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揚帆
來源=作者部落格
傳教士和歐洲思想家對康熙的誤讀
康熙是明末以來中國皇帝中最具科學頭腦和興趣的一位“科技皇帝”。這一點毋庸置疑。然而，他對科技的興趣，以及他曾經頒布“容教詔令”對傳教士們的鼓舞，均存在被誤讀的情況，究其原因，是傳教士和歐洲思想家們對他抱以過高的期望，同時，為了增強路易十四對傳教中國的支持，傳教士們刻意誤讀（誇大）康熙的開放、寬容的態度，也是他們這麽做的重要原因。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同時期歐洲對中國的興趣，卻是建立在這樣的誤讀基礎上，從某種意義上而言，對中國的誤讀反而構成了歐洲啟蒙運動前期的重要的外在推動因素。
傳教士們對於康熙三十一年（1692）二月初五日康熙對禮部前二日請求允許傳教的奏折批示“依議”二字表示了極大的熱情。奏折說：“查得西洋人，仰慕聖化，由萬裡航海而來。現今治理歷法，用兵之際，力造軍器、火炮，差往阿羅素（即俄羅斯），誠心效力，克成其事，勞績甚多。各省居住西洋人，並無為惡亂行之處，又並非左道惑眾，異端生事。喇嘛、僧等寺廟，尚容人燒香行走。西洋人並無違法之事，反行禁止，似屬不宜。相應將各處天主堂俱照舊存留，凡進香供奉之人，仍許照常行走，不必禁止。俟命下之日，通行直隸各省可也。（臣等未敢擅便。謹題請旨。）”此傳教寬容詔書之獲得，是徐日升、安多、張誠等人共同努力的結果。
蘇霖神父說：“我們期待已久的日子終於來到，康熙三十一年，天主教自由詔令終被公布，那是康熙39歲，清王朝立國49年，中國皇權制度存在4644年。基督教信仰傳入中國1056年（景教於公元635年傳入中國——作者注），聖方濟各·沙勿略逝世140年，耶穌會神父成立中華傳教區109年，楊光先迫害教會後24年，時在我們的主耶穌基督降生後的1692年3月22日。那一天，對所有的傳教士與中國基督徒來說，都是最大的快樂與永遠的幸福。”
在此期間，康熙患打擺子的病（瘧疾），神父們向他推薦金雞納霜治療得力，當然也確實增強了康熙對西洋傳教的好感。
然而，第二年，1693年（康熙三十二年）3月26日，巴黎外方傳教會的閻當主教在他所管轄的福建代牧區內，發布了著名的禁止中國教徒實行中國禮儀的禁令，從而將局面弄得不可收拾。
康熙對天主教的確有研究的興趣，但是決無真正將此教推行全國的想法，更無皈依基督的意思。但是，他對西方科技和天主教的興趣卻被傳教士們刻意的結合起來，認為前者必然導致後者的結果。
萊布尼茨對中國文化抱以極大的熱情。萊布尼茨曾高調的宣稱：“人類最偉大的文明與最高雅的文化今天終於匯集在了我們大陸的兩端，即歐洲和位於地球另一端的——如同‘東方歐洲’的‘Tschina’（這是‘中國’兩字的讀音）。我認為這是命運之神獨一無二的決定。也許天意注定如此安排，其目的就是當這兩個文明程度最高和相隔最遠的民族攜起手來的時候，也會把它們兩者之間的所有民族都帶入一種更合乎理性的生活。”他對這種交流尚且持有平等的觀念：“這一文明古國在人口數量上早已超過了歐洲，在很多方面，他們與歐洲各有千秋，在幾乎是對等的競爭中，二者各有所長。”萊布尼茨是“17世紀所有學者中最早（可能柯爾貝爾除外）、以最大的頑強精神和持續精神關心中國的人。”但是，萊布尼茨的關係不僅僅是出於好奇心，他“始終醉心於宗教統一的思想，他認為由於對世界上最古老歷史之一的了解就可以向歐洲人就如同向中國人解釋自然理論的原則。他為了實現在歐洲與遠東之間的這種統一而依靠的手段就是耶穌會。”
