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的這一道歉，結束了長達十年的爭議。根據和解協議，三星將向每個患病員工賠償最高1.5億韓元（大約92萬元）。
整理編輯丨商周君
來源丨商業周刊中文版（ID：businessweek）
頭圖攝影丨視覺中國
在4月即將公布初步業績之際，三星電子意外發布了盈利預警，稱因為記憶體芯片需求減少，其第一季度業績將遜於市場預期。
這家總部位於韓國水原的公司3月26日發布聲明稱，記憶體芯片和顯示器的價格跌幅超過預期，導致了上述結果。該公司表示，預計在客戶庫存消化之後、需求將在下半年回暖，還表示將利用其資源來維持價格競爭力。蘋果公司——三星的智能手機螢幕客戶，在今年1月份下調了營收預測，為近二十年來第一次。
這家全球最大芯片製造商的預警，凸顯出在智能手機市場停滯不前的情況下，組件價格的下跌幅度超出預期。全球經濟放緩以及美中貿易緊張局勢衝擊了三星半導體需求，令形勢加劇。三星大部分利潤來自半導體業務。
在首爾市場，三星股價下跌不足1%。該股今年截至周一收盤累計上漲了18%。
“三星試圖攤薄其業績引發的衝擊，”HI Investment & Securities Co.的分析師Song Myung-sup稱。“市場觀察人士正在為迎接糟糕局面做準備。”
三星工人患癌風波
盈利預警在三星是很少見的情況，而其大部分利潤的背後，曾一度籠罩著“吃人”的恐怖氣氛。
事件要從58歲韓國計程車司機黃相基（Hwang Sang-ki，音）講起。2007年，黃相基的女兒黃於宓（Hwang Yu-mi，音）在三星半導體工廠工作兩年後罹患急性骨髓性白血病，在患病兩年多後逝世。急性骨髓性白血病是一種病情發展特別快的血癌。
黃於宓是一名在三星半導體工廠生產線上的女工，工作內容是把電腦芯片浸入同一池化學品中。黃相基在維權過程中，相繼認識了和女兒有同樣遭遇的三星員工和家屬，他這才意識到他女兒並不是個例。
在三星半導體工廠，與黃於宓類似遭遇或患了其他罕見癌症的還有幾十個。“她們一起工作，然後又相繼離世。”黃相基說。
在韓國，每十萬人中只有大約三人是死於白血病。這些人，同在三星工廠，同樣不幸成為那十萬分之三。
直到2018年11月23日，三星電子向在其半導體工廠工作後患上癌症的工人們道歉，並承諾作出賠償。
血癌病人黃於宓
2003年，黃於宓還在束草的高中念書。那一年，器興半導體工廠的招聘廣告吸引了她的目光。像許多韓國人一樣，黃於宓對三星滿懷崇敬，原因之一是，三星的成功其實也正是這個國家崛起的真實寫照。1961年，韓國人均GDP只有92美元，比蘇丹和剛果民主共和國都要低。而到了2013年，韓國已然成為全球第15大經濟體。當時，韓國GDP中，有近24%來自於三星集團的收入。
黃於宓是那屆畢業班中排名前三分之一的女學生，成績好、出勤率高、沒有不良記錄。通過體檢要求之後，她被三星錄用了。她父親說，“我很高興，因為三星是韓國最好的企業之一。”
2003年10月的一個早晨，於宓和母親坐上父親的計程車，來到了束草的巴士總站，隨後登上一輛開往器興區半導體工廠的巴士。該工廠在韓國首都首爾以南約32公里的地方，建於1984年，是當時韓國領先的半導體生產工廠，那時候，芯片收入佔到了三星電子總收入的80%左右。
能在器興裝配線上工作，在當時是一件讓人羨慕的事情。於宓懷著頗為激動的心情，期待著未來的新生活。但她不知道的是，厄運從此開始降臨在她和她的工友們身上。
經過幾周培訓後，她們正式上崗了。除了說工作累以外，於宓從沒向父母抱怨過什麽。直到2005年10月的一天晚上，她打電話回家說她“感覺惡心、頭暈，還嘔吐”。她父親說。一位工友把於宓送到了器興廠區的三星醫務室，醫生給她做了抽血化驗。他們對於宓說，她身體有問題，他們處理不了。她緊急住進了最近的一家大醫院。她父母聞訊也立刻開上父親的計程車趕過來看她。
醫生告訴黃相基，他女兒得了急性骨髓性白血病，要求他同意醫院立刻對她進行治療。“我想我當時肯定暈了過去，感覺眼前一片漆黑，絕望極了。”他說。他雖然對白血病知之甚少，但還是知道它常常會致命。
很快，20歲的於宓開始接受化療，隨之而來的是脫發、嘔吐和持續的萎靡不振。住院大約一個月後，黃相基開車把她接回束草，還住在她以前的房間。一家人每周要兩次開車橫穿整個韓國，帶於宓接受治療和檢查。
2006年夏天，於宓再次住進了醫院。就在那時，她聽說和她同在3號線同一區域工作的李淑英，就是那個得皮膚病的工友也得了和她一樣的白血病。李淑英是兩個孩子的媽媽。她是在當年7月13日被診斷出白血病的，五周後去世。
2007年1月，李淑英死後的幾個月，於宓白血病複發。那時，黃相基依然不顧三星的反對，堅持要提出工人賠償申請。當天，他在一家咖啡館和三星高管們會面，後者的態度讓他始料未及。
“他們四個人沒有問我於宓的狀況，”黃相基說，“而是開始對我的做法提出質疑。”黃相基說，這些管理人員堅稱，他女兒的“病和三星無關，還問‘你為什麽要把責任推給三星？’”他說，在20分鐘的會面中，他許多時間是在痛哭。三星拒絕就其管理人員與黃相基的談話置評。
