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破解當下民俗活動的汙名化？

《中國美術報》第148期 美術新聞

在當下越來越多的民俗活動有著逐漸被汙名化的趨勢，究其原因，不難看到在打著“民間非遺”“傳統民俗”的旗號下被濫用的文化資源，使得民俗活動原本的文化內涵逐漸面臨喪失的風險，同時也削減了傳統民俗作為非遺所固有的文化價值和意義。這樣的一些偽民俗活動不僅消耗了原本存有的文化價值，而且也難逃被汙名化的厄運，在經歷了將傳統民俗活動的庸俗化、商品化、扭曲化等階段之後，偽民俗的特徵便凸顯了出來。

我們不禁感歎連原本來自最真實的民間之常俗都要到了去偽存真的階段了嗎？答案是肯定的。因為正是通過種種的表象，我們才能向內去反觀自己，什麽是具有民族性的文化，循著來時的“路”走回去。是什麽孕育了我們、孕育了我們的文化，形成了我們獨有的精神性？我們從哪裡來？往哪裡去？以及怎樣避免傳統民俗文化的集體失語。

此處借用一下西方學者對於偽民俗這一概念的界定。這一概念最早是在20世紀50年代由美國民俗學會主席道爾遜（Richard M Dorson）提出，他在一篇名為《民俗與偽民俗》的文章中講道：“打著地道的民間傳說旗號，假造和合成出來的作品。這些作品不是來自田野，而是對有文獻和報導材料不斷進行系列的循環的結果，有的甚至純屬虛構。”雖然不能講其一針見血，但至少將民俗與偽民俗加以區別。在這裡，西方學者習慣性的二元對立思維通常會陷入“A”與“非A”的純粹對立的模式中，但在我國的文化土壤下，偽民俗這一概念就來得更加複雜了。不可否認在真民俗與偽民俗之間通常存在著大量的“灰色地帶”，原汁原味的民俗活動被改頭換面，在商業行為的驅使下，地方政府迫於打造地區品牌的業績壓力、民眾對於自身文化內涵和形態的認識不清等問題一直存在。但是，我們在甄別的時候又要與完全臆造的偽民俗相區別。

傳統的民俗從其誕生之初就帶有鮮明的集體性，同時具有傳承性，舉例來說，我們通常稱自己為龍的傳人，“龍”是中華民族古老的圖騰也是最具代表性的符號，崇龍的習俗經歷幾千年的傳承，相關的民俗活動自南至北、從東到西，演化出各種各樣的形式。這一傳統非常典型地反映了農耕社會民眾的心理——即企盼風調雨順、五穀豐登。其實，在古代的中國所謂的“天時”（即“農時”）是整個氏族、部落、國家最高“機密”與頂尖“科學”。古代即有“龍星紀時”之說，簡言之，就是將六個星宿（角、亢、氐、房、心、尾）組成一組龍星。《左傳》中有：桓公五年“龍見而雩”，杜預注曰：“龍見建巳之月（即夏歷四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天，遠為百谷祈膏雨。”始知，農歷四月是“龍星”升天可以進行“雩祭祈雨”的日子。之後，便有“夫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國語·周語》）。此時的“龍星潛藏”便標誌著雨季的結束。在先民們賦予了“龍”之雨神、雷神的身份上，派生出了“龍抬頭”“賽龍舟”“舞草龍”“舞龍燈”一系列的慶典活動，在本質上講，這種民俗活動本身的形成是一種古代科學與智慧的流傳形式加以固化的結果。在與偽民俗相甄別過程中，儘管在表面上都會存在類似的慶典形式（如歌舞、遊行等），但是偽民俗僅僅流於表面，缺乏民族精神的認同，也無法引發民族情感上的共鳴，漸漸地導致正統的民俗活動也會受其影響產生被汙名化的趨勢。

真民俗與偽民俗就如同李逵和李鬼，在“李鬼”的粗製濫造和低級趣味下，使得“李逵”也面臨著被汙名化的社會問題。如果不加以區別而盲目取締，勢必會造成民族優秀精神文化財富的損失；但是，如果任由偽民俗的生搬硬造、不倫不類，則一定會造成社會資源的浪費、民眾對於傳統文化的失望與不自信。在尋求當下民俗活動被汙名化趨勢的破解之道上，我們所要做的首要工作便是將真民俗與偽民俗加以區別對待。真民俗者，則需要民眾投入更多的關注與關懷，需要更多的學者在文化層面上更加清晰和深刻地解讀，需要政府基於保留地方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要性及優秀民族精神財富的基礎上設立專項的財政支出項目和政策上的扶持，相關機構能夠切實可行地充當管理者和推行者的角色，那些優質的帶有鮮明民族特質的民俗活動不僅應該保留，而且應該被大力推崇。而對於偽民俗者，則需要堅決取締絕不姑息，相關文化機構應予以足夠的重視，加強管理的力度、提高處置的權限，從更高的層面上改善當下惡俗不堪、裝神弄鬼的文化環境，使得文化生態的“病”得以在一定程度上的治愈。

民俗活動被汙名化是一種消極的趨勢，同時也是一種信號，它的出現提醒著我們要對民俗活動加以重視。擁有廣泛民眾基礎、影響範圍廣大、對民族傳統的繼承和發揚起到重要作用的民俗活動應該被引導到正確的軌跡中去，在國際化日益加劇的今天，特別要重視民族文化傳承的重要性；同時，在舶來文化的衝擊下，切不可“食羊（洋）變羊（洋）”，如此種種，相信民俗活動被汙名化的問題便可被逐步消解。

（作者系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館員）

（本欄目文章僅為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