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個人再也編不出故事，他該怎樣繼續寫下去？對於作家來說，喪失虛構能力也許並不全是一場災難，而可能是一個啟示、一個機會，呼喚你真摯地面對生活。
今天的文章是作家兼譯者孔亞雷向我們推薦的《我的奮鬥六部曲》。面對生活的重量，卡爾·奧韋·克瑙斯高決定放棄，轉而去寫那些讓他無法寫作的東西。這無疑等於文學上的自殺，但卻引發了意料之外的重生。
▲《八部半》劇照
2007 年，卡爾·奧韋·克瑙斯高猶如困獸。他身高一米九，金發，英俊，有三個孩子（一兒兩女），住在瑞典的海濱小城馬爾默。他三十九歲。他是個挪威作家——小說家，準確地說。他出版過兩部頗受好評的小說：《出離世界》（挪威文學評論獎）和《萬物皆有時》（北歐文學獎）。他正在寫第三部——那正是他困境的來源：他寫不出來。他已經寫了六年（從妻子懷上第一個孩子到第三個孩子出生），他知道自己要寫什麽（父親的中年離家，父親的死，自己青少年時期的第一次醉酒），他自信有才華和天賦，但是——他就是寫不出來。一片空白。寫作瓶頸。他被卡住了。阻礙他前進的清單中包括：紙尿布、睡眠不足、洗碗、洗衣服、做飯、打掃、香煙、酒、妻子、孩子、幼稚園、鄰居、朋友、妒嫉、虛榮、焦慮……一切。或者說，生活本身。
生活本身讓他無法繼續寫作——無法繼續虛構，準確地說。他發現自己似乎失去了虛構的能力：他無法再去編一個故事。因為如果說“虛構”是一道光，那麽現實生活就像黑洞，一切都被吸入其中，任何東西都無法從中逃逸。相比堅不可摧的現實，虛構顯得可憐、可笑，甚至可恥。但虛構——哪怕是沒什麽故事的虛構——難道不正是一個小說家最基本的責任？更不幸的是（或者應該說，幸運的是），我們的克瑙斯高先生具有一種高強度的、近乎自虐的責任心，無論是作為兒子、父親、丈夫，還是小說家。
▲《我的奮鬥》英文版封面
這也解釋了為什麽他會如此痛苦、焦躁、迷茫、堅持、絕望，直至最終，頓悟跟克瑙斯高筆下的其它許多時刻一樣，這次頓悟被描繪得具有雙重色彩：既日常又神秘。它來自最平凡的日常體驗，卻又帶著一種淡淡的，半神啟式的光暈：
當我坐在這裡寫下這些話的時候，我才意識到三十多年已經過去了。我在面對的窗玻璃中能模糊分辨出自己臉的映像。除了一隻眼睛，它在閃爍，以及下方緊挨著它的那部分，微弱地反射出一點光亮，整個左臉都在陰影裡。兩道深深的皺紋切開我的前額，每邊臉頰都被一道深深的皺紋橫貫而過，這些皺紋似乎都被填滿了黑暗，再加上嚴肅凝視的眼神，微微下垂的嘴角，很難不認為這是張陰鬱的面孔。
是什麽雕刻了我的面孔？
今天是 2 月 27 號。時間是晚上 11:43。我，卡爾·奧韋·克瑙斯高，生於 1968 年，此刻寫下這些話的時候三十九歲。我有三個孩子——維佳、海蒂和約翰——這是我的第二次婚姻，妻子叫琳達·博絲特默·克瑙斯高。他們四個正在我周圍的房間裡安睡，這是馬爾默的一套公寓，我們已經在這住了一年半。
2007 年 2 月 27 號晚上 11:43。在克瑙斯高的第三部小說，長達六卷本（近四百萬字）的《我的奮鬥》中，這是個類似宇宙大爆炸的奇點時間。一切都由此開始（事實上，我們會在第二卷看到，雖然這段並不是真正的小說開頭，但它的確是他為這部巨型作品寫下的第一段話）。
▲卡爾·奧韋·克瑙斯高
一切都以此為軸心向外輻射、擴散、旋轉。正是在這一刻，當他凝視著玻璃窗中自己幽靈般的面孔，當他寫下“我，卡爾·奧韋·克瑙斯高”，他產生了一個頓悟：既然生活讓我無法虛構，那麽我就來寫寫這個讓我無法虛構的生活。既然紙尿布、睡眠不足、洗碗、洗衣服、做飯、打掃、香煙、酒、妻子、孩子、幼稚園、鄰居、朋友、妒嫉、虛榮、焦慮……一切都讓我無法寫作，那麽我就來寫寫這讓我無法寫作的紙尿布、睡眠不足、洗碗、洗衣服、做飯、打掃、香煙、酒、妻子、孩子、幼稚園、鄰居、朋友、妒嫉、虛榮、焦慮……一切。既然我無法虛構，我就不做任何虛構，姓名、時間、地點、事件——統統照搬現實。總之，這是一次對虛構，對“編故事”的徹底放棄，並且這種放棄因為精疲力盡而顯得更為從容不迫。