此外，他還在和白晉的通信中對中國的八卦圖中體現的二進製數學問題表現了濃厚的興趣。對於中國的“戰爭藝術”，萊布尼茨認為“他們也低於我們的水準，然而這並非完全出於無知，而是他們蔑視人類中一切產生或導致侵略的行徑，更厭惡戰爭本身——在這一點上，他們幾乎是在效仿被不少人誤解了的、深知過於誇張了的基督的崇高教會。……在這些方面，他們超過我們。”
他對中國的智慧持盛讚態度：“如果推舉一位智者來評判哪個民族最傑出，而不是評判哪個女神最美貌，那麽他將會把金蘋果判給中國人。”他不認為中國的祭孔是宗教儀式：“中國人對孔子的崇拜幾乎並沒有任何宗教崇拜的意味。”
在得知白晉上書路易十四，寫了《康熙皇帝》之後，萊布尼茨將這個報告納入到他的《中國近事》的再版中。1697年（康熙36年）白晉在致路易十四的這封長信（即《中國現任皇帝傳》或《康熙大帝》、《康熙皇帝》）中極力誇讚康熙的學習態度：“為便於講授，康熙在皇宮內賜給我們一個房間。這個房間原是其父皇順治的寢宮，現在是皇上進膳的地方。我們就在這個房間覲見皇上，度過擺脫的一部分時間。”“康熙皇帝在學習過程中，表現出令人難以置信的專注和細心。”“皇上在研究數學的過程中感受到莫大的樂趣，因此，他每天都和我們一起度過兩三個小時。此外，在內室裡，不論白天還是夜晚，皇上都把更多的時間用於研究數學。”
及至44歲時，康熙還是如此奮力苦學。“康熙帝今年44歲，執政已經36年。他一身絲毫沒有與他佔據的王位不稱之處。他威武雄壯，身材勻稱而比普通人略高，兩眼比他本民族的一般人大而有神。鼻尖稍圓略帶鷹鉤狀，雖然臉上有天花留下的痕跡，但並不影響他英俊的外表。但是，康熙的精神品質遠遠強過他身體的特徵。他生來就帶有世界上最好的天性。他的思想敏捷、明智，記憶力強，有驚人的天才。他有經得起各種事變考驗的堅強意識。……老百姓極為讚賞他對公平和正義的熱心，對臣民的父親般的慈愛，對道德和智慧的愛好，以及對欲望的驚人的自製力。更使人驚奇的是，這樣忙碌的皇帝竟對各種科學如此勤奮好學，對藝術如此醉心。”白晉極力向法王路易十四表達模棱兩可的關於康熙“有朝一日”會皈依基督的資訊，這顯然是對康熙的誤讀，也是為爭取傳教中國得到法王更多支持所做的說服工作。因此，康熙對西學和基督教（天主教）的興趣其實是值得懷疑的。
白晉說：“我們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上帝借助科學和藝術，豐富了這位皇帝的頭腦，培養了他崇高的情操，而且這位皇帝也對天主教表示了好感。所以我們有理由推斷，有朝一日他很可能成為中國偶像崇拜（即佛教和祭孔——本書作者注）的摧毀者。倘若真如此，他將與陛下更加相似……陛下，如果有朝一日，中國皇帝處於對在陛下的保護下已經達到完美境地的法國科學與藝術的無限向往，而對我們的神聖宗教也肅然起敬，儘管他天性驕傲，一向確信自己擁有對世界各國人民起啟蒙作用的先進文化的中國國民，也認識到天主教的教義勝過本國空洞玄虛的哲學，以至中國皇帝和國民能夠信仰福音教義，那將是在陛下當政時期的何等大喜之事啊！”
他說：“我們屢次聽說（是聽說——作者注），皇上根據天主教的教義判斷這一宗教的價值，並根據天主教迄今在中國傳播的情況，斷言這一外來宗教，有朝一日會成為在中國佔統治地位的宗教。看來，康熙皇帝已經從中國幾種非常古老的迷信中覺醒過來。”
