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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 | 也許有一天,人類會像豬一樣被飼養

文/李小飛(騰訊·大家專欄作者,作家,編導)

好萊塢導演沃卓斯基兄弟的科幻電影《黑客帝國》裡,主人公尼奧從夢中醒來,看到了恐怖的真相:人類被密密麻麻的置於發電場中,在夢中用肉體為他們的主人,AI(人工智能)輸送食糧——電力。

這一幕之所以恐怖,是因為它的真實:這正是在我們生存的這個地球上,人類對待其他生物(豬、牛、羊、魚、雞……)的手段,而我們這麽做的唯一理由,隻不過是我們是最聰明最高等的生物,但是大開腦洞設想一下,如果又出現了一種比人類更聰明,更高級的物種(比如AI),那麽人類淪落到電池/食物的下場,不是毫不意外的嗎?

《黑客帝國》的世界裡,人類畢其一生都在“電池艙”內度過,而意志則被接入到了“矩陣”中

唯一的不同是,電影裡的AI要仁慈得多,讓人類在相對少痛苦的情況下被飼養(片中說過,第一個“矩陣世界”被設計成沒有痛苦的世界,但人類無法適應)。不像我們,又有三吱,又有烤活驢。

AI的殘酷來自於我們人類以己之心度人。而殘酷的真相不僅存在於人類和其他物種之間,也同樣存在於人類之中。我們的生命需求和私欲並不僅僅要向大自然和其他生物索取,也要向我們的同類索取。而正是這樣的索取,造就了人類的歷史:一部“發電”與“用電”者鬥爭的歷史,也就是窮人和富人交替作惡的歷史:有時候是破壞、殺戳、欲做奴隸而不可得的時代,有時候則是控制、剝削、做穩了奴隸的時代。

梅爾·吉布森執導的《啟示》,不僅是一部酣暢淋漓的動作片,還是有關文明內部、文明之間的鬥爭寓言

最近的現象級電影《我不是藥神》引發了中國社會的一場大爭論,就我所見爭論甚至延伸到身邊一些平日裡價值觀相似的朋友身上。當生命權都沒有的時候,是應該把生命放在第一位,還是把某種現代道德放在第一位?這種道德倫理背後是否真的那麽無懈可擊?在我看來,他們說的都對,也都不對,因為那都是部分的真相,組合在一起才是事實。

舉個例子,在政治正確的時代,人們常常喜歡把一些非常正確的詞兒掛在嘴邊,比如薑文在《讓子彈飛》裡強調的三件事兒:公平。這是一個常常見於網絡,被很多人掛在嘴邊的詞兒,然而仔細一想,卻頗有“一個公平,各自表述”的意味。

很多人都在講“公平”,然而說的卻完全不是同一個東西:對於那些在競爭中有能力優勢卻沒有先發優勢的人,他們所說的“公平”指的是“公平競爭”,在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中優勝劣汰;而對於那些因為種種原因喪失了競爭能力,不大可能改變命運的人來說,他們所說的“公平”指的是“結果公平”,即不管怎麽競爭,每個人都應該得到一樣的收獲,過一樣的日子。

《我不是藥神》在戲外激起了全民級大討論,各種正方反方其實也都言之成理

兩種表述的背後,就是人性的本質:自我利益的維護,而這種維護又被冠以道德和理念。然而,正是這打著同一旗號的兩種“解釋”,在人類歷史上一次次的製造悲劇。

人類的原罪就在於生來的不公平:有人智商200,有人智商70,這公平嗎?有人身體健康,有人生來殘疾,這公平嗎?更不要說相貌、家庭、教育、資源等等等等的不公平。強者是否就可以擁有一切?弱者是否就該自生自滅?

在好萊塢的爆米花大片《複聯3》裡,那個為了宇宙平衡而隨機滅絕了一半生物的“滅霸”,也意外地觸及到了嚴肅而抽象的巨集大命題

藝術需要極端才有魅力,但社會和政治需要的是平衡。無論是對弱者寄予同情的《藥神》,還是批判流氓無產者的《芙蓉鎮》,看似不同視角的電影,都是具有強大藝術感染力的作品,也都是聚焦於世界某一面而創作的作品。藝術永遠是真實的,但也是片面的,而世界是複雜的。藝術不承載政治作用,而政治不是口號,不是道德,而是解決人類問題的技術手段,而面對人類的無法解決的原罪,最終的解決方法只有平衡。相對更好的社會結構,一定是相對做到了平衡的社會。

所以《藥神》當然是一部有價值的電影,因為平衡來自於力量的均衡,而當社會主流價值被某種政治正確固化的時候,這個世界就需要另一個角度的聲音,這聲音關乎所有人:因為失衡導致的悲劇,所有人都不能幸免。

前面說到的《黑客帝國》導演沃卓斯基兄弟(如今已雙雙變性為“姐妹”了),其實是美國的左派導演,後來毫不掩飾其左派觀點,拍攝了《V字仇殺隊》、《雲圖》等抨擊主流體制的電影,還好不是麥卡錫時代,沒有被趕出美國,但也從此不受好萊塢的待見。

個人對沃卓斯基電影中的政治思想並不認同,但認為它是一種有益的補充,就像極權社會需要喬治·奧威爾和索爾仁尼琴一樣,在另一種政治正確被不容置疑的時候,人們需要反面的聲音。

《V字仇殺隊》及其面具,是當代青年反抗文化的新圖騰,也是作為特殊藝術形式的電影,至今仍有強烈影響力的證據

再介紹一部90年前的電影,黑白,默片。德國導演弗裡茨·朗,馬克思的同胞和同代人。

被看作是科幻片鼻祖的《大都會》裡,“大都會”被權貴控制,工人居住於地下城,特權階級如同奧林匹亞山眾神一般享受榮耀。先知說希望有一個“調和者”出現,他用神話比喻:古代有位“首腦”想要修建巴別塔,但自己無法完成,於是雇傭了很多“人手”,最後“腦”和“手”起了衝突,巴別塔也無法修成。

《大都會》不僅在視覺風格上開宗立派,在故事類型上也是後世之師

電影中工人受機器博士(野心家的暗喻)鼓動起來暴動,使大都會即將毀滅,最後老闆的兒子成為了“調和者”,讓老闆和工人的手握在了一起。這部誕生於1927年的電影,成了寓言:在流血動蕩後,歷史多少有一部分按照弗裡茨·朗所希望的那樣發展了——十月革命的爆發,使資本家認識到必須與工人分享利益,從而改變了政府對市場完全放任的狀況(如羅斯福新政),強大的工會使兩個利益團體在很多地方基本達到了平衡。

有人說,我們從歷史中學到的唯一教訓:就是人類不會從歷史中吸取任何教訓。

希望這句話不是完全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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