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劉文昭
昨天，“全球第二例艾滋治愈病例或誕生”的消息，引發熱議。就在一些人樂觀的認為“艾滋病終於被攻克”的時候，馬上有專業人士出來“辟謠”：說這位病人被治愈還為時尚早，他的療效是醫學奇跡，治療方法也很難推廣。雖然治愈艾滋病還很遙遠，不過人類對艾滋病的防治已取得巨大進展，沒有治愈之法，艾滋病疫情也很可能被“終結”。
奇跡令人興奮，但很難複製
這位不願透露名字的艾滋病患者被稱為“倫敦病人”。2012年，開始接受抗逆轉錄病毒治療，但禍不單行，他又得了晚期霍奇金淋巴瘤。在化療之後，他又在2016年接受了幹細胞移植。
捐獻者的幹細胞並不一般，其中的基因（CCR5 基因突變）對艾滋病毒有基因耐藥性。現在，“倫敦病人”已有超過18個月未被檢測到艾滋病病毒，有望成為繼“柏林病人”布朗之後第二名成功治愈的艾滋病患者。
“柏林病人”布朗和“倫敦病人”的情況類似，當年布朗同時患有艾滋病和白血病。在接受了骨髓幹細胞移植後，不僅白血病被治愈，而且骨髓移植後重建的免疫系統將他體內的 HIV 病毒幾乎清除殆盡。
“倫敦病人”的出現，讓一些醫學人士樂觀起來，“當醫學上只有一個病例報告時，人們總會懷疑這或許只是一個不尋常的情況。現在出現第二份病例真的非常令人興奮。它確實證明了艾滋病是可能治愈的。”
不過，更多的醫學同行則相對謹慎。領導這項研究的組長、倫敦大學學院教授拉溫德拉·格普塔表示，“倫敦病人”屬於“功能性治愈”，定性“治愈”為時尚早，一些科學家則傾向把“倫敦病人”的情況稱之為“長期緩解（long-term remission）”，而非治愈。
還有學者指出，兩位病人的情況是醫學奇跡，很難複製。首先，骨髓移植配型成功的幾率本來就低，還要求骨髓捐贈者含抗艾滋病病毒基因突變——這一群體人數稀少（大多是北歐人後裔）。
其次，“倫敦病人”和“柏林病人”進行骨髓幹細胞移植，不是為了治療艾滋病，而是為了治療各自的癌症。幹細胞移植療法昂貴、有風險，不可能用於治療所有艾滋病病毒攜帶者。
其實，這兩人也足夠幸運。在“柏林病人”布朗之後，有研究者按照同樣的步驟在六位同時也患有白血病的HIV感染者身上進行了治療，但其中有的患者死於白血病，有的死於幹細胞移植引起的併發症，還有的患者 HIV 病毒仍舊留在體內。
這說明幹細胞移植療法成功率不是一些人想象的那麽高。
不必非要治愈，先進的防控也可以“打敗”艾滋病
人們如此關注艾滋病能否被治愈，這背後是對艾滋病的恐懼，認為它是能迅速致人死亡的絕症。
其實，隨著醫學技術的進步，這個觀念早該改改了。2013年，世界衛生組織發布的年度HIV治療報告顯示，隨著抗逆轉錄病毒治療措施的普及，全球範圍內的艾滋相關死亡率顯著下降，感染者壽命預期明顯上升，若在患病早期接受有效治療，感染者壽命可接近正常人水準，即使在中低收入國家也是如此。
現在，不僅感染者的預期壽命不斷提高，在艾滋病防控得當的地區，疫情都快“消失”了。以美國舊金山為例，2014年舊金山市僅新增了302例HIV確診病例，創歷史新低。而在疫情最嚴重的1992年，HIV確診病例曾達2332例。現在，舊金山82%的HIV感染者都接受了治療，72%達到了“病毒抑製”狀態（此時不再有傳染性）。
舊金山憑什麽取得如此成就？除了預約醫生快速通道，跟蹤病人等措施，舊金山最有名的措施有兩個：1、一旦HIV檢測呈陽性，患者就盡快開始服用抗逆轉錄病毒藥物，而不是等到免疫系統功能指標衰退後再治療，即“檢測即治療”(test-and-treat)；2、向所有高危人群提供預防性藥物。
