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世錦：中國經濟的“要害問題”

　　文/中國經濟50人論壇 劉世錦

　　中國企業一定要適應經濟增長速度的變化，現在的增長速度已經是7%以下，以後還會有5%-6%，甚至更低一些，大多數企業要有穩定的盈利，就需要盈利模式的轉型。這是從微觀層面上看中國經濟轉型面臨且必須解決的核心問題。

　　1、在低經濟增長下穩定盈利，歐美企業行，為何中國企業不行？

　　中國的企業大多是速度效益型增長模式，這一模式存在一個致命弱點，就是當速度開始下降時，效益隨之下降。

　　十幾年前我們做過研究，如果速度效益型的模式不變，GDP增長速度低於7%時，有40%甚至一半的企業會虧損。

　　我們的企業在高速增長時才能賺錢，但國外企業卻是另一種情況。美國平均增長速度2%-3%，日本1%-2%，歐洲甚至零增長，但大多數企業能穩定盈利。

　　所以，中國企業一定要適應經濟增長速度的變化，現在的增長速度已經是7%以下，以後還會有5%-6%，甚至更低一些，大多數企業要有穩定的盈利，就需要盈利模式的轉型。這是從微觀層面上看中國經濟轉型面臨且必須解決的核心問題。

　　2、五大改革要害

　　第一，加快打破行政性壟斷，著力降低土地、能源、通信、物流、融資五大基礎性成本。

　　根據研究，中國的這五大基礎性成本大概比美國等發達國家高出一到兩倍。中國平均收入8000美元，美國等發達國家超過4萬-5萬美元，我們的這些基礎性成本如此之高，令人困惑，值得深思。

　　除了資源稟賦外，主要還是相關領域不同程度地存在著行政性壟斷，競爭不足，效率不高。這些成本不僅直接影響到實體經濟，特別是製造業，還影響到民生，乃至整個國民經濟。

　　必須按照十九大報告所提出的，打破行政性壟斷，加快要素價格市場化改革。這方面已經講了許多年了，應當有標誌性的大動作，以彰顯改革的勇氣和決心。這將是一項最大的降成本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發展實體經濟、提高國民經濟效率至關重要。

　　第二，把減稅與稅改結合推進。

　　中國的企業稅率在國際上看並不算很高，但各種收費的負擔相當重，這樣算下來，稅費綜合水準就比較高了。

　　美國川普減稅後，國內減稅的呼聲也比較高。但在現有稅制且財政收支壓力大的情況下，實際上能夠減的太空並不大。

　　我國稅制改革的方向，應以間接稅為主逐步轉向直接稅為主。減稅要與稅改結合起來，才能有效推進。一方面，應當把房地產稅、環境稅等征起來，消費稅作為地方稅的一部分，相應降低企業生產環節的稅費。部分國有資本用於充實社保基金，相應降低企業上繳“五險一金”等的負擔。

　　第三，以管資本為切入點深化國資國企改革。

　　十九大提出推動國有資本做強做優做大，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管企業向管資本轉變的深化和提升，是國資國企改革思路的重要調整。

　　國有經濟必須實現戰略性調整，從傳統企業體制退出，從傳統的實物形態中退出，從過剩的、缺少競爭力的產業退出。

　　發揮國有資本規模大、直接體現國家和各級政府意志、對政府要求執行力強等獨特優勢，更多地集中於提供公共產品，如社保基金、保障性住房等；戰略性大型項目，如大飛機、核電站等；創新基礎設施，如國家實驗室等；國防建設、生態保護等領域。

　　第四，農村土地改革不能再拖了！

　　十九大報告提出以城市群為主的城市化，提出鄉村振興戰略，這兩件事情是內在統一的，鄉村振興實際就是城市體系在鄉村的延伸。

　　這些戰略的實施，必須加快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真正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就已提出的要求，農村集體建設用地與國有土地同價同權、同等入市，農民宅基地也要創造條件流轉起來。

