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設幾千年前，太空中有一架高清晰度的攝影機對準中國，拍攝下幾千年來這片大地上的風雲流變，然後，我們按下錄影機的快放鍵，中國歷史的粗略脈絡就會呈現在我們面前。在這個畫面上，一些近乎規律性的東西反覆出現，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個皇朝轟轟烈烈地興起，然後又頹然崩潰；可以看到分裂和統一交替出現；還可以看到和平每隔一段時間就被打破，從北部高原湧下遊牧民族的慓悍鐵騎或者是南方平原上興起一群群裹著紅頭巾黃頭巾的手持武器的流民，尖銳地呼喊。
不過，王朝興廢、分裂統一的循環並沒有嚴格的規律性。相比之下，另一種現象，卻以一年一次或三年一次的潮汐般的準確周期，反覆出現在自隋唐至清共一千三百年左右的漫長歲月裡，除了王朝顛覆的大混亂時期，它鍾表一樣精確的頻率很少改變。每隔三年，你會看到在這片廣袤大地的平原和山谷的各個角落裡，都會走出一些手挾書本身穿長袍的人，他們或是步行，或是騎馬，或是乘車，先是匯集在一千多個縣城，經淘汰後，剩下一部分又匯集到十幾個省城，經過類似的篩選，為數更少的剩餘者從四面八方風塵仆仆地向著京城長途跋涉，其後，他們匯集到京城一片叫做貢院的整齊而擁擠的建築裡，埋頭在裡面寫著一些什麽。最後，一小部分幸運者被選拔出來，被授予官職，剩下的大部分人風流雲散，回到各自的出發地，等待三年後的又一次聚集。
在歷史那散亂隨意的腳步當中，三年大比的科舉製以它的規整而緊湊的節奏引人注目。在歷史跨入了20世紀的門檻之後，它才終結了前進的姿態。在嶄新的世紀裡，很多舊的東西死去了，人們記憶中保留的是這些事物臨終前衰老而醜陋的面孔，這些長壽的死者沒有得到一個應該有的體面葬禮就被人淡忘了。
一
傳統的中國社會就像一艘體積龐大而設計落後的航船，因為歷經幾千年的使用而殘破不堪。清乾隆年間，一名來中國訪問的英國使臣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中華帝國只是一艘破敗不堪的舊船，只是幸運地有了幾位謹慎駕駛的船長才使它在近一百五十年期間內沒有沉沒。”確實，當19世紀末第一批外國人憑借武力登上這艘大船時，中國給他們最突出的印象是混亂而沉滯，社會缺乏組織，人們按照千百年來形成的緩慢節奏一成不變地繼續著各自的生活。美國人史密斯在他那本著名的《中國人氣質》中記載了一些使他驚訝不已而當時的中國人卻渾然不覺的事例。他說，按理，一串銅錢（這是當時中國的標準貨幣）應當是一百文，但是在十八個省份中，這個標準隨隨便便地變化著，一串錢從九十九、九十六、八十三文（如陝西省府），一直降到直隸省東部的三十三文，人們卻習以為常。銀子買賣中的稱量也是同樣，除非偶然巧合，沒有兩個地方使用同樣的“兩”，隔開幾十裡路，秤的大小就會出現不知不覺的差異，雖然這種情況給人們造成了極大的不便，但是卻沒有人想到加以統一。他舉的另一個例子是關於交通。在北京、湖南、四川，他都看到過同樣的被廢棄的公路，幾百年前寬大整齊的石板現在凌亂殘斷，東一塊西一塊地棄置在地上，交通要道現在成了交通障礙。當初修建這些路線耗費了大量人力物力，現在卻由於無人管理而被任意毀壞。這位美國牧師深為這種情況感到痛惜，痛惜之餘，他得出了這樣的結論：中國人天生缺乏嚴密的組織素質，他們習慣於含混松散的社會狀態；他們雖然為人類貢獻了四大發明，但是他們在社會組織和管理方面的能力，無疑有那麽點差勁。
