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難為教師，不打擾教育，就是對教育最大的貢獻

形式主義的板子該不該打到學校身上？

近日，陝西漢中的一名初中老師的辭職信引起了熱議。這位老師姓何，現年54歲，從教32年，他在辭職信中寫到自己辭職的第一個理由是

“

“如今的教育領域，逼迫人弄虛作假、搞形式主義的事太多，我不想浪費生命。”

在網上引起熱議後，該學校長官和相關部門“紛至遝來”拜訪何老師，在肯定何老師辭職信內容的同時，也答應不再讓其“弄虛作假搞形式主義”，下學期何老師將返校繼續任教，堅持到退休。

可以說，何老師以即使再過些年就退休也毅然辭職的決絕的勇氣，以對教育問題犀利的洞察，說出了很多老師的想說卻不敢說的一個問題，那就是教育中的形式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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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濫的形式主義讓老師苦不堪言

公立學校的基礎教育中的形式主義花樣多、要求高、時間長，讓老師們苦不堪言，不勝其擾，苦不堪言。

比如，教師扶貧。每個老師承擔兩個家庭的扶貧工作，每周去貧困戶一家，還要填寫大量的表格。而貧困戶大都住的偏遠，一來一去往往一天的時間就沒了，正常的教學工作就被耽誤了。

其實，在貧困地區，教師教育好學生，對貧困學生多一些關愛就是最好的扶貧方式。

比如，做某些書籍的摘抄和心得體會。學期初發下來一個顏色鮮亮的筆電，學期中不定期檢查，學期末統一上交。對書寫的工整程度、寫多少頁有詳細的要求。為了應付檢查，只能一個勁兒抄，甚至抄都抄不過來。

比如，組織學生參與各種各樣的征文。廉政征文”“旅遊征文”“法制征文”等等。寫作本身發自自身表達的需要，征文本應是師生自願，但攤派下來要求每個班必須上交若乾篇，就成了師生的負擔。

比如，要參加各種與教育教學無關的大小會。不僅要參會，會後往往還得上交學習筆記和心得體會。這佔用了老師很多時間精力，自然在教育教學上的時間就大大減少了。

很多時候，長官都會強調要“講政治”“講大局”，言下之意是這些事情沒有說“不”的可能，沒有商量的余地，只能順從。

但作為教師，依照黨和政府的要求，教好書、培育好學生，不就是對黨和國家最大的貢獻，不就是最大的“政治”和“大局”嗎？

比如，佔用節假日的“繼續教育”。現在有的地方又將教師的“繼續教育”經歷作為教師晉升職稱的硬性指標，好不容易到了周末，孩子需要陪、老人需要照顧、家務需要做，老師休息的時間很少，但一要求“繼續教育”，還不得不交錢去“繼續教育”。

這樣的“繼續教育”除了增加老師的負擔，為有的人和機構謀取私利之外，有多大的實際意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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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子該不該打到學校身上？

類似這樣的形式主義還有很多，但要將“板子”打到學校身上，學校長官一定說，我們也是無可奈何呀！罵我們，我們也很冤呀！

有魄力的、懂教育的校長，敢於抵製那些加之於師生的不合理的檢查和任務。敢於拒絕那些沒有必要的視察和指導，頂住各種壓力，為教育抗出太空和時間。

很多人指責民辦學校搶走了好老師好學生，但有沒有看到這些學校有更為科學的管理，而那些沒必要的檢查、要求和任務很少。

老師能安安靜靜教書，學生能安安靜靜學習，這樣不出好成績也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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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內部形式主義也很多

確實也有相當一部分的形式主義來源於學校內部。李鎮西老師大力批判的“痕跡管理”就是學校內部的形式主義的體現。

有個朋友給我講，他所在學校以前教案和聽課記錄要工工整整寫在專用紙上，學校以前是一個月檢查一次，後來不放心，改成一個星期檢查一次。月檢改為周檢，甚至相關長官還說：“最好天天檢查、課課檢查，可惜人手不夠。”

一位著名學校校長說：

“我不喜歡檢查，哪有靠檢查出好老師的？哪有靠檢查出好成績的？我信任老師，我不檢查，是因為我絕對相信老師們，一定能夠用心用力做好本職工作。”

教案和聽課記錄一定要寫出來嗎？我認識的一些名師就從不寫教案，但教育教學水準相當高。

教育本身是很個性化的事。在課程大綱、考試大綱和教育規律的要求下，教師也要充分發揮個性、針對學生個性開展教育活動。

在這一活動中，備課至關重要，但備課不一定要寫出教案來，寫出來的教案也不見得就是真正的備課。有的課需要寫教案，有的課不需要寫教案；有的老師喜歡寫教案，有的老師不喜歡寫教案。