　　人員、資金、土地等生產要素在城鄉之間進行市場化配置。把中國城市化下半程的土地紅利更多分給農民，真正保護和擴大農民利益，擴大最具潛力的中等收入群體。

　　第五，加快知識密集型服務業的開放。

　　中國建設現代化強國，差距最大的是服務業，重點是知識密集型服務業，包括研發、金融、谘詢、資訊服務等生產性服務業，醫療、教育、文化、體育等社會服務業。

　　知識密集型服務業有一個重要的特點，就是它的技術是軟技術，知識是不可編碼的知識，體驗性的知識。吸收這類技術、知識、經驗，一定要深度開放和合作，這與過去工業領域引進技術有很大不同。

　　同時，要以對外開放倒逼對內開放、改革和競爭，促進知識密集型服務業成為經濟轉型更新的重要動能。

　　3、中國人均GDP還不到1萬美元，絕不能自傲

　　中國人均GDP剛剛超過9000美元，還沒有到1萬美元，而發達國家一般都在4萬美元以上，美國是5.8萬，歐洲幾個國家超過8萬美元了。從整個經濟發展角度來看，中國現在仍然是個追趕者。

　　從1萬美元到4萬美元，都可以從發達國家身上尋找經驗，這裡邊很多東西都是要學習的。這個學習的基礎打牢了，將來創新才能創出新的東西來。

　　中國現在非常需要一個正確的定位。自信是必要的，但多跨出一步就是自傲，中國遠遠不到自傲的時候，虛心一定會使人進步。

　　中國的重點大學或者高水準的大學教育和研究，可以作為下一步開放的重點。

　　美國有很多的優勢，它最大的優勢是人才的優勢，集聚了全世界優秀的人才，我印象最深的不是白人，而是那麽多的黑人。

　　中國下一步怎麽能夠有高水準的教育和研究？如果沒有一大堆諾貝爾獎的創新出來，中國要成為創新大國很難，這個距離還是要拉長。

　　知識的積累，人才的積累，這需要好幾代人的努力，已經不能再拖下去了，否則若乾年以後，要成為真正的創新大國很難。

　　建議在中國創新比較活躍的地方，比如說深圳或杭州，搞一個高水準的大學教育和研究特區，實行一些特殊政策，在國籍、人才吸引、招生、經費管理等方面實行特殊政策。深圳的南方科大，杭州的西湖大學都可以試試。這樣下一步對外開放，它真正是上水準，上台階了。

　　4、創新的要害

　　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要解決一個關鍵性的問題，就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創新）。為了達到這個目標，需要推動以下方面的改革。

　　其一，解決好對增長目標的認識和機制問題。

　　十九大報告提出了新的“兩步走”的發展戰略，其中沒有關於GDP增長的指標。我們以後再也不能被那些不切實際的高增長指標綁架經濟發展。要解決這個問題，在經濟發展的目標上，我們以後更多的還是要關注就業創業、品質效益、經濟的穩定性、經濟的可持續性等方面。

　　其二，穩定社會、市場和企業家的預期，這一點很重要。

　　十九大報告中有幾句話值得關注，就是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是以完善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為重點，要實現產權有效激勵、要素自由流動、價格反應靈活、競爭公平有序、市場優勝劣汰。

　　另外還要注意一句話，就是激發和保護企業家精神。我覺得這傳遞了很多資訊，我們的社會、市場，特別是企業家都應看到，中國有一個清晰的長遠的發展目標，正在堅定地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我們要創造一個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要保護產權，包括人身權、財產權、人格權。

　　其三，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降低全社會的土地、能源、通訊、物流、融資成本。

　　這些在十九大報告中都強調了，特別提到要打破行政性壟斷，加快要素價格市場化改革等。這裡有一個很現實的問題，也是我們最近討論比較多的、感到很困惑的問題，就是中國現在的實體經濟特別是製造業，相當多的成本比發達國家都要高。

