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聽好書」為你推薦複旦大學教授張新穎的新書《沈從文的前半生:1902－1948》，加上小課前兩天為大家推送的文章，相信你已經對沈從文的前半生有所了解。
那麽，為什麽張新穎會先寫沈從文的後半生，再寫前半生呢？從寫作到文物研究，沈從文的事業為什麽會有如此大的轉變？張新穎在《沈從文的後半生》一書中都寫了什麽？
張新穎提到，如果我們把沈從文後半生這麽漫長時間的經歷看成一個故事的話，這個故事不是一條單一的線，它是多向度的、立體的，有很多層次疊加融合在一起。
讀了這篇，你會找到答案。
絕境，和在絕境中創造事業的故事
這本書一開頭，這個人（沈從文）就精神崩潰、自殺，一般來說，按照時間順序，不會一開始就敘述一個故事。一開始就這麽一個劇烈的衝突，一個極端的情境，往後怎麽寫呢？但是他的人生就是這樣的，一九四九年就經歷了這個，一個人走到絕境，走到走投無路的地方。這個絕境，是時代本身壓給他的，是時代的轉折壓給他的，因為到了這個關口，他以前的創作方式沒有辦法繼續下去了，他的事業被摧毀了。
還有另外一個方面，一個人要走到絕境，其實是有他自主選擇的成分在。因為時代的巨大轉折和壓力，不是沈從文一個人所承受的，很多人都在承受，為什麽只有這一個人要走到精神崩潰去自殺的程度？當然，沈從文個人當時的現實處境有非常特殊的地方；除此之外，我想這當中，就還有一個勇氣的問題，有一個人的大勇敢在。
1969年12月，沈從文下放湖北鹹寧“五七乾校”，先期下放的張兆和，趕到沈從文借宿的452高地看望。沈龍朱 攝
我們人這種動物，本能裡面就有自我保護的反應機制，當碰到危險的時候，碰到絕境的時候，我們會有各種各樣的辦法避開它，繞開它。一九四九年也不是說沒有這種辦法，可以稍微妥協一點，可以隨波逐流，大家怎麽做你就怎麽做，順大流。當然“隨波逐流”是一個不太好聽的詞，那換成好聽的“與時俱進”就可以了。這樣一來，這個絕境就避開了。可是這個人就是不肯、不能稍微圓通一點。他就是要一條道走到黑。這樣的結果他是知道的，非常清楚。
一個人敢於把自己的人生走到最底部，和不敢走到這樣的境地，是有差別的。差別在於，當我們本能地避開人生最絕望、最可怕的境地之後，在精神和心理上，我們的人生永遠會有可怕的東西躲在暗中。可他不是，他死過一次了，當他死過一次再活過來的時候，就沒有什麽可怕的了。避開可怕的絕境一直在活著的人，那個活著的狀態，有一種可能是苟活，是在不死不活的狀態，而他死過了一次再活過來，那真的是活了，而且再也沒有什麽力量能夠讓他再死一次，如果他自己想活的話。在後來的歲月裡，比如說在“文革”當中，沈從文的遭遇要慘多了，但是他再也沒有像一九四九年那樣精神糾結反覆，以致崩潰。
沈從文“文革”後期與黃永玉家人等合影
所以，從死過一次再開始活過來的後半生，有這麽一個特殊的起點，糟糕到底的起點，卻也是一個了不起的起點。我們一般人不會有這樣一個最低的起點，可就是這樣的一個起點，才奠定了以後的路是往上走的路。
我要講絕境，要講在絕境當中活過來，而且活下去，還有一個怎麽個活法的問題。沈從文自殺，是因為他的文學事業不能繼續了，他是一個把生命和事業聯繫在一起的人，所以要活下去，就還得有事業。這個地方就顯出這個人特殊的本事，他能在絕境中創造事業，文學不行了，就另辟新路。我們都知道他轉身投入了文物研究的事業，並且在這個轉過來的領域裡作出了獨特的貢獻。
其實往前、往後想想，這也不是他唯一一次面臨絕境，隻不過這一次非常慘烈。他年輕的時候從湘西的部隊跑到北京，生活沒有著落，考大學考不上，也不知道要幹什麽，但硬是從這樣一個低的起點，從無到有，一點一點闖出來，成就了文學上的事業。往後看，比如說“文革”當中，他下放到湖北鹹寧乾校，好不容易改行創造的第二份事業—文物研究—又到了絕境。沒有任何的書、任何的資料，怎麽做研究？而且身體的狀況特別差。又一次到了人生底部，能不能乾點可以乾的？所以他再做改行的打算和實驗，認真嘗試舊體詩的寫作。他有一種從絕境當中創造事業的特別性格。
1961年，沈從文在中國歷史博物館講授古代絲織品知識
後來我慢慢體會到，這個性格的背後，其實是生命的創造能量在支撐，是創造的能量要求釋放，要求落實到具體的事業上去。
沈從文一九四九年的絕境是比較戲劇化的、衝突極端激烈的時刻，但絕境絕不只是那樣的時刻；其實可以把他漫長的整個後半生，就看成一個漫長的絕境。整個漫長的後半生就在對抗這樣的一個絕境，以創造事業的方式，以日複一日的方式。
毋庸諱言，我們的注意力通常會被更為戲劇化的絕境時刻所吸引，但我想說，比起絕境來，在絕境中以日複一日的努力創造事業，是更有意義的。
個人和時代關係的故事：超越受害者的身份