2007年3月6日，在醫院接受完治療後，他們開車回束草，於宓躺在父親計程車的後排座上。快到家的時候，“於宓說，‘太熱了’，於是我把車窗打開了一點。”黃相基說，“但不一會兒，於宓又說，‘我冷’，於是我又把車窗關上了。”不久，他的妻子回頭查看，一下哭了出來。
“她已經沒有了呼吸，眼睛上翻。我能看到她的眼睛已經變白。於宓媽媽失聲痛哭。然後用手將於宓的眼睛合上。我頓時手足無措，不知道該怎麽辦。然後，不知過了多久，我發現自己孤零零地站在高速公路上。”
半導體工廠的真相
雖然半導體生產依賴的是無塵室，但它從來都不是一個特別乾淨的行當。從在矽谷誕生的早期，芯片製造商就一直在使用劇毒的化學品。名為“超級基金”的美國汙染場地管理制度在上世紀90年代和本世紀初定義了一批汙染場地，其中不乏被英特爾、惠普等遺留下來的汙染地。
隨著化學品對矽谷環境的影響引起廣泛的關注，工廠工人的安全警鍾也被敲響。生產半導體用到的化學品和複雜的半導體生產過程所產生的副產品都和晶圓上的電路加工有關，其中已知和潛在的人類致癌物包括苯、三氯乙烯、環氧乙烷、砷化氫和三氧化二砷等。
得知李淑英猝死的消息後，黃相基的腦海裡冒出了許多問題。他開始詢問於宓工作的各種細節，特別是那些浸泡芯片的化學品池。那時候黃相基還不知道，急性骨髓性白血病已被科學家證實是最明顯由接觸致癌物導致的癌症之一。
於宓所在的生產線生產三星邏輯芯片，或者叫“系統”芯片。於宓的第一個工作是在生產線上的擴散流程，第二個工作是在同一條生產線上做“濕蝕刻”。
據法庭文件顯示，於宓被分配到了3號線工作。每天她從頭到腳都要穿上無塵服，戴上無塵手套和面罩，與其說是保護她自己，其實更多的是為了給半導體保持一個無塵的環境。韓國一個法官小組後來發現，在工作中於宓要面對一系列有潛在危害的化學品、煙霧和電離異塵餘生。她的工友李淑英（Lee Suk-young，音）當時得了皮膚病，需要定期治療。
於宓的葬禮上，三星器興工廠的管理人員也來了，一位級別最高的高管對黃相基說，“葬禮後我保證你能拿到賠償金。”黃相基說，“我沒有說話。”一周後，三星管理人員又來了。他們請黃相基吃刺身，席間他們告訴黃相基，公司不會給他家任何賠償，並再次堅稱於宓的癌症和工作無關。
漫漫維權路
於宓過世後，黃相基就一直通過打電話、登門拜訪的方式聯繫每一個他認為能夠幫助他調查的人，他要弄清在器興工廠的1.9萬名生產工人中，是否還有其他人患病。他嘗試聯繫了政府官員、政黨、維權人士、民間社團、記者等等。
“沒有人願意聽我說。”他說。
直到2010年，韓國四大電視網中最大的KBS電視台播出了有關該案的內容，之後更多的案子湧現出來。
2011年5月，黃相基的訴訟案及其他四家人的訴訟案被合並審理，由首爾行政法院三位法官組成的專門小組負責庭審。一個月後，主審法官公開宣布了判決決定和意見，支持黃相基的訴訟請求，下令政府賠償基金向他們支付賠償金。
在法院宣布判決的三周之後，三星聯合其聘請的美國谘詢公司英環(Environ)召開新聞發布會，宣布谘詢人員沒有發現在工人工作環境和白血病之間存在統計學上的顯著相關性。
由行業資助的研究和調查顯示，半導體生產和工人得癌症之間沒有顯著的統計學聯繫，但其他研究得出的結論卻與之相反，由此引發了一場流行病學的拉鋸戰。
黃相基對半導體行業的毒害史一無所知。他文化程度不高，出身寒微，身處的文化環境受孔子思想影響很深，這種文化崇尚權威和集體利益。所有這些使得他在對付三星這類大公司的管理人員時，處於嚴重劣勢之中。
三星遲來的道歉
在事故發生十年後，三星終於承認錯誤。
2018年11月23日三星電子向在其半導體工廠工作後患上癌症的工人們道歉，並承諾作出賠償。
“我們真誠地向這些患病工人及其家屬表示歉意。”三星聯合總裁金基南（Kim Ki-nam）說，“在我們的半導體和LCD工廠，我們沒有管理好健康風險。”
三星的這一道歉，結束了長達十年的爭議。根據和解協議，三星將向每個患病員工賠償最高1.5億韓元（大約92萬元）。
賠償方案涉及到16種癌症、一些罕見疾病、流產和工人後代患上的先天性疾病。
10多年來，韓國法庭、首爾國家勞動福利機構和一家調解委員會對此案進行了一系列審理和判決，最終達成了和解，並在周五宣布了這個消息。
工人親屬領導者Hwang Sang-gi在周五稱，“對於受害者家屬來說，這種道歉是不夠的，但是我們將會接受它。”Hwang的22歲的兒子死於白血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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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崔允琰 圖編：王家樂審校：楊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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