白晉這種極富煽動性的話當然對江山遠隔的法王產生誘惑力。而白晉等傳教士的確是誤讀了康熙對西方科技的熱愛。康熙對西方科技的熱愛僅限於其個人愛好，甚至到了癡迷的程度，由於他並沒有將這種學習轉化為像同時期的彼得大帝那樣的對外開放政策以及國內的教育內容的改革政策，因此，康熙對西方科技的癡迷與鍾情於木匠活的天啟皇帝並沒有本質區別。不能誇大康熙學習西洋文化的社會價值或歷史價值。
白晉過高地誇大了學習西洋科技與傳教後果之間的必然聯繫，認為通過這種方式（也即利瑪竇規矩）可以攻下康熙的信仰之心，促其皈依天主教。他認為，“根據一個多世紀以來的經驗，傳教士體會到要把天主教傳入總共並使之在哪裡發展，最好的辦法就是宣傳科學，這也是上帝的旨意。”他認為康熙請法國傳教士到中國傳播科技，是要組成和路易十四搞的法國科學院那樣的學院。“這位皇帝的意圖是讓已在中國的耶穌會士和新來的耶穌會士一起，在朝廷組成一個服務於陛下的王家科學院的科學院。”這無疑是在誤導路易十四。
白晉其實對康熙還是拿不準的。他說：“不言而喻，康熙皇帝要與陛下相似，就必須信仰天主教，還必須像陛下那樣虔誠地信奉天主教。關於這一點，我們還看不出這位君主內心的真正態度，因此他不表露自己的想法。然而，無論是從皇上對天主教的了解來看，還是從其公然保護天主教及其向臣民、朝廷王侯、皇子，尤其是皇太子所表露的對天主教的好感等方面來看，可以說，這位偉大的君主離天國已經不遠了，這樣說絕不過分。如果想到這位皇帝不斷地對福音宣傳者表示善意，又怎能推測他這樣做是出於其它動機呢？”康熙當然有其它動機。
康熙對歐洲科技感興趣的動機
白晉搞不清楚為什麽康熙一方面對西方科技如此癡迷，另一方面又並不皈依天主教。這說明他並不真正了解中國皇帝。康熙對西方科技的實用性特徵是明顯的，他並不在意在全國範圍推行新科技的學習。比如，康熙二十七年（1689），即中俄《尼布楚條約》簽訂的那一年，康熙曾請巴明多將法國人皮裡的《人體解剖學》譯成滿文，此書歷時五年譯成，後又用漢文譯成兩部。但是，康熙帝卻最終退縮了，他不敢將此書出版，只是藏於深宮，自己瀏覽研習，因為他還是認識到現代醫學對中國禮教構成了衝擊。而在同時，康熙卻大力推廣義理經學、宋明理學，重新勘定《性理大全》和《朱子全書》等玄學、哲學，以此取代人體實學，他的目的是要把朱熹思想視為興家安邦的重要的思想武器。由此可見康熙最終的選擇是出於帝國的意識形態安全考慮。
康熙帝在權力方面達到中國古代帝王的巔峰，但是卻沒有運用這個權力推行國家科技的發展。究其根源是康熙學習西方科技的動因不在發展中國科技，而是另有隱情。正如白晉在《康熙皇帝》中所論：“把熱愛科學的強烈感情與專心致志的研究實踐結合起來，這對於一般人來說，是備受稱讚的事情。可是對於統治者如中華帝國這樣大國的皇帝來說，與其應該受到讚揚，不如說應該受到責備。”
這個隱情之一，是康熙學習西學之根源在於幼年時受到歷獄的刺激。康熙曾回憶說：“康熙初年，因歷法爭訟，互為訐告，至於死者，不知其幾。康熙七年，閏月頒歷之後，欽天監再題，欲加十二月又閏，因而眾論紛紛，人心不服，皆謂從古有歷以來，未聞一歲中再閏，因而諸王九卿等再三考察，舉朝無有知歷者，朕目睹其事，心中痛恨，凡萬幾余暇，即專志於天文歷法一十餘載，所以略知其大概，不至於混亂也。”康熙五十二年（1713），他對皇子們說：“朕幼時，欽天監漢官與西洋人不睦，互相參劾，幾至大辟。