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個胖子，體型搞笑，走路蹣跚，他老爸是皇帝，卻並不喜歡他，可他還是戰勝了強勢的兄弟，爭到繼承權，成為一個東方大國的長官者，並得到臣民的愛戴。
他就是明仁宗洪熙皇帝朱高熾。
公元1425年——大明洪熙元年——5月29日，按陰歷的算法，是辛巳日。這一天的早晨，體型肥胖的明仁宗朱高熾，大約已經知道，自己不行了。
雖然前一天才病倒，但這次的病勢，來得實在異常凶猛，不能不讓皇帝有“這次也許頂不過去”的擔心，趕往南京急招太子朱瞻基回京的使者，也已派出。
國事千頭萬緒，倘若此次真的不行了，該有許多事情要交代。饒是如此，皇帝還是不能放下對一個人的憤怒，他對侍立於榻前的親信大臣說：“李時勉廷辱我”，意思是那個叫李時勉的家夥當廷羞辱我，言畢，勃然作色，憤怒幾不能自已。如果不是跟隨了他二十多年的夏言吉及時勸慰，皇帝生前所下的最後一道詔令，也許會是讓人把在獄中的李時勉打死了事兒。
這個叫李時勉的人做了什麽，讓皇帝這樣憤怒？《明史·仁宗本紀》裡沒有說，而按照《明史·李時勉傳》的說法，明宣宗朱瞻基即位後大約一個來月，有人和他說起仁宗臨死那天如何憤恨李時勉，宣宗聞言大怒，讓人即刻去獄裡提李時勉來見，後來想想實在氣不過，便又派了第二批人去傳旨，說那個姓李的混蛋也不用提來了，直接打死就是。幸好兩批人走岔了，李時勉總算是見著了宣宗。在皇帝的怒喝之下，李時勉老實交代說，自己當時一是勸仁宗在為自己的父親（朱棣）守喪期間不宜近女色，二是勸仁宗不要讓太子遠離左右，三是……，《明史》沒有記下後面幾條是什麽，顯然是認為這兩條最為重要。李時勉也主要因為這兩條中肯的意見，不僅撿回了一條性命，而且當即官複原職。
直言勸諫的李時勉
這是典型的正史風格的“高級黑”，借李時勉的傳記來告訴後人，大胖子仁宗皇帝，不僅喜好女色，在為父守喪期間都不能自製，而且與太子朱瞻基“有隙”。至於敢於“忠言逆耳”的李時勉，不僅當場被盛怒的仁宗下令讓侍衛用金瓜敲斷了三根肋骨，過後還差點兒被處死，這真是……讓人怎麽說呢？
這還不算完，《仁宗本紀》還特意記上，和李時勉一起入獄的，還有一個叫做羅汝敬的人，然後——你猜對了，《明史》裡另有一篇篇幅短小的《羅汝敬傳》，特意地說明羅汝敬當時是勸仁宗不要亂服“金石之藥”。
近女色，不好好地為父親守喪，亂吃藥（一直有人認為仁宗是吃藥吃死的），猜忌兒子，還不肯納諫，這就是明仁宗最後幾天主要的“表現”，差不多夠得上“昏君”的標準了。
然而《明史》偏偏對仁宗評價很高，說是“使天假以年，涵濡休養，德化之盛，豈不與文景比隆哉？”——與文景比隆，對於一位“守成之君”來說，著實是好得不得了的評價。
有人也許會說，這好像也沒有什麽特別，聖人也有混账的時候，一生可比文景，臨死“失態”一下，也是有的。
此話有理。真正比較特別的，是得到如此高評價的明仁宗，其實隻做了十個月的皇帝。在此前長達二十一年的時間裡，他的身份是太子，而且不是一般人的太子，是霸氣衝天，禦宇二十二年內絕不許旁人搶去自己半點光芒的明成祖朱棣的太子。
這就厲害了，在猜忌心極強、作風剛猛的“父皇”手下超長待機二十一年，居然混出了頭還混成了“明君”，這是很可以向後代們誇耀一下的，更可以誇耀的是，在這二十幾年中的大部分時間，父皇好像都不大喜歡他，先是更喜歡可以跨馬征殺深肖父風的二弟朱高煦，後是更喜歡乖巧聰明的三弟朱高燧。他這個身形肥胖、甚至有點兒不良於行的老大，一直讓勇武的父親多少有些看不上。——但他還是幸存了。
重要的原因，是文臣們喜歡他。在他漫長而從來都不穩定的待機過程中，他自始至終地得到那個時代幾乎所有最傑出的文臣們堅定的支持，從大才子解縉，到著名的三楊——楊士奇、楊溥、楊榮，到現代人未必熟悉但當時譽滿天下的騫義、黃淮、夏言吉、金幼孜等等等等，幾乎無一例外。
