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後，東方的大漢帝國和西方的羅馬帝國是當時的兩個大國，而且雙方都知道對方的存在。在張騫通西域之後，絲綢之路上貿易往來逐步密切，我國對羅馬也有了一定的了解。當時，中國人稱呼羅馬帝國為“大秦”。至於這麽叫的原因，在范曄的《後漢書·西域傳》裡有如下記載：“其王無有常人。皆簡立賢者。國中災異及風雨不時，輒廢而更立，受放者甘黜不怨。其人民皆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
對於漢朝來說，北部的匈奴一直是個大患。從漢高祖劉邦開始就一直想要解決這個問題，但是卻一直都沒有得到解決。漢武帝時代想到聯絡盟友的方式從外交手段斬斷匈奴右臂，這就有了張騫出西域。張騫兩次出西域都沒有完成這個政治及軍事使命，但是卻意外加強了中外經濟往來。“絲綢之路”也就此開辟。
在我國歷史上，中華強則西域通，中華弱則西域閉。兩漢之交正是我國的一個動亂時期，這時候匈奴又重新崛起。所以漢朝和西域之間的交通就被阻隔了。到了漢和帝時代，決定重新打通西域之路。永平十六年（73年）漢軍驅逐匈奴，恢復了絲綢之路，而班超也參加了這次戰役，戰後班超就留在了西域。永元三年（91年），班超被任命為西域都護，駐守在龜茲。西域50多個國家在這期間先後與漢朝恢復了關係。
從軍事上來說，漢朝雖然屢屢打敗匈奴，卻一直不能將其斬盡殺絕，從戰國到漢朝都一直是相持狀態。安息“地方數千里，小城數百，戶口勝兵最為殷盛。”大秦國“地方數千里，有四百餘城，小國役屬者數十”。因此，東漢要消滅北匈奴，唯有聯合安息和大秦。所以從軍事上打通絲綢之路，爭取這倆盟國是必要的。從經濟上來說，中國的絲綢製品很早就聞名世界，別的國家不會製造，可謂是中國的壟斷技術。而羅馬貴族就特別喜歡中國的絲綢，在奢侈的羅馬城裡，身穿絲綢製品就是最好的“炫富”。通過絲綢之路，我國還能賺到更多的錢。所以無論是從政治、經濟、軍事等各方面，我國打通絲綢之路都是勢在必行。
按理說，班超無疑是最合適的人選。但是這時候的班超已經是年過花甲的人了，經不起鞍馬勞頓，就派了副使甘英前去，試圖與羅馬帝國建立邦交。
不過，羅馬、漢朝之間隔著貴霜（大月氏）、安息（波斯）兩個大國，它們不希望中國跟羅馬搭上線，它們就想著從遙遠的絲綢之路上賺取利益。
《後漢書》裡寫道：“其王常欲通使於漢，而安息欲以漢繒采與之交市,故庶閡不得自達。”甚至，羅馬帝國還為此跟波斯打過仗，可惜沒打贏。
永元九年（97年），東漢西域都護班超，派遣屬員甘英出使羅馬帝國。此行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擺脫波斯對絲綢貿易的盤剝，探尋與羅馬帝國進行直接交易的可能性。
根據史書記載，甘英一路逾蔥嶺、過大夏、行安息，一直到達波斯的西部，來到波斯灣。甘英為完成肩負的使命，積極準備渡過波斯灣，北上羅馬。
可是，波斯派來的船員卻對甘英說，這片海非常的大、波濤極其凶險，要渡海順風的時候三月可到。如果沒有順風的話，可能還要等上兩年。所以出海要備足三個月的糧食。“海中有思慕之物，往者莫不悲懷。若漢使不戀父母妻子者，可入。”而安息人還將希臘神話中的“塞壬海妖”故事當做現實介紹給甘英。甘英難免憂懼，遂止於斯。
梁啟超後來在《祖國大航海家鄭和傳》裡就感歎：“班定遠既定西域，使甘英航海求大秦，而安息人（波斯）遮之不得達，謬言海上之奇新殊險，英遂氣沮，於是東西文明相接觸之一機會坐失。讀史者有無窮之憾焉。”
其實，從安息過泰西封，今之伊拉克巴格達東南一帶，再過塞琉古以西，今之伊朗與亞美尼亞一帶，走陸路，也可以至大秦，可惜甘英沒有選擇此線。
儘管波斯阻止漢朝與羅馬的相見，但羅馬又去開辟了海路，不需要經過波斯而與漢朝實現通商。
對於漢朝來說，甘英這次雖然沒有實現最初目的，但是也帶來很多利好的成效。史書記載“遠國蒙奇、兜勒，皆來歸服，遣使貢獻。”
也就是說，甘英的這次出使，讓中國對西方的了解進一步加深，而西方對中國的了解也在增加。當然，如果漢朝與羅馬帝國直接見面，那引發的後果必將很奇妙，不可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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