史密斯的記載很容易引起我們的共鳴，然而，當我們稍微認真地翻閱一下歷史時，我們的視野裡出現了一個鮮明的悖論。科舉制度表現出完整、有序、嚴謹、實用的金屬性質的特徵，在整個模糊漶漫的背景下顯得特別醒目。
科舉制度體現了中國傳統社會難得的科學精神。採用什麽方式選拔官吏，在各個時代都曾是一個難題，直到近代，西方社會依然襲用貴族體制。在一千四百年前，中國人就提出了在全社會範圍內通過統一考試選拔人才這樣巨集大的設想，把以往混亂無序的選官手段變成了理性化的制度。一千年後，西方人才參考這個制度建立了他們的現代文官選拔制度。
從設計原則上看，科舉製遵循著平等競爭的精神，打破了門第出身對人的限制，最大限度最高效率地調動起整個社會的精神資源。應該說，作為社會政治領域的一項重大發明，和世人皆知的中國古代四大發明相比，它毫不遜色。
更令人驚異的是這一制度的社會組織力和它的效率。從來沒有一種制度能像科舉一樣，動員起如此廣泛的社會階層的參與。從繁華的內地到荒遠的邊疆，從達官顯宦到每一個山村裡的農民，社會的各個階層都因為每一次考榜的公布而被大面積攪動，由此造成的社會情緒的興奮激動很久才能平息。從貧窮的農戶到最高貴的王公家庭，都有孩子為了投入這種競爭而在燈光下緊張地學習。在幅員如此廣闊而交通和通訊手段又都十分落後的國家，它能夠在全國範圍內保持環環相扣的三個層次考試的嚴密周期性和有效性；在一個習慣於漠視制度，常常是腐敗橫行的社會裡，能夠基本保持著這種選拔的公平公正，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可以想象，在這一成績的背後，一定有著大量艱苦的努力與付出。
透過典籍的記載，我們能夠在今天穿越時空，把目光投向科舉考試的現場。每一年的三月初九日到十八日，在前一年鄉試中考取的舉人們從全國的各個角落準時匯集到京師的貢院門前參加會試。天邊凝著冬雲，北風刺骨，但是由於緊張興奮，人們幾乎忘了氣象的寒冷。他們是經過由縣試、府試、院試層層淘汰剩下來的精英，到這一層次的只有幾千人，但是他們還要經過一次更為嚴酷的考驗，他們當中只有二百到四百人能夠通過最後這一關，成為最後的幸運兒：進士。考場是一間間蜂巢式的考舍，這種設計便於監考官的巡察而能有效防止抄襲。考場內已經過嚴格的檢查，確認沒有人在考舍內預先埋設什麽備用的抄襲材料，然後考生們根據臨時打亂的座號依次唱號入場。考場內戒備森嚴，在各個關口分別有外場磚門巡察官員，圍牆外巡察官員，專門搜檢大臣，稽查與考生交談、換卷、亂號等作弊行為的大臣，當然，還有防備考場上出現意外事故的醫生。官員們神態嚴肅，一遍又一遍檢查著舉人們的衣服物品。氣氛似乎緊張了點，有著一種防士子如同防賊的讓人不太舒服的心態，但同時更為引人注目的是這些官員身上平時並不多見的嚴謹而現實的態度。在這裡，他們一改平日拖遝顢頇的作風，不再用道德教化來代替制度考慮，而寧可做人性實惡的最壞設防。這一次，他們對人性的態度是少有的現實，他們的措施也少有的具有高度的可操作性。
交卷後的措施同樣嚴密細致：考生考完後，受卷官就在卷子上蓋上印記，十卷一封，轉到彌封所。彌封官再把試卷上考生的名字封上，打亂順序，蓋上印記，轉到謄錄所，在這裡，所有的考卷都被書手重新抄寫，目的是為了防止閱卷官通過筆跡認出考生。然後，兩種卷子被送到對讀所，對讀官核查卷子抄寫無誤，在卷子上印下對讀官和謄錄手的名字以備萬一出錯時核查，最後，這批卷子才到閱卷官手裡。在試卷的運行過程中，各個環節的用筆的顏色、停留的時限都有嚴格規定，整個過程周密嚴謹，滴水不漏，從制度角度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出現作弊的可能。即使現在看來，我們還是不得不為其設計的周密嚴謹而驚歎。
