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巴別塔的人：四位譯介中國文學的外國翻譯家

《聖經·舊約·創世記》中記載，當初人類齊心協力要興建一座巨集偉的通天塔——巴別塔。為了阻止人類的計劃，上帝創造出不同語言來，人類語言不通，塔造不成，自此各散東西。後來出現了翻譯，翻譯是一些挑戰上帝、重建巴別塔的人。

今年八月的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上，“字裡行間：中國文學翻譯家沙龍”格外引人矚目。用主持人埃裡克·亞不拉漢森的話說：這場活動有點“怪”——從主持人到嘉賓都是外國人——四位來自不同國家的外國人用流利的中文對著台下兩百位中國讀者演講、交流；有讀者用英文提問，他們當場翻譯成中文後用中文回答。

提起他們的大名，許多中國讀者早已熟悉了——德國漢學家、翻譯家、作家顧彬，瑞典翻譯家陳安娜和荷蘭翻譯家林恪。在埃裡克幽默的主持下，向中國讀者談他們的中國文學翻譯生涯。他們都把畢生事業定位在向世界譯介、傳播中國文化與中國文學上。

陳安娜：在母語裡找同樣玩法

陳安娜說，她學中文完全是“偶然”的。上大學時填表，一個“誤會”使她選了中文，可一學起來就發現“這個語言很不錯”，“比較適合我的個性”。她成了瑞典翻譯家、漢學家馬悅然的學生，又成為隆德大學漢學家羅斯招收的首批中文博士生之一。

她做翻譯也挺“偶然”。本來她對中國歷史，尤其是20世紀初的中國現代史很感興趣，但因老師讓每個學生翻譯一個短篇，要出個集子，她就翻譯了蘇童的《妻妾成群》，正好小說已拍成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所以譯作也頗受注意。短篇小說集出版後，她在一位漢學家的邀約下，又翻譯了莫言的《紅高粱》，這部小說拍攝的電影同樣在國際產生影響。就這樣，她在做圖書管理員的同時，對中國文學“不帶約束地”，“慢慢地一個一個翻譯下去”，一發而不可收。25年來，她翻譯了近50部當代中文小說，其中包括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生死疲勞》，余華的《活著》，韓少功的《馬橋詞典》等。因譯筆優美，曾獲得瑞典學院授予的文學翻譯獎。

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人們盛讚安娜的翻譯功不可沒。在翻譯家沙龍上，當埃裡克提到許多人認為“只有被安娜翻成瑞典語的作家，獲諾獎的可能性才比較高”時，安娜謙遜地說，這是一個“誤解”。她說諾獎評委不光看瑞典譯本，還要看英文版、法文版，有的要看意大利版、西班牙版。“實際上有了瑞典文版也很好，但它不是最重要的”。

陳安娜是中國人的媳婦，也是中國的常客。她這次與丈夫——也是著名翻譯家、作家萬之一起回中國，去了黑龍江額爾古納河一帶，那是中國女作家遲子建的家鄉。安娜是為了翻譯遲子建的小說《額爾古納河右岸》，專門到那裡去“采氣”——感受書中獨特的環境和人文氣息的。她選擇《額爾古納河右岸》，因為這本小說所描寫的鄂溫克人的生活——自然風光、生產方式、動植物，甚至住房穿衣吃食，都與瑞典這邊頗為相似，這樣的書，會使瑞典讀者感到非常親切。

由於她對國際文化交流的傑出貢獻，自今年4月份開始，安娜獲得了瑞典文化部給予的終身年金。從此她成了“職業翻譯家”，可以不用去上班，專心在家裡從事中國文學翻譯工作了。

安娜正在翻譯的另一本書是賈平凹的《秦腔》。讀者一定會問：對這部陝西方言很重的小說，她是怎麽翻譯的呢？安娜坦承，這本小說非常難譯——“不光人的對話，全書都是陝西口音”。賈平凹給了她用陝西方言朗讀作品的錄音，“瑞典語的陝西話該怎麽說？”——她還沒有想好。瑞典各地有許多方言，她隻熟悉自己家鄉的一種，但不能用這一種方言來翻譯，“否則讀者會想‘怎麽中國農村都像你老家那樣？’”

由此她體會到，翻譯是“越翻越難”。“能玩語言遊戲，對自己把握非常好的作家，經常是很難翻譯的作家。因為要求譯者也要同樣能夠把握自己的語言，要能在自己的語言裡找出同樣的玩法”。但她樂於迎接這種挑戰。“凡是我翻譯的作品，我基本上都很喜歡”，這就夠了。

顧彬：因李白愛上中國文學

談到怎樣走上中國文學翻譯路線，顧彬說，他最初迷上中國文化文學，是因為1967年他讀了一首李白的詩：“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孤帆遠影碧空盡,唯見長江天際流。”從此“中國詩歌一直為我所愛”。1968年他從學習希伯希來文、古代希臘文轉到古代漢語文，“每個星期學兩個小時漢語”。在當時的德國，很少人願意學漢語，“所有的人放棄了，因為找不到工作，沒有前途”。但他堅持了下來，因為“老師特別好”，還因為“漢語挺有意思的”。進而，他愛上了中國文學。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序言中他說：“四十年來，我把自己全部的愛奉獻給了中國文學。”