於是它成了一場對自我的超級凝視。正如這個頓悟場景所暗示的，他久久注視著鏡中自己的臉：“是什麽雕刻了我的面孔？”這無異於在問：是什麽雕刻了我的生活（這令我無法再去虛構的生活）？這 3600 頁的六卷本就是他的回答：是死亡（第一卷：父親的葬禮），是愛（第二卷：戀愛中的男人），是童年（第三卷：男孩島），是工作（第四卷：黑暗中的舞蹈），是夢想（第五卷：雨必將落下），是思考（第六卷：終結）。
《我的奮鬥》
[挪威]卡爾·奧韋·克瑙斯高 著
林後 譯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出版
這很容易讓我們想到費裡尼那部著名的電影《八部半》。兩者的主人公都是深陷中年困局的藝術家（一個是導演，一個是小說家），他們的危機都來源於自己的創作（《八部半》中的導演圭多——他完全可以被看成是費裡尼本人的分身——正在籌拍一部科幻巨片，而克瑙斯高則不停地說——以致於聽上去就像某種咒語——自己要寫一部《白鯨》式的傑作），而最重要是，面對危機，他們最終采取了相同的解決辦法，一個沒有辦法的辦法，那就是展示危機本身。圭多在片中的名言是：“我無話可說……但我還是想說”，他接著又說，“我要把所有東西都拍攝進去”。這幾句話同樣也適用於克瑙斯高：我沒故事可寫......但我還是想寫——我要把所有東西都寫進去。從“一無所有”到“所有一切”，這兩者之間有邏輯關係嗎？D.A. 米勒在對《八部半》的精彩論著中曾這樣寫道：“如果你無法拍攝所有一切，那麽無就成了真正的完美。但如果像圭多一樣，你不可能選擇無，那麽所有一切就是最好的替代……（於是）我們似乎從一種消極的混亂轉化為一種積極的混亂，從思想貧乏轉化為取之不盡的個人總體性。”
▲電影《八部半》日版海報
但這種“取之不盡的個人總體性”很快就必須面對一個新的問題：這種極端的自我沉溺有什麽意義？（用《八部半》中的新聞發布會上兩個記者的話說，“你是不是太把自己當回事了？”“你真的以為你的個人生活能引起別人的興趣？”）時間已經回答了這個問題。拍於 1963 年的《八部半》已成為名垂影史的傑作，而《我的奮鬥》則是 21 世紀初最引人注目的文學現象之一（它的英文版已經出到第四卷，中文版剛剛推出第一卷），它讓全球無數讀者心醉神迷——就像一部成人版的《哈利·波特》，雖然它既沒有魔法，也沒有情節（幾乎沒有）。這也許再次說明了一個古老的真理，那就是不管我們願不願意承認，其實我們每個人都很把自己當回事，而我們最感興趣的，永遠是我們自己的個人生活。即使當我們在閱讀別人的生活時，我們也是在為自己的生活尋求共鳴、對照，或者補償。事實上，那正是閱讀——尤其是閱讀小說——最深層、最本質的原因，不是嗎？而所謂文學，難道不正是為更有效地製造這種共鳴、對照或補償所產生的各種技巧的總稱？所以《我的奮鬥》的成功秘密並不是有些人認為的“自曝隱私”或“小說真人秀”，它真正的秘密在於，克瑙斯高似乎在有意無意之中發展出了一種新的文學技巧——由此我們的閱讀共鳴被提到了一個新的、前所未有的高度。
我們已經多久沒有如此全身心地、不知不覺地、無法自控地融入一個角色了？巴爾扎克之後？狄更斯之後？經歷過喬伊斯、卡夫卡、貝克特、羅伯·格裡耶、輕快得幾乎令人有罪惡感。他的敘述似乎帶著一種速度感（這也許是因為他寫得很快，據說他最多一天能寫一萬字），一旦踏入其中，我們便像登上了一輛風馳電掣的高速列車，但同時一切又都是清晰的、安穩的——這是一輛磁懸浮列車。他取消了與風格的摩擦。雖然他描寫的對象包羅萬象極其繁瑣，但他使用的句子卻是雷蒙德·卡佛式的，簡潔、透明、流暢，極富節奏感，我們幾乎要被它們席卷而去——那也正是它為什麽會讓人手不釋卷，即使沒有魔法沒有虛構沒有情節，即使喝一杯咖啡可以寫上二十頁，因為：你怎麽可能跳下一輛飛馳的磁懸浮列車？