這些林林總總的規定也許讓你覺得瑣碎麻煩，但如果你考慮到這個社會平素拖遝散漫的做事習慣，慣於把制度變成一紙空文的傳統，那些為科舉制度的完善而持續努力的人的認真精神就更加引人注目。一千三百一十七年之中，科舉製的連續有效運轉，為中國貢獻了十萬名以上的進士，百萬名以上的舉人，一千多萬各類行政官員，他們中的大部分來自社會基層。它基本上維護了公平、公正和公開原則，毫無疑問，它在傳統社會的正常運作中發揮了強有力的作用。
在對這個制度的回望中，我們發現，創造、組織和實際操作力這些素質並不是中國人血液中先天缺乏的因子。保持社會的緩慢松散在一定程度上是政治家們的刻意而為，是出於追求穩定和諧的政治目的。它幾千年來不緊不慢是一種有意識的懈怠。當這個民族集中起精力時，它也能把一件事做得完完整整，嚴嚴密密，漂漂亮亮。科舉製以它的公正、效率、精密和整個社會背景產生巨大的反差效應。
二
這個制度的誕生，似乎就基於一個悖論。在我們的想象中，這樣一個富於創造力的構想應該誕生於秦皇漢武這樣雄才大略的帝王腦海裡，然而事實是，它的創造者因為荒淫、離經叛道而著名，他就是隋煬帝。
這是一個很有意味的事實。隋煬帝確實荒淫而且荒唐，他心性浮誇，把一個典型的花花公子作風帶到了國家的行政上，但是他一系列荒唐行為背後所表現出的瑰奇華麗的創造欲，卻淹沒在史實當中。實際上楊廣是個天賦極高的人，他才華出眾，從他留下來的文章可以看出他文筆相當出色。《資治通鑒》上記載，他“美姿儀，性敏慧，深沉嚴重，好學，善屬文”。而且他胸襟抱負不凡，富有想象力，做人也頗有情趣，喜歡做一些大手筆的事。比如他聽說當時的吐谷渾族從波斯引進了一種“龍馬”，駿逸非凡，放養在青海草原。於是他就在全國選了兩千匹良種母馬放入接近青海的山川地帶，想求得“龍種”。這件事雖然沒有任何結果，而且是作為他荒唐的一個例證載在史書，卻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煬帝浪漫的創造性格和願意進行試驗的精神。
科舉製並不是自創生即完備周密的，在漫長的發展過程中，它也曾經歷了失誤、挫折，甚至後退，但是，由於一代代人薪火相傳的持續努力，它一步步地完善，一步步地走向成熟。
科舉製剛剛誕生的時候，還是相當幼稚的，構思上有一種直觀思維的可觸摸的意味。比如隋煬帝設立的十個科舉科目，“孝悌有聞”“德行敦厚”“節義可稱”“操履清潔”“強毅正直”“膂力驍壯”……這些科目的名稱帶有明顯的感性特徵，“敦厚”和“清潔”雖然美好，但是如何衡量？到了唐朝，這些科目才被改為明經、進士、秀才、明法、明算、明字、製科，選拔人才的標準從模糊不清的道德描述轉為各類才能的分級考核。
盛唐是中國人精神史上的青年期，什麽都想嘗試。唐代是科舉制度最富活力的時代，製科名目最多，皇帝們常常根據形勢的需要，別出心裁，設立一個科目，有時這個科目就是帝王一時心血來潮的產物。比如“日試百篇科”，就是要求士子一天之內寫出一百篇左右的詩賦。還有“日試萬言科”，也是類似吉尼斯紀錄比賽一樣的大規模競賽。這種近乎惡作劇似的做法雖然有悖於科舉制度的嚴肅精神，卻也反映了唐代帝王文化心態上的樂觀好奇、精力過剩。