楊光先、湯若望於午門外九卿前，當面賭測日影，奈九卿中無一人知其法者。朕思，己不知，焉能斷人之是非？因自憤而學焉。”白晉證實了這樣的說法：“最初使康熙帝對西洋科學產生信心的，是由於教士南懷仁與中國欽天監楊光先的論戰……康熙帝諭命用中國天文學和西洋天文學，分別推算出日蝕和月蝕來。關於這項實測，不僅禮部官員都參加，就連其它朝臣也都列席了。結果，證明西洋天文學的推測，與實際天象完全吻合。於是康熙帝就沿著順治時代湯若望漢譯西洋歷法的前例，諭命中國今後正式採用此種西洋歷法。”可見中西歷法之爭導致的政治鬥爭對他刺激之大。他自己想搞清初歷法問題，以便“斷人之非”。隱情之二，康熙之所以對西洋科技知識著迷，是他借此想成就一代偉大帝王的無所不能性，增強統治魅力，以獲得更大的統治認同。
康熙時期，西方科技對全國的影響僅限於歷法和天文。康熙晚年時，由於歷法之爭已不存在，公開地討論天文預兆和歷法研究都被禁止———這些內容已和清王朝的統治合法性有關，而到康熙時，滿洲統治的合法性已經牢固的建立起來。1715年，康熙在科舉考試中禁止了有關上述科技內容。此前兩年，鄉試和會試的主考官都被要求不許出有關天文、樂律或計算方法的策問。清朝新出的自然研究著作以及康熙雇用耶穌會士所作的宮廷項目，都禁止主考官和考生涉及。科技被牢牢地控制在宮廷內部。
“上述論述一言以蔽之，即為控制。在以上所描述的場景中，即使不是全部，也有大部分的描述是關於康熙帝認真展現了他對與西學有關的實踐的精通，從而也展現了他親自控制與西學有關的在他的帝國產生並傳播的所有事物的能力。一方面，雖然康熙帝在耶穌會士面前是一個接受者，但他也時常表現出一些他們不具備的技能和知識，並公開把這些技能和知識用於重新檢驗他們所教授給他的知識和技能，從而使他並不完全相信這些知識和技能或完全處於被動的學生地位。另一方面，當皇室（王公貴族、滿族皇子）面前演示時，他變成了一個仁愛博識的教師。康熙帝通過這種方式壟斷了西學，而不是僅僅宣布‘國外科學’合法化。只有控制人（如來自鄉間的繪圖者）和控制知識（包括由他委託刊印的三角法表的細節）才能保證外國科學產生的影響將與他對自己所要求的標準一致。”“康熙帝系統地利用他們所提供的智謀控制其它人。……這寫和17世紀的歐洲的學術科學的理性毫無關係。”
康熙控制西洋科技於宮廷內部的目的，是要將西洋科技當成自己炫耀的工具。此舉具有兩個政治後果：一是證明自己的能力，在大臣王公面前取得優越感。尤其是在漢臣面前取得自信（這一點恰恰說明康熙對自己蠻夷身份的敏感和一定的自卑）。二是證明自己能夠將西洋人制服，“柔遠能邇”。他甚至還親自替回國的傳教士修改其帶回本國的信件，以此炫耀王朝的鞏固和帝王的聖德。可見這與世界觀的開明關係不大，與對知識的渴求知識不大，而是出於王朝統治的需要。
康熙帝在炫耀自己的科技知識時並不在乎王公大臣們懂不懂，在他炫耀測繪日影、畫畫三角、測量山頭的高低等技術時，常常以把善於阿諛奉承的漢臣們問得張口結舌為樂事。而那些漢臣正好逮著機會表現對康熙的讚歎和恭順。所謂“聰明天縱，觀文察理，誠非臣愚等所能仰窺也。”康熙二十六年（1687）六月，他在訓斥湯斌等人時，一方面承認“漢人學問勝滿洲百倍”，另一方面，又警告說，“如有人檔案以漢俗炫耀、蠱惑於禦前，斷不姑息。”南懷仁曾經記述說，一次他陪康熙夜話（1682年康熙巡視遼東時），“皇帝看著半圓的天空，讓我們用中國和歐洲話把主要的星一個不剩的讀給他聽。他通過這件事，表現他有著無限的知識。”“他拿出幾年前給他製作的小型星座圖表，依據星的位置說出時刻來。這樣，他便在周圍的貴人面前，能誇示自己的學問而得意。”