▲喬伊斯《芬尼根守靈夜》中複雜的結構
除了這種節奏感，這種白描式的速寫手法，克瑙斯高敘事中的另一個驚人之處是“反諷”的完全缺失。在這裡，語句的節儉克制與情感的毫無克制形成了鮮明對比。他哭，他怨恨，他憤怒，他溫柔，他嫉妒，他掙扎、奮鬥（是的，即使這惟一帶有一點反諷色彩的，來自希特勒的標題，《我的奮鬥》，最後也顯得無比貼切）……他幾乎毫無掩飾地展現了人類所有的正常感情，而這對於現代小說是一件極不正常的事。如果我們說，《我的奮鬥》是近五十年來最真摯的一部小說（它的確是）——那麽這聽上去更像是一種汙辱，而不是讚美。因為“真摯”這個詞——至少對現代小說而言（更不用說後現代了）——已經徹底淪為貶義。從本雅明到昆德拉，“反諷”已經成為現代寫作的必備裝置，其重要性就像保險套之於做愛，因為只有這樣才能阻止文學的艾滋病：媚俗。那麽，克瑙斯高憑什麽免疫？
憑借放棄。因為正如我們在一開頭就看到的那樣，《我的奮鬥》並非源自某種希望、靈感或者創意，而是源自徹頭徹尾的失敗和絕望。2007 年 2 月 27 號的那個晚上，當克瑙斯高決定徹底放棄虛構的時候，他知道那也意味著他要放棄所有偽裝，所有偽善，甚至所有風格。這是一種近乎自暴自棄的，悲壯的“真摯”。有哪個作家會（敢）在作品中數十次地反覆抱怨做家務讓自己無法寫作？有誰敢公開聲稱自己覺得父親“還不如死了好”？這種“真摯”毫無媚俗迎合之意，它更像是一種對生活本身的復仇，一種“文學自殺”。但出乎意料的是，借助輕盈靈巧的敘述，這種毫無反諷、全盤坦白的“真情寫作”獲得了比內斂的“零度寫作”更為強勁的效果。我們變成了他。變成了他的眼睛，他的思想，他的孤獨，他的愛。（當他抱著自己幼小的女兒感歎，“哦，天哪，她小小的心在跳！跳得多麽強勁！”我們仿佛也能感受到——不，摸到——她那小小的、溫暖而強勁的心跳。）
▲作家、譯者 孔亞雷
《八部半》以導演圭多在新聞發布會上鑽進桌子下開槍自殺而告終，而在《我的奮鬥》最後一卷裡，卡爾·奧韋·克瑙斯高欣慰地宣布“我已不再是個作家了”。《八部半》裡的“半部”代表著什麽？那部令人絕望的，永遠拍不成的科幻大片？還是這部沒有故事，自我映射的電影本身？從某種意義上，我們也可以說《我的奮鬥》的六卷本是“六部半”。那隱形的“半部”代表絕望、放棄，和完美。那“半部”告訴我們，無論我們多麽在意自己的人生，無論我們每個人多麽情不自禁地把自己當回事，我們最終都將歸於塵土，無足輕重。但我們應該把這種對自我重要性的放棄當成一種動力，一種反抗，一種安慰。就像克瑙斯高在第一卷，《父親的葬禮》的結尾，當他最後一次面對父親屍體時所寫的：
現在我知道他死了。現在，曾經是我父親的這樣東西已經跟他躺在上面的桌子，或者擺放桌子的地面，或者窗戶下方的牆面插座，或者通向他身邊那盞燈的電線，毫無區別了。因為人類不過是世界在永遠不斷製造的許多東西中的其中之一……而死亡，以前我總認為它黑暗，複雜，是生命中最重大的問題，其實不過是一條漏水的水管，一根風中折斷的樹枝，一件從衣勾滑落的外套，然後掉落在地上。
（文章首發於新京報書評周刊）
編輯丨烈女西門慶
圖片來自網絡
▲距單向歷二〇一九上市還有 2 天。
▼▼直面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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