在更多的時候，這些科目還是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列舉一些具體社會問題，讓士子們暢所欲言。也確實有一些俊逸之才，利用這個難得的機會，鋒芒畢露，直抒胸臆，提出自己的政治創見，直接影響了有唐一代的政治風氣。
武則天垂拱四年（688年）詞林文苑科考試，二十二歲的張說在策試中公開抨擊武則天手下橫行一時的酷吏是“以刻為明，以苛為察，以剝下為利，以附上為誠”。提出“刑在必澄，不在必慘；政在必信，不在必苛”，一時震動朝野。第二年賢良方正科考試，張柬之直言批評武則天用人不當。他說武氏選拔官吏時，“或憑門資擢授，或以勳階蒞職”，這些人在任上，往往“不顧廉恥，抵觸羅網”。他公開評論：“臣以為陛下有三皇之人，無三皇之吏。”面對這樣尖刻潑辣的指責，武則天非但沒有勃然大怒，反而攬卷而笑，連呼奇才。這二人也因此而名列高等，被武氏施以重用，先後成為一代名相。你不得不承認這婦人果然了得。
在科舉實行的初期，由於制度的空缺，投靠權門、攀附請托這一社會痼疾乘隙而入，而且在唐朝一度還十分普遍，以至於形成了一種風氣，考生考前四處向達官顯貴推銷自己，結交名門，製造自己的社會聲望。大唐天家性格風流者多，有時候金榜上的名字就因他們的喜怒好惡而任意改變。大詩人王維年輕時風度翩翩，而且彈得一手好琵琶。他的一位做官的朋友創造了一個機會使他結識了一位愛好音樂的公主，王維的琵琶征服了一位追慕風雅的公主的芳心，據說他就是靠這位公主的提攜而高中狀元。
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逐漸認識到這種富於詩意的浪漫作風與選擇人才這樣意義重大的事不相協調，於是各種法律制度被建立起來。在唐代的刑法《唐律疏議》和行政法典《大唐六典》中都出現了關於科舉考試的法律規定。
由於科舉考試的巨大誘惑，考場外的各種力量紛紛向這個掄才大典施放自己的能量。科舉制度在這些壓力面前一度接近扭曲變形，但是，在與各種各樣破壞力的周旋過程中，在一次次失誤中，科舉制度不斷修正自身缺陷，日益周密完善。由於宋代王欽若科場案的發生，人們從失敗中總結經驗，發明了糊名和謄錄制度。以後，坐號製、回避製等種種制度也漸漸完善。宋初的一次會試之後，太祖趙匡胤召對進士時發現有的進士素質極差，不禁對會試的可靠性產生了懷疑，為此，他親自主持複試，重新調整了名次。從此，殿試作為一種制度被固定下來，在科舉考試的環節上又增加了一個層次。就是在這種自我調整的過程中，這一制度逐步豐滿健壯，保持了活力和生命力。
三
歲月一個世紀一個世紀地流去，武則天那盧舍那大佛一般豐滿安詳的臉龐在歷史之幕上逐漸模糊，山河漸漸冷落蕭條。科舉製一點點完善穩定之後，又一點點地凝固、僵硬。最後，朱元璋出現了。
不管你對朱元璋這個人物欣賞與否，你首先都不得不承認他是個人才。他從一字不識的文盲農民做到皇帝，並且後來粗通文墨，甚至還能對付兩句四六駢文，確實不容易。就是這樣一位沒有多少文化根基的皇帝，憑著他那農民式的精明算計替子孫後代制定了一整套的規章條例，內容從行政、經濟到文化無所不包，其中就有經他改造的以八股文為特徵的科舉製。朱元璋規定科舉考試的內容必須固定在四書五經之內，出題不許越出雷池一步。答卷要仿照宋人經義，要用古人口氣說話，只能根據指定的注疏發揮，絕對不許有自己的見解。這樣的嚴格約束還嫌不周密，他乾脆規定試卷的文體也必須規劃統一，分為八股，開頭必須要寫上“臣對臣聞”，結尾必須用“臣末學新進，罔識忌諱，乾冒宸嚴，不勝戰栗隕越之至”這二十一個字。這在科舉史上也可稱得上是最後一個創舉，和科舉制度的開端相互呼應，首尾提挈，清晰地展示了這個民族精神衰落的整個過程。