康熙只是朦朧的感覺到了西方與中國關係的競爭性特徵，康熙五十五年（1716）十月，康熙諭大學士、九卿等言：“天下事未有不由小而至大。小者猶不可忽，大者益宜留心。……即如海防乃今日之要務，朕南巡過蘇州時，見船廠問及，鹹雲每年造船出海貿易者多至千余，回來者不過十之五六，其余悉賣在海外齎銀而歸。官造海船數十隻，尚需數萬金，民間造船，何如許之多。……此中情弊，速宜禁絕。海外有呂宋、噶喇吧等處，常留漢人，自明代以來有之。此即海賊之藪也。……不可不為預防。出海貿易，海路或七八更，遠亦不過二十更，所帶之米，適用而止，不應令其多帶。再東洋，可使貿易，若南洋，商船不可令往。第當如紅毛等船聽其自來耳。且出南洋，必從海壇經過，此處截留不放，豈能飛渡乎。又沿海炮台，足資防守。……往年由福建運米廣東，所雇民船三四百隻，每隻約三四十人，通計數千人，聚集海上，不可不加意防範。台灣之人，時與呂宋地方人互相往來，亦須預為措置。凡福建廣東及江南浙江等沿海地方之人，在京師者，爾等可加細詢。朕令廣東將軍管源忠，浙江總督滿保，兩廣總督楊琳，來京陛見，亦欲以此面諭之。海外如西洋等國，千百年後中國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又漢人心不齊，如滿洲蒙古，數十萬人皆一心。眹臨禦多年，每以漢人為難治，以其不能一心之故，國家承平日久，務須安不忘危。”
他已經意識到西方強大的對手就要來臨，為了防漢卻消極封閉。這都是源於帝國治理的需要。因此，康熙的事例再次證明：所謂西學東漸和西方衝擊都無法真正改變中國統治者的世界觀，他們的世界觀由帝國治理的內在需要決定。康熙不注重西洋科技的實用和普及的第三個隱情，是由滿洲統治集團對騎射祖訓習俗的眷戀，這種眷戀一是出於固守和加強身份構建的需要，二是出於他們對戰爭科技的不思進取之心，三是他們對漢人掌握先進火炮技術的恐懼。在學習西洋科技方面，康熙對采礦、冶金、機械是很少涉獵的。他要求滿洲貴族不忘祖宗遺訓，勤習騎射，以武藝威懾漢人，又研習西學，用新的科技知識對付漢人的文化優越感。不忘騎射和“國語”是滿清加強自己身份認同的一個重要手段。我們再次看到因夷狄身份入主中原的滿清一直處於身份構建的過程中，對此一直保持相當的敏感性，並因此最終影響到中國的全面發展。
在台灣收復（1683）和雅克薩戰爭（1689）結束後，康熙就限制了新式火器的發展。這在百餘年後導致中國在與侵略者的戰爭中的絕對被動局面。“直到17世紀末，中國與西方在實用炮學上的差距歧視並不特別顯著”，自“康熙二十二年底（1683）定全國之後，因軍事的威脅消失，官方對火炮的重視日減”，禁止各省自行研製火炮，此後火器發展走向衰落。
此外，與製炮有關的各項工程技術也不能傳入民間，更無助於推動全社會的技術進步，南懷仁撰《神威圖說》原希望其中解說的各理論法則能夠流傳，不想被康熙 “留覽”後便再無下文，不僅沒有刊刻，而且原稿都最終佚失。有人認為康熙熱心招攬懂科學技術的耶穌會士供奉內廷，就實質而言與歷代帝王納各種方術之士於宮廷並無二致，雖然具體技藝和事務不同，但皇帝以奇人異士炫耀天下的心態相同。持這種古老的心態自然不能指望他做出開創性的近代事業。乾隆在招攬身懷絕藝的耶穌會士這一點上正如他在其它許多方面的作為一樣，有效仿祖父之心，只是他的智能和識見遠不及康熙，無法鑽研天文數學等科技知識，只好對各類 “奇技淫巧” 更感興趣。有人總結說康熙引進西方科學沒有超越實用知識的範圍及獵奇賞玩的限度，而雍正時代留京的耶穌會士則等而下之，淪為宮廷畫師或工匠整日為皇帝製作各類玩賞品， “所以在大地測量和歷法問題基本解決之後，西學東漸的事業就日漸低落。”甚至對於明代研究火器的兵書如《武備志》等，也一概列為禁書，不準流傳、刊行。