最初，這些舉措曾被質疑為“過度醫療”，但一系列研究和實踐證明了舊金山做法的正確。世衛組織也讚同這種做法，2016年制定的《使用抗逆轉錄病毒藥物治療和預防艾滋病毒感染的綜合指南》中，也吸收了舊金山的這兩項舉措。
艾滋病防治取得的進展，讓人類有了終結艾滋病的底氣——2016年，聯合國會員國通過了關於艾滋病問題的政治宣言，到2020年實現一系列具體目標，到2030年結束艾滋病流行（結束艾滋病在人際之間的傳播，讓作為一種流行性疾病的艾滋病成為歷史）。
要想“終結”艾滋病，有兩方面需要改進
終結艾滋病，需要讓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早日就醫。盡早治療不僅對患者有利，還可以防止他們把病毒傳播出去。還有幾項研究顯示，定期服用藥物的人把病毒傳染給其他人——包括經常與他們有無保護性行為的配偶——的可能性降低了90%。
然而，由於檢測面有限，目前全球約有40%的艾滋病毒攜帶者（1400萬人）不知道自己被感染了。這是“終結”艾滋病的一大障礙。
據報導，我國有約30%的艾滋病感染者未被發現。情況相對好些，但不意味著沒有提高的空間。2018年9月，著名醫學期刊《柳葉刀》曾以《中國艾滋病自我檢測的機遇與挑戰》為題，對中國艾滋病的自我檢測狀況進行過報導。
文章中提到，目前中國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隻批準了一種用於自我檢測的口服檢測試劑。而國家性病艾滋病預防控制中心曾對通過網絡購買艾滋病自我檢測試劑的5萬多名消費者進行了一項調查。結果顯示，有150人的艾滋病病毒抗體自我檢測呈陽性。將他們的血樣送到專業實驗室進行複檢後發現，這150人中有97人的艾滋病病毒抗體檢測呈陽性，也就是說，自我檢測試劑的準確率僅為64.7%。
除了試劑質量保證不足，文章還提到相關部門沒有促進艾滋病自我檢測的國家指導方案和艾滋病自我檢測項目的可持續性等問題。
要知道，官方檢測機構再多，還會有人因擔心洩露隱私不願去，搞好自我檢測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相關部門要加把勁了。
如果更多的艾滋病感染者選擇治療，政府的醫療支出可能增加。據傳染病學博士夏安介紹（2014年），中國治療 HIV 的抗病毒藥物是免費的，但藥物種類相對有限，一線方案7個，二線方案1個。組合起來的治療方案相對發達國家6大類各種製劑共計30多種藥物而言，可謂捉襟見肘。
如果病人在服藥期間出現嚴重副作用，或者耐藥導致治療失敗，且其他免費藥物不能替代，就有必要自費換藥了，那費用可能要每年幾萬到十幾萬了。
如果能擴大免費藥物的範圍，讓患者可以優選效果更好、副作用更低的用藥方案，也能激勵艾滋病感染者就醫。畢竟，除了歧視，有的艾滋病感染者還擔心病治好了，但身體垮了，錢也花光了。
現在多花錢當然是值得的，目前中國艾滋病全人群感染率約為萬分之九。在艾滋病處於低流行水準時將其“消滅”，總好過亡羊補牢。
雖然“倫敦病人”能否被治愈還需要時間檢驗，但艾滋病早已沒那麽可怕，如果社會對艾滋病人少些歧視，防治措施比較完善，可能在治愈艾滋病的可靠方法出現之前，艾滋病就被“消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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