寫不寫教案是因時因課因人而異的，一刀切的檢查，會干擾實際的教學。

老師對學生作業的檢查和批閱是為了檢驗學生知識的理解和技能的掌握情況，同時也能發現問題，及時地改善教學。

而他們對教案的檢查僅僅是為了確認老師按照要求寫了符合規範的教案，並不能形成一個反饋和改進的循環。

反倒是，老師為了應對檢查，不得不拿起教參或打開網頁，一抄完事，用抄取代了對教材和學生的研究，拿著這樣的教案去上課，教學效果能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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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主義的本質是什麽

這些形式主義的根源其實是官僚主義，是不懂教育的那些官員或部門的胡要求、亂指揮、瞎折騰。

學校屬於基層部門，很多部門都能來管、來要求。上級部門的“雞毛”，到了學校就成了“令箭”了；一根小小的“麥稈”，到了下面就成了揮舞的大棒了。

各種要求、檢查、任務造成的大量瑣碎繁重的工作，擠得老師沒有自己的時間，壓得老師喘不過氣來，與這不對應的是教師微薄的工資待遇。

用身心俱疲來形容廣大基層公立學校的老師，一點也不過分。不僅身體長期處於亞健康狀態，心理也一直承受著巨大的壓力。

隻苦了疲於奔命的教師，只可憐這種教育形勢之下的學生。

有從容淡定大氣的老師，才會有好的教育。民國時期出了那麽多的大家，除了優質的高等教育之外，也與他們接受到優質的基礎教育有莫大的關係。

當時的很多中小學成了教育史上的傳奇，如金陵中學、南開中學、春暉中學等；有許多大家都是從中小學的教室裡走出去的，如錢穆、朱自清、葉聖陶、陶行知、朱光潛、豐子愷、夏丏尊等。把這些人放到現在的中小學中，他們還能成為大家嗎？

春暉中學課表

春暉中學舊址

把形式主義的板子打到學校身上，有些偏。但確提出了一個我們不得不深思的大問題，值得有關部門和有關長官好好思考。

教育是良心活，面對的是一個個鮮活的生命，來不得半點虛假。更不要說是泛濫的形式主義了。

可以說，有形式主義，就沒有教育。

不要去打擾教育，不要去視察學校，不要去幹擾教學，不要去為難教師，就是對教育做的最好的貢獻了。

如果再能對教師多一些尊重，高一些待遇，那就是對教師最大的鼓舞了。

最後，我要為何老師點個讚。多一些何老師這樣有清醒的思考和敢於說“不”的老師，教育的太空才會寬敞那麽一些，教育的時間才會多那麽一些，教育的環境才會安靜那麽一些，教育才會更好那麽一些。

因為有好老師，才會有好教育。

作者：陝西西安 西工大附中 鄭剛

來源：清新語文

李鎮西：為何不少家長會“逃離”中國教育？

如果中國的高校再不真正徹底改觀，無論國家採用什麽方式“扶持”以“留住優秀高中生”，對中國大學教育失望的家長依然會越來越多，流失的“優秀高中生”也會越來越多。

“為普通的孩子辦好每一所學校。”這句話了無新意，但今天重提我是有感而發。

媒體報導，兩會期間清華大學副校長施一公教授談到對優秀高中生出國的憂慮。施教授認為，近年來高中生出國現象愈演愈烈，尤其是高中的優秀學生群體中，出國的也越來越多，這對國家大專院校的發展、人才培養的影響是深遠的。

“智力流失對國家發展造成影響，建議國家做出一些應對，比如現在的公辦教育做得好，對民辦教育是不是可以給予更多的支持，作為對公辦院校的補充？這樣的做法，是不是有助於留住優秀人才？”施教授說。

其實，優秀高中生恐怕還不能算“優秀人才”，不過他們至少是最具成為優秀人才潛質的孩子。因此我完全同意施一公教授的建議。如果最優秀的孩子從高中階段就開始流失，的確是我們國家潛在的損失，所以國家采取一些措施遏製這種流失的勢頭，是有必要的。不過，我想補充的是，國家不應該僅僅是為了“有助於留住優秀人才（這裡，施教授指的是優秀高中生）”才辦好民辦教育或者辦好教育，而應該是著眼於為每一個中國的普通孩子辦好每一所學校——無論小學、中學，還是大學。

是的，中學生出國的情況的確是愈演愈烈，究其原因當然很多很複雜，但從某種意義上說其實也很簡單，就是不少家長對中國的高等教育越來越不滿意。

作為中學教師，我不便多說，也沒有具體的調查數據支撐我對中國高等教育做出全面的評價；但有一點我感受很深，就是從我接觸的每年進入中學工作的大學畢業生的素質看，無論社會責任感，吃苦耐勞的精神，還是人文素養與專業能力，真的是一年不如一年。當然不是所有大學畢業生的素質都很差，也有出類拔萃者，但平庸者的確不少，更有甚者還有一些錢理群教授所說的“絕對的精致的利己主義者”。這些大學畢業生，有的（當然不能說是“多數”）還是碩士生，或者畢業於“211”重點大學或著名大學。