　　其四，推動國有經濟布局調整，結構優化和戰略性重組。

　　關於這方面，應特別關注十九大報告中的一個提法，就是“推動國有資本做強做優做大”，這應該是對十八屆三中全會講的“從管企業向管資本轉變”進行再一次的延伸、提升。

　　其五，更加重視創新環境的建設。

　　我國在創新上的優勢主要體現在產業應用和市場推廣上，原始創新或源頭創新甚少，短板主要在基礎研究和大學教育。補上這一短板所面臨的挑戰是，如何形成有利於自由探索的思想市場、鼓勵創造性的學術規範和包容性促進機制。

　　最後，進一步提高開放的品質和水準。

　　我們現在還處在追趕期，還需要謙虛謹慎，還需要去學習，有些方面甚至還需要去模仿，當然今後我們的創新會越來越多。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中國還要繼續吸引外資，並不是因為缺資金，而是缺資金背後的技術、管理、供應鏈、品牌、行銷管道等東西。針對這一點，十九大報告指出，凡是在我國境內注冊的企業，都要一視同仁、平等對待。這一點應當在實踐中貫徹落實。

　　5、中國經濟是否已經觸底？

　　經濟增速逐步下行，有些人相當悲觀，擔心中國經濟到底還有沒有底？我的觀點是，不要那麽悲觀，中國經濟已經接近底部，而且已經開始觸底，逐步進入中速增長期，這是一個大的判斷。

　　高投資要觸底，主要是基礎設施、房地產和出口這三大需求要觸底，或者通俗地說，這三隻靴子就要落地。

　　目前出口已經回落，基礎設施投資的最高點已經過去。房地產也是如此。美國、英國、韓國、日本人均GDP達到1.1萬國際元的時候，房地產投資都接近歷史需求峰值。經過我們測算，中國佔房地產投資70%的住宅歷史需求峰值是1200萬-1300萬套，已在2014年達到。此後，房地產投資增速會逐步回落。

　　2016年一季度，由於一線城市房價上漲，房地產投資開始回升，有人又變得樂觀起來。我們提出，這只是短期回升，不可持續，還會往下。

　　一說觸底，有人就會興奮起來，馬上想到一個詞叫“觸底反彈”。最近有些觀點認為中國經濟增速將會上7%，還能持續一些年。

　　但我們認為大的V型或U型反轉是不可能的。如果采取某種激烈的刺激措施，也不排除偶然會上7%，但一年都撐不下來，而且必然會大起大落，副作用很大。這裡所說的觸底，確切的含義是指“穩住了”，不再明顯地持續下降，然後平穩進入中速增長平台。

　　6、地方政府的角色轉變

　　推動高品質發展的地方競爭機制，首先要解決發展的目標、評價和激勵體系問題。GDP掛帥不能再搞了，用什麽樣的新指標，需要深入研究。

　　一個辦法是找一個新的主要指標，如就業；另一個辦法是找若乾個反映高品質發展的指標，如就業創業、品質效益、穩定性、可持續性等方面的指標，形成一個指標體系，或綜合系數。

　　接下來就是地方競爭的內容，與高速增長期相比，將會有很大改變，包括促進產業轉型更新的營商發展環境的競爭；培育創新環境、聚集創新資源、成為區域創新中心和創新性城市的競爭；吸引中高級更新生產要素、形成合理分工結構的競爭；“讓人們生活更美好”的城市發展模式競爭；以人民為中心，創造性、包容性、穩定性內在一致的社會治理方式競爭，如此等等。

　　7、讓“老經濟”釋放新動能

　　如何使“老經濟”釋放出新動能？關鍵是要讓“老經濟”加上新體制、新機制、新技術、新商業模式。

　　從這個角度看，釋放新動能，大體上應著眼以下幾個領域。

　　製造業投資的成本一直受到市場關注。在社會生產運營成本結構中，能源、電信、運輸、融資等成本佔有相當大的比重，這部分成本降不下來，與這些領域不同程度地存在行政性壟斷直接相關。

