我們重點表現的是別人的反應，我們對別人的了解甚於對莫娜的了解。”

2009年2月，我在柏林參加國際電影節，之後曾到法蘭克福短暫停留。一天下午，我在法蘭克福的德國國家美術館參觀，在空蕩蕩的大廳裡，竟意外地邂逅了阿涅斯·瓦爾達。

此時，距我看《流浪女》已過了差不多十年，這位“新浪潮老祖母”真的已是祖母年紀，其招牌式的面貌卻沒有改變。她推著一架輪椅，敏捷靈活，精神矍鑠，輪椅上坐的是一個年輕女攝影師，她們在為美術館拍攝一部紀錄片。老太太的打扮極為時尚，穿一件寬鬆的灰色夾碎花的外套，眼鏡架在頭頂，一雙大眼睛炯炯有神。她的頂部頭髮一片雪白，但周圍遮耳的部分卻染成鐵鏽色，整個髮型看上去就像漫畫版的雪頂富士山。

我上前與她攀談，當她知道我來自中國，就清晰地念叨“北京，北京”，並深情回憶在北京舉辦影展時中國人對她的“寵愛”。聽說我在深圳並看過她很多影片，有她些不解地眨動著大眼睛。像《流浪女》裡的莫娜一樣，既沒驚奇也沒得意，而是平靜中有些詫異，我告訴她，她的電影《短角情事》（Pointecourte, La）、《五點至七點的克利奧》（Cleo de 5 a7）、《一個唱，一個不唱》（Une chante, l'autre pas, L'）、《南特的雅克德米》（Jacquot de Nantes)和《101夜》（Lescent et une nuits de Simon Cinema）在中國都可以買到DVD。她似懂非懂地輕輕點頭，坐在輪椅裡的女攝影師頻頻地衝我燦爛微笑，臉上是由衷的喜悅。我特別提到她的《流浪女》，說自己看過兩遍，並豎起大拇指。老太太面呈笑意，顯得很慈祥，她頻頻點頭表示理解和感謝。我們一起合影，她在我的筆電上簽名留念，還題寫了一行字：Sanstoit ni loi，當時我並沒有意識到，直到分手以後我才發現那題字就是《流浪女》的法文片名，也可視為是一句勵志語“無家無法”。

瓦爾達說，《流浪女》其實是講述關於寬容的電影，所有的人面對莫娜都面臨這個問題。在影片中，只有“牧羊人”是真的生莫娜的氣，他批評她的錯誤，這個哲學家實際最不寬容，他隻關心他的羊和妻兒。“如何看待莫娜，體現的是寬容的程度。如何以寬容的態度接受那些不同於你的人和生活方式，需要現代每個人反省和努力。我希望賦予電影一些東西，不是要讓人流淚，而是為了讓人思考。”

這使我再次想起《乞力馬扎羅的雪》開篇，海明威不動聲色地寫道：乞力馬扎羅是一座海撥19710英尺的長年積雪的高山，據說它是非洲最高的山。西高峰叫馬塞人的“鄂阿奇——鄂阿伊”，即上帝的廟殿。在西高峰的近旁，有一具已經風乾凍僵的豹子的屍體。豹子到這樣高寒的地方來尋找什麽？沒有人作過解釋。

這個引人沉思的開頭曾深深吸引我，每次閱讀都有所觸動，隱約覺得那豹子該是某種象徵。雖然沒有具體的動作和細微描繪，卻令人不無感傷地去想象——在風高雲疾的雪域高原，一隻豹子，像個漂泊者，孤獨地客死懸崖，對這個神秘的獨行俠，是該為它悲壯，還是該為它悲涼？

是的，沒有人解釋豹子到高寒的山上尋找什麽，正如沒有人真正能夠解釋漂泊者為什麽漂泊。

完

王樽影評家，專欄作家。

創作涉及詩歌、小說、散文、劇本、報告文學等。影響較大是與電影相關的著述，與國內外著名導演的對話錄收進《一個人的電影》等專著；在《大眾電影》、《看電影》、《城市文藝》（香港）等雜誌開設專欄；應邀擔任多種國際影像節選片人和評委。主要著作有《與電影一起私奔》、《厄夜之花》、《帶電的肉體》、《人間煙火》、《遠方的雷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