地方更是被禁止自行發展火炮。康熙五十四年，山西總兵金國正上言願捐造新型的子母炮二十二位，分送各營操練，上諭大學士等曰：“子母炮系八旗火器，各省概造，斷乎不可！前師懿德、馬見伯曾經奏請，朕俱不許”，竟然禁止地方官自行研製新炮以充實武備。雍正間，清廷還將盛京、吉林和黑龍江以外各省的子母炮盡行解部。以後各朝沿襲火器控制政策，火器發展不可避免地走向衰頹。
在向西方學習的同時，康熙自然面臨中國學問與西學相比的優劣性問題，他保持對中國學問的尊嚴感，除了在對傳教士的訓話中駁斥傳教士們不懂中學之外，他支持“中學西源”的理論。康熙從白晉、張誠學了一陣數學，故作恍然大悟地說：“算法之理，皆出自《聖經》，即西洋算法亦善，原系中國算法，彼稱為阿爾珠巴爾者，傳自東方之謂也。”
“西學中源”說主要是就天文歷法而言的。清初遺民學者如黃宗羲、王夫之和方以智等始倡此說，這是遺民學者借以貶斥甚至抵製西學的思想依據。因數學與天文歷法關係密切，也被涉及。後來擴展到中西學問的全部來歷問題。康熙初期發生了“歷獄”。這件事情牽涉到對中國人和中國文化的來歷的認識問題。
清初從教人士曾一度宣傳過一種中國人種西來說。如《道學家傳》“小引”雲：
“蓋上古之時，非無書史可考。然經秦火之後，古儒真傳道統，竟多失落。故《鑒》、《史》之所載天地人三氏等以至伏羲，中華典籍，皆無確據可稽。是以究諸西史，幸神師指示，古經尚存，一一詳具其內。果見東海西海，同一無二，原同一脈。……未有天地之先，昊天之主宰，無聲無臭，於穆不已，以其全能，命陰陽二氣、火氣水土四元行，開辟乾坤，造成萬匯。乃將土化為人祖，男則名曰亞當，女則名厄襪，配為夫婦，以傳人類。父子公孫，代代相繼，傳至第十三代子孫，名號伏羲者，乃始入中華，為首禦之君，畫地始有民居。從茲至今，朝代年紀，一一可考，於西歷參對，符合無差。”
湯若望的學生、欽天監官員李祖白的《天學傳概》（康熙二年，1663年）也將中國人之起源與《聖經》故事結合，有類似說法：
“天主上帝開辟乾坤，□生初人，男女各一。初人子孫聚居如德亞（Judaea，猶太——本書作者注），此外東西南北並無人居。當是共事一主，奉一教，紛歧邪說無自而生。其後生齒日繁，散走四遐逖，而大東大西有人之始，其時略同。考之史冊，推以歷年，在中國為伏羲氏。既非伏羲，亦必先伏羲不遠，為中國有人之始。此中國之初人實如德亞之苗裔，自西徂東，天學固其所懷來也。生長子孫，家傳戶習，此時此學之在中夏，必倍昌明於今之世矣。延至唐虞，下訖三代，君臣告誡於朝，聖賢垂訓於後，往往呼天稱帝相警勵。……審是，則中國之教，無先天學者。”
既然中國人和中國學問都是來自西方，那麽還有什麽能比這種議論更刺激反教士人呢？李祖白的《天學傳概》成為楊光先反教的一個主要借口，康熙三年（1664）七月二十六日，楊光先赴禮部具投“請誅邪教狀”，並附呈《天學傳概》等作為證據，引發了康熙“歷獄”。最終湯若望被逐出欽天監，後無罪釋放，而李祖白等五名欽天監官員被處斬。此時康熙尚未成年（10歲）。