2006年，顧彬曾一度因“中國當代文學是垃圾”一說被許多人質疑，但他宣稱，那句話是被媒體誤解和放大了。他坦承自己確實偏愛中國古代文學：“我的心在古代，我愛中國古代文學。”他的博士論文，寫的就是唐朝的古物。1974年他第一次來中國，那還是在“文革”時期，他遇到了幾位“特別好”的老師，老師給他介紹了魯迅的作品。回國後，有德國的出版社來找他翻譯魯迅作品，於是他開始翻譯《孔乙己》和魯迅詩歌，“慢慢地從古代轉到現代、當代文學。但是我的心還是在古代”，他說：“我目前在德國最古老的一個出版社出中國古代思想家的叢書，一共十本，我已經出了八本。”

林恪：解讀中國故事的人

荷蘭翻譯家林恪的譯作書單令人怎舌——錢鍾書的《圍城》，蘇童的《我的帝王生涯》《米》，畢飛宇的《青衣》，白先勇的《孽子》，韓少功的《馬橋詞典》《女女女》以及魯迅、沈從文、周作人、史鐵生、朱文等作家的中短篇小說和散文等。目前他正與人合作翻譯《紅樓夢》。

2012年，他獲得了荷蘭文學基金會翻譯獎。這個獎，不僅要看翻譯品質，也得注重所做的“文化中介或推介”工作。林恪博士在翻譯的同時，還為多家報刊撰寫有關中國文學的評論。莫言獲得諾貝爾獎後，林恪專程採訪了莫言，撰寫了《思考“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一文。

談起他的譯作，有許多有趣的話題。

比如翻譯錢鍾書的《圍城》，最初吸引他的是小說中那種諷刺意味，“它的諷刺是落腳在每個句子上的”，“句句有著目的”。他說錢鍾書這個人像“一個翻倒了的書櫃”，知識博雜，“語言風格更讓我著迷”。錢的小說引經據典，布滿了文字遊戲，幽默又經常是好幾種語言交錯產生的；而且40年代的小說，文白混雜。譯這樣的小說無疑很有難度，但也充滿挑戰的樂趣。

《圍城》主人公方鴻漸談到婚姻是一座圍城時，開玩笑地用了“擺空城計”這個典故，於是林恪用古希臘“特洛伊木馬”的典故與之對應。兩個故事意思很相近，而方鴻漸受過西方教育，引用古希臘故事也很自然。但在第四章，當方鴻漸拒絕吃嶽父家送來的東西，他的父親“笑兒子要做‘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齊”，這個成語就不好翻了。因為“不食周粟”沒有對應的西方典故，況且方老先生又是舊式文人，也不宜用西典。在這種情況下，林恪只能加注解，說明伯夷叔齊是義士兄弟。

為了保持中國成語言簡意賅的特點，林恪經常嘗試用雅韻、頭韻或韻律來模仿荷蘭成語的味道，他認為這樣“可以更好地尊重原文的風格”。

又如翻譯《紅樓夢》，當初在中國四大古典名著裡選擇它，是因為它“最有意思，最像中國”，“它包羅萬象，包括社會、人情、宗教等等”，但它也很難譯。首先是書名，“紅樓”在荷蘭是妓院的意思，就從“石頭記”這個角度來切入。他們是三人合譯，每譯三五回，就一起開會討論，對各自風格進行調整、修改。林恪認為中國小說讓西方讀者難以接受的有兩點，一是結構，往往缺乏一條情節主線，二是缺乏心理活動的描寫。《紅樓夢》這兩個問題都有。西方的讀者喜歡敘述比較直線型的寫作，而《紅樓夢》是章回體，裡面有“很多很多的情節，很多很多各自獨立的小故事”；西方小說一般只有一兩個主要人物，而《紅樓夢》有300多個人物，人物性格的刻畫不是靠心理描寫而是靠對話來推動。他說：“這個東西必須先給荷蘭的讀者看，希望他們能夠讀懂，慢慢地適應。”他準備寫一個長長的序，向西方讀者解釋《紅樓夢》中涉及中國文化的許多問題。

林恪說，在中國小說的敘述方面，譯者大概只能充當一種間接的角色。也就是說，只能通過多翻譯、多介紹中國文學，讓西方讀者適應產生於另一種文化背景的文學藝術。在這個過程中，譯者不僅要考慮到外國讀者對中國文化的了解，而且還要考慮到他們對中國文化的想象和預想，希望這樣能夠“誘導”外國讀者，幫助他們逃出西方文化的“圍城”。

本文來源：鳳凰文化

轉自：成都翻譯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