這個朱氏家族的大族長費盡苦心要保住這份苦熬苦掙得來的偌大家業，希望他處心積慮設計的這套政策能確保大明江山永遠穩如磐石，能把社會控制得永遠服服帖帖。這個在鄉野文化氛圍中長起來的皇帝，頭腦裡根本沒有人的尊嚴這一概念，也沒有坦蕩豪放的風度。他有的，只是時時提心吊膽看家守業的頑強本能。為此，他殺光了曾經和他一起浴血奮戰的戰友，又給子孫留下這套看來十分保險的制度。他的目的是把天下人的頭腦也裝進四書五經的保險櫃。從細節上看，這套政策確實顯得挺保險挺精明，但是如果站得遠一點，你就能清楚地看到這套東西的愚笨蠻橫和目光短淺。可是，偏偏是這套東西，居然就牢牢地籠罩了中國五百餘年之久。這套制度一經固定，就成為一個強大而蠻橫的存在，難以撼動。有時候，一個人的文化素質可以影響整整一個社會，甚至幾個世代。
從此，五百年間，士子們埋頭於八股文之中，甚至連四書五經都棄置一邊，手段和目的分道揚鑣。清代江西學政汪廷珍回憶他在主持學政時的所見所聞說：“童生中多有文理頗順，問以四書古文，不能記憶；五經、三傳，竟未識面。又有十一二歲童子，五經尚未開卷，而試牘闈墨，成誦已多。”面對這種情況，康熙也自甘承認無可奈何。他毫不隱諱地說：“非不知八股文為無用，特以牢籠人才，舍此莫屬。”
五百年間，面對這個顯而易見的荒謬方案，改革的呼聲稀薄而蒼白。只是在乾隆年間，兵部侍郎舒赫德上表列舉八股文的種種弊端，要求改革。他說：八股文“徒空言而不適於用，此其不足以得人者一也；墨房行卷，輾轉抄襲，膚詞詭說，蔓衍支離，以為苟可以取科第而止，其不足以得人才者二”。奏章送上去了，皇帝按例讓禮部回答，禮部根本沒好好看，一通含混搪塞，這聲不同尋常的呼籲就這樣淹沒在官員們的麻木敷衍之中了。
科舉制度至此已經失去了自我更新的能力。
四
每年進士及第後，大唐王朝的首都都要舉行“曲江會”。曲江之畔，絲竹喧天，百戲雜陳，人頭攢動。新科進士們一個個容光煥發，揚眉吐氣。“曲江之宴，行市羅列，長安幾於半空，公卿之家率以其日擇選東床，車馬闐塞，莫可殫述。”這一天，幾乎是全長安的節日。
節日只有一天，其余的日子遠沒有這樣風光耀眼。曲江會的狂歡氣氛再濃，也掩不住無數下第者的落寞空虛。
這個以狂歡來做結尾的過程，一千三百年來帶給人們的歡樂，和它所製造的痛苦相比，顯得那樣的短暫、輕浮，轉瞬即逝。
生在科舉時代的讀書人，當他翻開書本的那一刻起，一種沉重的命運已經強加在他的頭上。他會時時刻刻感到那種彌漫在社會的每一個角落的沉重壓力，那就是功名。選擇了書本其實就是選擇了一場殘酷的賭博，贏了，人生的一切榮譽、榮耀、光輝和絢爛都為你準備好了；輸了，你永遠是一無所有，陪伴著你的，永遠是淒涼冷清。在這場盛大排場的賭博中，絕大多數參與者一敗塗地。
我們可以進行一個約略的統計。以1850年的清代為例，當時全國的人口為四億四千萬。其中讀書人能有多少呢？如果按一百比一的比例，將是四百四十萬。考慮到中國社會重視對後代的教育的傳統，這個數字也許偏低了，而這一年，通過種種考核，最後有資格參加科舉考試的，只有二十二萬四千人。在這二十二萬四千人之中，選拔出了四千餘名舉人，二百多個進士。中舉的比例是一百比二，而有幸金榜題名的概率是一千比一。也就是說，進入考場的人當中，百分之九十八以上與成功無緣。在這樣的比率下，一個讀書人在他的一生中達到自己目標的機會，像中彩一樣偶然。從概率的角度說，一個人，從他選擇了書本的那一刻起，他已經選擇了失敗。