如果要說成就，這個大概算得是真正的成就。他甚至沒給二弟、三弟留下幾個像樣的文臣，獲得的，是真正的“一邊倒”的支持。
更為難得的，是文臣們的這種支持，在很多年的時間裡，是冒著相當大的風險而幾乎沒有什麽回報的。
第一個為這種支持付出慘重代價的，是解縉。當成祖為傳位高熾還是高煦猶疑不決的時候，解縉用“好皇孫”的理由說服了朱棣沒有改易太子，而解縉本人也因之大大得罪了朱高煦，加上解縉本身的某些原因，成祖對他漸生惡感，解縉先是被貶到越南，後又被下獄，“拷掠備至”，永樂十三年，在成祖暗示之下，獄卒在解縉酒醉後，將他埋入雪堆凍死，終年47歲，死後家產籍沒，妻子宗族皆發配遼東。
這是支持朱高熾的代價。解縉這樣聰明的人，力薦皇長子的時候，未始全無預料。
大才子解縉，為仁宗繼位付出了生命代價。
讓成祖鬱結於心而又說不出口的，或許正是這樣一個事實：在太子監國期間，文臣們對於太子的忠誠，似乎毫不遜色於日常對於自己的忠誠。
既然是心病，爆發的時間、地點便都難以預料，對於支持朱高熾的文臣們來說，步解縉的後塵，並非什麽不可能的事情。
饒是風險如此巨大，那些文臣們卻似乎初衷不改。
永樂九年，成祖問楊士奇，太子監國的表現如何。這一問答頗有風險，因從三年前起，楊士奇便已一再奉命輔助太子監國，很容易被目為“太子黨”，而解縉此刻正在牢房中受盡折磨，前車之鑒不遠。楊的回答聰明無比，他說太子“天資高，即有過必知，知必改，存心愛人，絕不負陛下托。”這回答，足可作為後世的“範本”，不說太子如何好，隻說“有錯必改”，不說太子如何得人望，隻說“存心愛人”、“必不負陛下托”，這種分寸感，當真了得。
但這樣聰明的楊士奇，關鍵時刻亦很敢“鋌而走險”。永樂十四年，有傳言說漢王朱高煦要謀反，成祖問楊士奇和騫義怎麽看。騫義被這問題中巨大的風險嚇住了，一句話也不敢說。楊士奇卻從容答道：我和騫義都被認作是東宮的人，沒人會把漢王的事情告訴我們，但漢王兩次受封都不去就藩（說是不忍與您分離），現在聽說您要遷都（其時朱棣正要遷都北京），卻主動要求留守南京，陛下您想他是什麽意思？”
這一槍打得實在又準又狠，卻也沒給自己留任何的後路。倘有一天漢王鹹魚翻身，楊士奇的下場，肯定會比解縉更慘。
楊士奇像
再過一年，永樂十年，成祖北征還京，不知道為什麽，太子迎接來遲，而且奏章裡居然還出了錯誤，成祖勃然大怒，敏感的神經再次被觸動，認為太子輕慢。東宮官屬把責任擔了下來，黃淮、楊溥等皆因此下詔獄十年，其間九死一生，能最終活著出來，只能說是運氣。這些人卻也自始至終說法不改，還在獄中苦讀不輟，黃淮甚至寫了一部文集出來。
這樣的事情還有很多，從二十年間堅忍地為成祖尋找失蹤的建文帝、似乎和誰都不結黨的胡瀅，到曾是建文舊臣的夏言吉，再到在榆木川果斷決定密不發喪，以確保太子登基的楊榮，似乎都始終不變地把忠誠給了朱高熾，儘管在長達二十一年的時間裡，自身難保的朱高熾幾乎沒有任何辦法可以回報他們。至於風險嘛，哪怕忽略其他所有的一切，在二十一年的時間裡，身體狀況一直不佳的朱高熾，完全有可能死在身強體壯的兩位弟弟前面，如果那樣，整個帝國的政治格局，必然被徹底改變。
但是文臣們顯然還是做出了自己的選擇。
這個動輒便氣喘籲籲的大胖子，為什麽能夠得到文臣們的忠誠呢？
《明史》裡沒有給出正面的回答，只在《仁宗本紀》那只有幾頁的短短篇幅裡，講了幾個故事。
一是說朱元璋還活著的時候，曾讓各位藩王的世子檢閱衛士，結果朱高熾去得最晚，問起原因，說是天太冷，想讓衛士們吃了早飯再閱兵。老朱為此大為讚賞。