康熙八年（1669），湯若望得平反，李祖白等得昭雪之後，儘管利類思（Louis Buglio, 1606-1682）等著《不得已辨》、《崇正必辨》等書，反駁楊光先的《不得已》，但對於“伏羲為天主之苗裔”一說，則不敢認真計較。此後傳教士們也顧及中國人的感受，未推進中學西源說。
至康熙中期，前文所述的李明傳教士又提出這個問題，他堅持認為上古時期，中國是諾亞的兒女所建之國：“諾亞的兒女散布到了東亞大地，很可能建立了這個王國；大洪水時期，他們領教了造物主的威力，從而也認識了造物主，連其子子孫孫都對他有莫名的畏懼。時至今日，從中國人的歷史中還可以找到那些雪泥鴻爪，所以這一點幾乎是不容置疑的。” 他更是把中國三皇五帝時的歷史與基督教對上帝的崇拜傳說相糅雜，認為：“我們仔細研究一下中國歷史就不難發現，此後三百年的周幽王時期——即耶穌誕生前八百年左右，偶像崇拜還沒有影響到人們的精神境界。所以，中國人連續兩千年都保持了對上帝的膜拜和景仰，簡直可以作為基督徒的表率。”李明的歪理邪說本是要融匯中西兩大文化，以使利瑪竇規矩能得以承認。當然，他的謬論沒有得到羅馬教廷的認同，並且他的著作一經刊行即遭禁止，長達兩個多世紀。
不過，李明還是如實記載了中國科技為什麽沒有進展的原因：“不論新機器看上去多麽奇妙，如果沒有皇帝的特別命令，中國人依然不能決定優先使用新機器而放棄舊機器。古董，即使損壞了，對他們來說，依然具有至善至美的新東西所不能稍減的魅力，而歐洲人在這方面則大不一樣，他們隻對新鮮事物感興趣。”備受歷獄刺激的康熙後來一反傳教士的中學西源論，提出“西學中源”論，並經當朝禦用文人的闡發而成為官方意識形態。康熙論道：
“我朝定鼎以來，遠人慕化，至者漸多，有湯若望、南懷仁、安多、閔明我，相繼治理歷法，間明數學，而度數之理漸加詳備，然詢其所自，皆雲本中土所流傳。粵稽古聖，堯之欽明，舜之睿哲，歷象授時，閏余定歲，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推步之學，孰大於是？至於三代盛時，聲教四訖，重譯向風，則書籍流傳於海外者殆不一矣？周末疇人子弟失官分散，肆經秦火，中原之典章既多缺佚，而海外之支流反得真傳，此西學之所以有本也。”
清代“歷算第一名家”和“開山之祖”梅文鼎（1633-1721）迅速做出反應，他將中國歷史附會進西學中源的理論中去：“太史公言，幽厲之時，疇人子弟分散，或在諸夏，或在誇翟，蓋避亂逃咎，不撣遠涉殊方，固有挾其書器而長征者矣。（如《魯論》載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鼓方叔入於河，播鞀武入於漢，故外域亦有律呂音樂之傳。歷官假遁，而歷術遠傳，亦如此耳。又如《傳》言，夏衰不窋失官，而自竄於戎翟之間。厥後公劉遷邠，太王遷歧，文王遷豐，漸徙內地，而孟子猶稱文王為西夷之人。夫不窋為後稷，乃農官也。夏之衰而遂失官，竄於戎翟，然則羲和之苗裔，屢經夏商之喪亂，而流離播遷，當亦有之。太史公獨舉幽厲，蓋言其甚者耳。）然遠國之能言歷術者多在西域，則亦有故。《堯典》言‘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教授人時’，此天子百官在都城者，蓋其伯也。又命其仲叔分宅四方，以測二分二至之日景，即測裡差之法也。羲仲宅嵎夷，曰睗谷，即今登萊海隅之地；羲叔宅南交，則交趾國也。