這樣暗淡的前景竟然絲毫不能影響人們的熱情，只要一有機會，人們就會把自己的孩子送入學堂。因為在這個社會，對大多數人來說，博取功名已經成為一個人、一個家庭，甚至一個家族改變自身命運的唯一機會。科舉製在把機會的大門向每個人敞開的同時，卻也封閉了人生的其他可能；這樣一個豁達的開放式結構的制度，最後卻逐漸緊縮成一張無形的巨網，網住了社會，縛住了歷史。
畢竟前景太誘人了，畢竟有許多范進式的中彩者在做著動人的活廣告。還有那麽多的循循善誘。請聽大宋真宗皇帝親自撰寫的勸學文吧：
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鍾粟；
安居不用架高堂，書中自有黃金屋；
出門莫恨無人隨，書中車馬多如簇；
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有女顏如玉。
男兒欲遂平生志，六經勤向窗前讀！
即使把讀書當做一種牟利手段也有其他手段不可比擬的長處。“讀書不破費，讀書利萬倍。……貧者因書富，富者因書貴。”這首詩的作者看起來像是一位頗為精明的商人，你也許想不到，他居然是可以劃入思想家行列的王安石。他意識形態上的對手司馬光在這一點上和他倒志同道合，司馬光也曾湊熱鬧寫了一首勸學詩：
一朝雲路果然登，姓名高等呼先輩。
室中若無結姻親，自有佳人求匹配。
這些淺顯易懂的宣傳品聽起來總有一種近乎哄騙的味道，就像拿塊牛皮糖放在小孩子面前。功名取代了其他一切價值標準。不能不說，科舉製客觀上對健康人格起了極大的銷蝕作用。
唐時的新進士們有一個奇怪的風俗，那就是及第之後，都必到平康裡一遊，平康裡是個什麽所在？“長安有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俠少萃集於此，兼每年新進士以紅箋名紙遊謁其中，時人謂此坊為風流藪澤。”《開元天寶遺事》記載，長安進士鄭愚、劉參等數十人，在春暖花開之時，選妖妓三五人，乘小牛車，到名園曲沼，“借草裸形，去其巾帽，叫笑喧呼，自謂之顛隱”。細一想，這一風俗的形成也有它的邏輯。只有這樣，才能釋放掉他們精神上的長期重壓。
只有修養有素的詩詞功夫才能夠幫助士子們比較妥帖地表達他們一朝得中的感受：
喜過還疑夢，狂來不似儒。
還有那首著名的絕句：“昔日齷齪不堪言，今朝放蕩思無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
昔日的齷齪、屈辱就在金榜公布的那一瞬間魔術一樣煙消雲散永不再來，昔日那個任人嘲笑汙辱的落魄舉子在魔術師的手中被變成了萬人翹首的天之驕子。十幾年或幾十年壓在頭頂的巨大壓力一下不見了，人是不是感覺有點失重？這樣迅速的解脫，有時竟一時讓人承受不了，范進的故事並非是離奇的杜撰。《江南余載》記載：宋開寶初年（968年），齊俞中了進士。傳臚之後出了宮門，騎馬走著走著，越想越高興，突然在馬上哈哈大笑起來，笑得前仰後合，不能自製，最後一個倒栽蔥，撲通一聲，摔落馬下，當時昏死過去。幸虧眾人搶救及時，才轉危為安。
落第後的淒楚心境同樣只有他們的詩句才能準確表達。溫庭筠在最後一次落榜後，寫下了這首《春日將欲東歸》，贈給新及第的友人：
幾年辛苦與君同，得喪悲歡盡成空。
猶喜故人先折桂，自憐羈客尚飄蓬。