　　比如，在石油天然氣行業中，除了“三桶油”，包括地方國有煉油企業在內的其他企業受到諸多限制，民營企業進入更為困難；發電企業競價上網進展遲緩，輸電價格不盡合理；

　　我國有世界上最多的電信用戶和最大的電信運營商，電信運營成本理應最低，但資費高的問題依然突出；

　　鐵路特別是高鐵建設成就舉世矚目，但其運營和服務水準與其他競爭性運輸行業相比仍有差距；

　　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由來已久，銀行上市公司利潤佔到全部上市公司利潤的一半以上，中國金融業佔GDP的比重甚至超過美國等金融業發達國家，表明銀行和其他金融行業在市場開放、資源優化配置方面存在的問題不容忽視。

　　因此，可以在基礎產業領域采取一系列實質性的改革舉措，如石油天然氣行業允許地方煉油企業和其他民營企業進入上下遊，通過上海石油交易所打通國內國際原油和成品油市場；在發電、配電環節逐步形成競爭性市場，輸電環節也可通過特許權或經營者競標，在一定程度上引入潛在競爭者；在鐵路系統開展網運分離等引入競爭的探索；組建一兩個以民營資本為主的基礎電信運營商，改進電信市場的競爭結構；在金融市場推動更多鼓勵支撐實體經濟、提高專業化服務水準的準入和競爭。

　　基礎產業放寬準入，也是國企混合所有製改革的主戰場。“混改”可以在兩個層面上理解和展開，一是在國有企業股權結構中引入非國有投資者；二是在國企壟斷的行業中引入非國有企業。前者可稱之為“企業混改”，後者可稱之為“行業混改”。從實際經驗看，後者更易操作並取得成效。這類改革在提高行業效率的同時，也將帶來可觀的投資增量。

　　近期地區和產業發展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分化”，在部分企業盈利回升的同時，另外一些企業（在有些行業是多數企業）日子並不好過。這種態勢反映了經濟接近底部、轉入中速增長的一個規律性變化。當需求相對收縮、供給側競爭加劇，分化就不可避免。那些在轉型更新或創新方面率先行動的企業會形成新的競爭優勢，反應遲緩或不行動者將“被組合”或被淘汰出局。

　　適應供給側競爭機制面臨多方面挑戰。例如，所謂“落後產能”，是以技術裝備的容量大小，還是以實際市場競爭力狀況作為判別尺度？去產能，是人為減少生產時間，還是使無競爭力生產能力特別是僵屍企業退出市場？兼並重組，是讓優勢企業主導，一加一大於二，還是行政性地“拉郎配”，讓好企業背上差企業？如此等等。

　　思路和機制對頭，優勢企業將加快成長；不對頭，則可能使去產能成為曠日持久的拉鋸戰，甚至拖垮好的企業或行業。

　　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服務業佔GDP的比重至少還有20個百分點的上升太空。生產性服務業是增長潛力最大的領域，其中包括研發、金融、物流、資訊服務等行業。另一個重要的增長領域是與居民消費結構更新相關的行業，如醫療衛生、養老、教育培訓、文化娛樂、體育等。

　　互聯網技術是近年來最引人注目、超出預期的一個領域。通過加深資訊密度、減少或消除資訊不對稱、線上線下結合優化資源配置等，提升了部分領域的效率，改變了人們的衣食住行方式。可以預見，互聯網與流通和消費端的結合只是序幕，與生產領域的深度融合具有更大潛能。

　　這個領域也表現出典型的“創造性破壞”特徵。在網購快速增長的同時，傳統商業減速或衰落；網約車則受到了傳統計程車行業的抵製；互聯網金融行業魚龍混雜，在看起來創新活躍的同時，不乏傳統欺詐借道互聯網技術的案例。

　　管理者面臨的挑戰是，如何在順應互聯網融合實體經濟大勢的前提下，在發展初期給創新者更多的太空，允許他們試錯、糾錯，同時謹慎處理好“創造性破壞”帶來的諸多衝突和矛盾。

　　比如，鼓勵傳統商業搭互聯網快車，實現業態轉型；通過培訓、拓展管道等，促進就業結構調整。難度更大的或許是監管者需考慮如何跳出“要麽全放、要麽全管”的行為慣性，通過監管理念和方式方法的創新，提高對互聯網時代經濟活動新特點的適應性。

　　(本文作者介紹：全國政協委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黨組成員、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