此東、南二處皆濱大海，故以為限。又和叔宅朔方，曰幽都，今口外朔方之地也，地極冷，冬至於此測日短之景，不可更北，故即以此為限。獨和仲宅西，曰昧谷，但言西而不限以地名，其地既無大海之阻，又自東而西氣候略同內地，無極北嚴凝之畏。當是時，唐虞之聲教四訖，和仲既奉帝命測驗，可以西則更西，遠人慕德景從，或有得其一言之指授、一事之留傳，亦即有以開其知覺之路。而彼中穎出之人從而擬議之，以成其變化，固宜有之考。史志唐開元中有九執歷，元世祖時有扎瑪魯丹測器，有西域萬年歷。明洪武初有瑪沙伊克瑪哈齋譯回回歷，皆西國人也。而東南北諸國無聞焉。可以想見其涯略矣。”
康熙及其禦用文人的中國文化觀由此而上升到一個台階，完善了清朝實現天下一統的世界觀的目標：從學習西學而轉為捍衛中學的宗源地位。此論為中國文化優越感再次找到了權威解釋，並一直被乾嘉學者奉為圭臬，直至清末竟然成為“中體西用”和中華民族增強自信和凝聚力的一個重要理論源頭。然則，在當時的中西關係之背景下，“西學中源”論卻丟棄了明末徐光啟提出的“超勝”西方的目標。“按照西學源於中學的思維邏輯，那麽何須深入鑽研西洋科學，更談不上吸取其科學方法上的精華，接受西方異質文化的啟示了。這不能不說是會通中西的歧途！”
與明末對待西學的態度相比，清初的皇帝將其歸入自己的個人愛好範疇，並以此作為炫耀自己博學、增強統治魅力的手段。而士大夫們也無法像明末一樣積極、主動而普遍的學習西學，淪為康熙“西學中源”說的爪牙。
明末徐光啟、李之藻等人——甚至包括利瑪竇本人——將西學與中學附會比擬，其目的是為了傳播西學。與清初興起的西學中源論存在本質區別。明末的西學與中學之“被擬同”，“其立說之旨確實為消除中國士人對西學的隔閡，以實現‘學術傳教’的目標。……從本質上而言，耶穌會士和明末學者鼓吹的中西‘擬同’論僅僅是一種文化傳播的策略和方式，它在中西文化相遇初期，確實起到了溝通差異、促進交流的作用。”“中西‘擬同’與‘中學西源’論是有本質差別的，因為相似未必同源，二者沒有必然的聯繫。筆者認為，鼓吹‘西學中源’說的動機顯然不是為了溝通中西差異，而是要為遭受西方科學強烈衝擊而明顯處於下風的中國傳統科學尋找恢復自信的理由。他們通過搜羅一些似是而非的證據，甚至不惜附會、臆斷，建立起一套西學源出中國、中學流傳西方的理論，其目的是為了有意識地貶低西學而維護中學。”
萬歷三十五年（1607），當徐光啟與利瑪竇合作譯出《幾何原本》的前6卷的時候，他曾極富預言性的說道：“續成大業，未知何日，未知何人。”大約250年後（鹹豐六年，1856），李善蘭與英國傳教士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合作譯成了《幾何原本》的後9卷，這個遲來的成果正好驗證了清朝自絕於與世界文明共同發展之機緣的不幸歷史。同樣，徐光啟以《坤輿萬國全圖》為藍本刻印《兩儀玄覽圖》239年之後，道光二十二年（1842），魏源草就《海國圖志》。
這兩個二百餘年就是中國失去的二百餘年。當滿洲統治中國的身份合法性問題高於一切的時候，中國的對外文化交流和國內文化發展均被泛政治化了，這是清中前期中國喪失與世界同步發展機遇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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