三春月照千山道，十日花開一夜風。
知有杏園無路入，馬前惆悵滿枝紅。
溫憲的絕句更加悱惻悲涼：
十年溝隍待一身，半年千里絕音塵。
鬢毛如雪心如死，猶作長安下第人。
鹹通年間與羅隱齊名的詩人羅鄴的下第詩，在他所有詩作中大約最為真切動人：
年年春色獨懷羞，強向東歸懶舉頭。
莫道還家便容易，人間多少事堪愁。
在名與利這個巨大的漩渦面前，人性顯得是那麽脆弱。為了日夜夢想的成功，很多人放棄了一切。《舊唐書·李皋傳》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李皋在受命知溫州的途中，遇到了一位衣衫襤褸的老婦人。李皋見她可憐，上前詢問。老人說她的兩個兒子二十年前離家入京赴試，至今沒有音信，她在家苦盼二十餘年，如今年老體衰，無以為生，只得乞討。李皋問及她兩個兒子的姓名，不禁大為吃驚，這兩個人他居然都認識，他們早就高中金榜，如今一個在京中做官，另一個在門下省任職！
人生的意義不再是你幹了什麽，而是你最終得到什麽；人的價值不再是心靈的豐富，而是官位的高低。為了“魚化龍”的最後一躍，一千多年間，這片廣闊的大地上，曾有多少人終生投入這近乎無望的奮鬥與掙扎，多少顆心曾因重壓而瀕於破碎，多少青春在燈下絕望地變成白發。如果感情有重量，可以稱量和累積，那麽通往考場的漫漫長路顯然承載不起人們曾付出的沉甸甸的希望，承載不起人們曾收獲的沉甸甸的失望。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廣東省鄉試，通往考場的路上顫巍巍走著一位老得看不出歲數的人，他已經渾濁的眼睛裡流露的是一種殘酷的固執，他是廣東順德縣的一名考生，名叫黃章。在他前面，他的曾孫子高舉著一個大紅燈籠，上面映出“百歲觀場”四個大字。這血紅色的大燈籠堂而皇之地舉在路上，分明有一種炫耀的氣味，有一種對世人嘲笑眼光的肆意挑戰意味，卻也籠罩著一種不計一切的悲壯與無奈。他的生命顯而易見已經所剩無幾，就像一個賭徒只剩下最後一點點賭資，所以他也因此越發賭得無所顧忌。賭到這個份上，成功，對他還有什麽意義呢？他最後是否中舉，史書無載。
宋高宗紹興八年（1138年），福州人陳修進士及第。傳臚唱名時，高宗發現下面跪著的，是一位老態龍鍾、身搖手戰的老頭。皇帝問他多大歲數，回答說七十三了。問他兒女幾個，回答說尚未娶親。高宗嗟歎不已，開恩把宮女施氏嫁給了他，並且賞賜豐厚。不知作為帝王，面對這個投在他羅網中的可憐獵物精神上是否有些震動，也不知道七十三歲到來的婚姻對陳修的生命能在多大程度上給以慰藉。不過總的來說，陳修他仍然是一個幸運者，仍然讓千千萬萬人羨慕不已。
太宗皇帝真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
豈止白頭。科舉作為一種被人們的視覺誤差放大了的機會，在人們的視覺天空永遠熠熠含光。它有著一勞永逸的特點，一旦成功，一切付出似乎都可以得到有效的補償。於是，科舉實際上已經變成了一項前仆後繼的事業，一場世代相延的接力，在它身上體現出愚公移山精衛填海式的堅韌。每個人不光是在為自己奮鬥，他的肩上實際負荷著光宗耀祖光大門庭的重任。每次打開祠堂祭祖，士子們似乎都可以感受到牆上祖宗畫像上憂鬱的期待目光。當這個家族又一個男性嬰兒降生之刻，他那痛楚的哭聲裡是否包含了對未來沉重命運的恐懼？