如果中國的高校再不真正徹底改觀，無論國家採用什麽方式“扶持”以“留住優秀高中生”，對中國大學教育失望的家長依然會越來越多，流失的“優秀高中生”也會越來越多。

其實豈止是大學教育令許多家長失望？現在不少家長從孩子讀小學和中學開始，就想方設法“逃離”中國的基礎教育了。

我不否認如專家們所說，中國的基礎教育“取得了長足的發展”；也不否認專家們說十年新課改如何“成就輝煌”，但客觀事實是，除了少數學校有實質性的教育改革因而實施了真正意義上的素質教育外，大多數學校依然是應試教育的天下。

中小學生的課業負擔越來越重，身體越來越差，創造力也越來越弱，也是不爭的事實。可孩子的青春只有一次，一旦耽誤就貽誤終生。

於是，越來越多家長讓孩子“在家上學”(homeschooling)——據有關機構最新統計，目前中國“在家上學”的孩子已經有6000人左右，而關注“在家上學”的家長（即已經或準備讓孩子“在家上學”的家長）已達25000人左右。還有一些家長，為了繞開中考和高考，乾脆把孩子送進國際學校或重點中學的國際班，孩子中學畢業後直接送出國外，這樣就不用和國內的“中高考遊戲規則”玩兒了。

於是，各種私塾式的學校，還有類似於“夏山學校”的民辦學校——比如成都的先鋒學校便應運而生，而且越辦越紅火。各地各類“微小學校”數量也呈上升趨勢。有些已經考上重點中學的孩子，也轉入這類學校，為的就是我剛才所說的“逃離”。

然而，這種“逃離”成本太高，單說昂貴的學費，就不是一般工薪階層的家長所能承受的。因此他們“明知山（應試教育）有虎”，還是不得不把“偏向虎山行”——把孩子往“山”裡送。他們的孩子未必不優秀，卻沒有出國的可能，只能留在國內繼續忍受“應試教育”的煎熬，然後接受中國的高等教育。

如果是農村的貧寒子弟，那學習成績再優秀，也不可能出國——對他們來說那簡直就是奢望，他們未來“成才”的機會就更少了。所以，辦好每一所小學、中學和大學，決不是僅僅是為了少數出類拔萃的“貴族孩子”，還應該為了優秀的平民子弟和貧寒學子。

不過，這樣說依然還是片面，如果往深處細想，難道我們的教育僅僅是為“優秀生源”辦的嗎？如果說辦好高校是為了“防止優秀人才流失”，那麽在高等教育已經進入“大眾教育”的時代，難道我們不應該為每一個普通的孩子（包括“優生”，但不只是“優生”）辦好每一所大學、中學和小學嗎？

教育公平和教育均衡喊了那麽多年，如果我們現在依然還是“精英教育”的思維，我們的教育還對得起“社會主義”這幾個字嗎？如果說，在過去中國因為經濟還不夠發達而不得不“集中有限的財力辦好少數學校”的話，那麽今天的中國據說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了，我們還有什麽理由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每一個孩子辦好每一所小學、中學和大學呢？

當然，為每一個孩子辦好每一所學校，不僅僅是政府的使命，也是每一位教育者的責任。作為教了36年書並擔任過九年校長的我，想到這一點只有慚愧甚至羞愧。中國的教育、中國的校長和中國的教師，是否經得起這樣的拷問：

我們的每一所學校是不是讓家長們放心？我們的每一個班主任是不是讓孩子們依戀？我們的每一堂課是不是讓孩子們著迷？我們的課程是不是滿足了孩子的個性需求？我們是不是能夠讓孩子每天晚上都有足夠的睡眠？我們的教育是不是讓每一個孩子的奇思妙想不被扼殺而都能夠成為創造的前奏，進而讓每個孩子都能贏得符合他自己個性的人生……

對教育的選擇權是公民的基本人權之一。《世界人權宣言》第二十六條第三款規定：“父母對其子女所應受的教育的種類,有優先選擇的權利。”我國在1997年簽署的聯合國《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一條第一款規定：“所有公民都有自決權,並憑這種權利自由謀求他們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的發展。”第三條規定：“公約締約各國尊重父母和法定監護人的下列自由——為他們的孩子選擇非公立的但符合國家所可能規定或批準的最低教育標準的學校。”中國的學校應該成為中國家長的首選，尤其是中國的公辦學校。

如果我們真的辦好了每一所學校，中國的家長們對教育還會“用腳投票”嗎？

來源：

鎮西茶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