寫這本書，我想寫的不是沈從文他們這一代知識分子普遍的遭遇，我寫的不是一代人或者幾代人的一個典型，我寫的不是一個模式的故事，我寫的就是這一個人。這一個人和他同代的很多人不一樣，和他後代的很多人不一樣，我就是要寫出這個“不一樣”。他是一個不能被放在一個共同的模式裡敘述的人。不一樣是因為他有一個自我，這個自我和時代的巨大潮流、壓力之間形成一種關係。偏離在社會大潮之外，自己找一個角落做自己的事情，沈從文是這樣的一個人。
《沈從文的後半生》，張新穎著
我反覆講過這本書的封面設計，用了沈從文在一九五七年五一節畫的上海外白渡橋上的遊行隊伍和黃浦江裡一隻遊離的小船的即景圖，這幅圖的位置關係很有意思，我把它解讀成一個隱喻，隱喻他在轟轟烈烈的時代潮流之外，找到很小很小的、特別不起眼的、你會忽略的這樣一個角落，來做自己的事情。
一般來說，知識分子是不願意待在角落裡的，知識分子要做時代潮流的引領者，要做弄潮兒，如果不能，至少要跟上，不能落伍不能掉隊。可是若乾年之後你回過頭去看，偏偏是這樣和時代潮流隔著距離，在這樣一個誰都不會去理睬的角落裡的人，才做成了事業。為什麽會這樣？個人要處在什麽樣的位置，才能和時代之間形成一種有意義的關係，這個意義不僅僅是對於個人的，而且也是對於時代的？
個人和時代之間還有一個問題，我特別想講這個問題。毫無疑問，沈從文以及沈從文的那一代人甚至後面的幾代人，他們是劇烈變動時代的受害者，遭受了很大的摧殘和屈辱。受害者這樣一個身份，是時代強加的，沒有人願意做受害者。所以這是一個完全被動的身份。但是，當那個時代過去以後，比如說“文革”過去以後，很多人會願意強調自己受害者的身份，突出自己受害者的身份。這是人之常情，容易理解；而事情的另一面是，這樣一來，不管是在意識裡面還是在無意識裡面，等於承認了時代強加給個人的被動的身份，也等於變相地承認了時代的力量。在一個變化非常大的時期，一個人除了是一個受害者，還有沒有可能通過自己的努力，去超越受害者這樣一個被動的身份，自己來完成另外一個身份？避免只有一個被動接受的身份，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
1981年，沈從文在美國東西海岸的高校演講
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沈從文的境況已經有了很大的好轉，他可以出國講學了。他在美國做演講，做了二十幾場，演講的內容一是講文學，二是講文物。講文學隻講一個題目——二十年代他剛剛到北平時候的文壇情況。講文物的題目就很多了，扇子、絲綢等。他準備了大量的幻燈片，一講起來就很興奮。
可是他也知道，來聽他演講的人更希望聽到的是他在一九四九年以後的遭遇，他們更希望從這個人口中親自證明這樣一個時代強加給知識分子的各種各樣的殘害力量，希望聽到受害者的證詞。在此前前後後很長的時期裡，到海外的中國作家演講，只要講這個題目，聽眾的反應一定是非常熱烈的。可是沈從文就不講。
很多人會猜測，他是不是過於謹慎？是不是很膽小，很害怕？我已經說過，他死都死過了，還會害怕什麽？他有他自己主動創造的身份，這個身份要比受害者的身份更有意義，對他也更重要。
他講了這麽一段話，特別樸素特別誠懇。他說：“在中國近三十年的劇烈變動情況中，我許多很好很有成就的舊同行，老同事，都因為來不及適應這個環境中的新變化成了古人。我現在居然能在這裡快樂的和各位談談這些事情，證明我在適應環境上，至少作了一個健康的選擇，並不是消極的退隱。特別是國家變動大，社會變動過程太激烈了，許多人在運動當中都犧牲後，就更需要有人更頑強堅持工作，才能保留下一些東西。”—他說的是“一個健康的選擇”和頑強堅持的工作，這個選擇和工作讓他超越了單純受害者的身份。
沈從文後半生的故事是一個人自我拯救的故事，也可以說是一個人對一個時代救贖的故事。這樣說會不會有點誇大？一個人的力量可以補救一個時代的荒蕪嗎？從數量上，是不可能的；可是換一個角度來看，如果一個時代連一個做事情的人都沒有，和有許多的個人—沈從文當然不是唯一的這樣的個人—來做事情，是不一樣的。有這樣的個人，證明這個時代還不可能把所有的人都摧垮，也證明人這個物種不可能被全部摧垮，證明人這個物種還可以存在下去，還有存在的價值。超越受害者的位置，超越時代強加給你的身份，自己創造另外一種身份，這是一個了不起的事情。
原標題《沈從文的後半生：這是什麽樣的故事》，本文節選自張新穎的《九個人》，原文為作者二〇一四年九月十三日在上海思南讀書會·文學之家的演講，有刪減。
*原文較長，此篇為文章的上半部分，今日推文的第二條即為文章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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