在這類家族故事中，宋代蘇象先的版本則頗令人唏噓。這位科舉路上的成功者在《蘇魏公家訓》中向他的後代講述了這個家族艱辛的奮鬥歷程。蘇象先的先祖蘇仲昌十六歲就通過鄉試，但是會試卻總是過不去。由於家鄉路途遙遠，他淹留京師三十餘年，音訊不通。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他兒子蘇紳從老家趕到京師應試，碰巧，和父親住到一個旅舍，可是兩個人在一起住了很長時間，卻互不認識。後來別人從旁告知，父子二人才灑淚相認！
死後得諡“文忠”的晚清重臣李鴻章就是他那個家族中撞到輝煌的終點線的那一個。李氏“世耕讀為業”，初“清貧無田”，到李鴻章高祖時，“勤儉成家，有田二頃”。雖然薄有產業，但是一個家族在地方上沒有功名，就沒有地位，“鄉曲豪強屢見欺凌”，鴻章祖父李殿華立志要光大門戶，發憤苦讀。無奈時運不濟，兩次鄉試均告失敗。李殿華從此退居鄉間，率子孫耕讀，“足不入城市幾五十年”，他承擔起所有家事，讓自己的子孫們專心學業，以求能有出類拔萃者。李鴻章的父親李文安回憶自己的讀書經歷說：“家督自有擔承，細務概從推脫，是以畢志讀書，專攻進取。”讀書求進是他唯一的使命，但是李文安的科場之路也不順利，數次鄉試，都名落孫山。每次失利，對於身負幾代重托的他都是重大的打擊，在巨大的精神壓力下，三十出頭，李文安已是兩鬢花白了。他常常借酒澆愁，賦詩自嘲：
年來落魄多貪酒，老去猖狂半在詩。
覺得自己希望無多，李文安把厚望又寄托在李鴻章身上，才六歲，就給他開了蒙，親自教授，日夜督促。由於家中無人治生產，生計艱難，“尺布寸縷，拮據經營”。李鴻章的母親“秉性淑慎，教子有方”，她對生活上的窘境毫不在意。她說：“吾教諸子發憤讀書，皆嶷嶷有立，豈憂貧哉！”
命運終於對李家露出了難得的微笑。李文安父子後來雙雙金榜題名，一時間，李家“以科甲奮起，遂為廬郡望族”。李家幾代人的努力終於得到了報償，原本淒清冷落的命運之流忽然幻化成了一出大紅大紫的喜劇。
回望近代幾位離我們最近的文化巨人的身世，這樣的例子還可以舉出許多，比如梁啟超，比如曾國藩。歷史上，所謂起自寒素的，家族史上都是經過這樣幾代人的積累傳承。中國人性格中的堅忍頑強在這裡得到了最集中的體現。這種世代積累的頑強，賦予這一制度以本不該有的悲壯和沉重。
科舉史上的最後一名探花活到了1958年，他叫商衍鎏。時間使他能夠比較清醒地思考往事。他回憶道：
一千三百一十七，這個非凡的奇數，在我之前曾是多少人的寄托和希望。這之中有拚搏，有追求，有悲歡，有升華，它用功名二字連接了世世代代人的宿願。當我回首往事，才知道這是一個酸甜苦辣的海，波濤撞擊的洋，它具有特別的引力，使你身入其中，如醉如癡，自覺或不自覺地扮演著它所需要的角色。
五
在把科舉制度引向委頓、變形乃至醜陋的過程中，它自身正是一個重要的力量。朱元璋不過是歷史的執行者。正是科舉制度，促進了中國超穩定的社會結構的形成，使這個社會落入自我循環的怪圈。它吸引了社會的注意力，消解了全社會的精力和創造力。
一個創造性的制度扼殺著創造性，一個出自公正性的設想造成了更大的不公正，一個選拔人才的制度同時扭曲了人才。提高了的效率卻保護了整個社會的低效率運行，這個制度使古代經典得到了完整的傳承，也使古典文明陷入了委頓的怪圈，並且最終使這個制度本身失去了生命力。這是一個制度的悖論，同時，也曾是整個文明的困惑。
書名：千年悖論：人性的歷史實驗記錄（全新修訂彩圖版）
作者：張巨集傑著
出版社：重慶出版社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