另一個故事是說老朱曾讓世子們幫忙查閱奏章，把重要的挑出來，結果朱高熾挑出來的奏章裡有錯字，老朱問小胖子是否忽略了，小胖子說不是，只是覺得這種小錯“不瀆天聽”，老朱也很嘉許。
第三個故事是說老朱問堯舜的時代百姓依靠什麽來抵禦水旱災害，小胖子回答說依靠聖人體恤萬民的政策啊。老朱激賞不已。
這大約也就解釋了老朱為何喜歡小胖孫子，隔代指定他為燕王王位的繼承人。
沒有這種開國之君的隔代指定，小胖子後來能否參加太子位之爭都不好說，更不用說最終勝出。
至於當了皇帝以後，已經成為“大胖子”的明仁宗所做的，除了“明君”所必有的納諫、減賦、賑災等項之外，有兩件事情稍微特別，一是赦免了建文舊臣幾乎所有的家屬，二是死前的一個月，不經戶部、工部討論就減免了山東、淮徐災民的賦稅，當楊士奇問他要不要先和兩部商量一下時，他說今年財政緊張，如果討論一定通不過，救災如救火，先做了再說吧。
朱高熾所為確實配得上”仁宗“的廟號
至於做皇帝後與群臣相處如何，則散見於群臣列傳，多數不出“臣忠直而君仁厚”的範疇，略可矚意的，也有一兩件。一是說有人上書建議，把良馬發給各政府部門去養，每年徵收一定數量的馬駒，楊士奇聽說此議，當時就炸了，說這混蛋法子誰想出來的？國家取士，難道是取來養馬的？！激烈反對的奏章交上去，仁宗卻留中不發，再上，再留中。幾天后，仁宗單獨召見楊士奇，對他說，卿的意見當然是對的，但當初上書者亦是重臣，且一貫與你不和，你已在朝中相當孤立，我不想你受傷。現在好了，有陝西按察使某某亦上書反對，你可據此草擬詔書作複，否決此議就是。楊因此感激不已。這種對臣下的細心，確乎少見：自古君王多擔心臣下結黨，唯恐重臣不夠“孤立”，反過來顧及臣下因孤立而可能受傷的，的確很少。
另一個值得一講的大概就是如何處理為仁宗繼位付出生命代價的解縉。《明史·解縉傳》載，永樂初年，成祖曾命解縉臧否朝中人物，解亦快人快語，當仁不讓。將近二十年後，已經登基的仁宗拿出解縉當年的評點給楊士奇看，說：都說解縉狂妄，你看他當年的說法，一一應驗，解縉不狂啊。
解縉一生以治世之能臣自許，而不滿足於以“才子”留名於世，此刻如果泉下有知，大約要引仁宗為知己了，雖然仁宗的本意，也許不過是以此為話頭，把解縉的家屬宗族從遼東放回來——這種以正確的方式欣賞臣下的能力，確是仁宗的長處。
所謂“一代明君”的明君故事，說起來好像大致也就是這些。今天的人聽起來，也許覺得不過爾爾。而整整一代的文臣，卻為了這“不過爾爾”等待了二十年，努力了二十年，很多人陪上了身家性命。二十年間幾無回報，結局始終難以預料，能推動這些文臣們“初心不改”的原因，也許並不單純，但卻讓人不能不相信，這其中應該有一個原因，那就是——
理想。
看起來身形臃腫，甚至有些不良於行的仁宗，實際上滿足了那個時代文臣們對於明君的幾乎所有的理想：寬仁、愛民、知人、善任。“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的文人們，除了追求“黃金屋、顏如玉”的榮華富貴，往往還同時抱有著一種“輔佐明君，造福萬民”，乃至“開萬世之太平”的理想，這理想或強烈，或幽微，卻從不缺乏對於讀書人的感召力。一旦這理想的微光亮起，無論看起來是如何的遙遠，亦足以讓不少的讀書人，甘願以身家性命為賭注，進行一場漫長的、看不見盡頭的賭博。
有人說，這個，就是王朝時代計程車氣，士人之氣。
等到這種叫做“士氣”的東西消逝殆盡，君臣之間幾乎純以利益交換為紐帶，“君給我以富貴，我報君以忠誠”的時候，一個王朝，往往也就已走在或急或緩、卻幾乎總是難以逆轉的下坡路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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